1922-1923
到了１９２２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圍集中了各個階級的人士，他們的文化程度與職業也大相徑庭。儘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與他一樣，贊同民族主義，恐懼馬克思主義。其中有兩名飛行員：赫爾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戰鬥機飛行員，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飛行團”的最後一名指揮官；另一名是魯道夫·赫斯，此人在戰爭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團的一名軍官，戰爭結束時成了一名飛行員。雖然兩人都出身富裕家庭，兩人都堅信希特勒是德國之前途的答案，但兩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氣上都顯著不同。
戈林為人輕浮，裝腔作勢，性格外向，易與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親曾當過區法官，後被俾斯麥委任為帝國西南非委員。他結婚兩次，有８個孩子。戈林排行倒數第二，是個學者，但對此他毫不在乎，意在從戎為國效勞。通過他的教父的關係，他加入了”普魯士皇家青年軍”，在戰鬥中出了名，在參加了第２７次空戰後，獲得了一枚最高軍事獎章“功勳獎章”。停戰後，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飛行員，與一有夫之婦卡琳·馮·坎佐訂了婚。卡琳的父親出身瑞典的貴族，母親則出身於愛爾蘭一釀酒家庭。一俟她最後辦妥離婚手續，他倆便立即結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國，以“洗雪凡爾賽的恥辱，雪失敗之恥，剷除通過普魯士心臟的長廊”。他考進了慕尼黑大學，學的是歷史和政治學，但更使他感興趣的卻是現實中的政治。為此，他曾擬在經沙場考驗的軍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黨。 “我記得，他們曾開會討論為這些軍官提供膳宿的問題。'你們這些笨蛋！'我對他們說，'難道你們認為，一個乾練的軍官會找不到一張床來睡覺嗎？連一個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媽的，眼下還有更緊要的事情呢！'不知誰老著臉皮，我在他頭上給了一下子。當然了，大家哄堂大笑，會議也就結束了。”他領導革命的企圖也就到此告終。直到１９２２年秋天的一次群眾大會上，他才找到一個值得追隨的人。這次大會在科尼希廣場召開，目的在於抗議盟國讓德國交出所謂戰犯的要求。各黨派的發言人紛紛上台。
後來，群眾在高喊，“希特勒！”事有湊巧，原來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們已在年初結婚），他們偶然聽到他說，他根本不想“給這些馴服的資產階級海盜講話”。那時，希特勒身穿軍大衣，腰間扎著皮帶。他身上的某種東西感染了戈林，於是，戈林便在紐曼自助餐館參加了一次黨的會議。
“我在後邊坐著，不敢冒昧。我記得，那次會議有羅森堡。希特勒對為何未作發言作了解釋。他說，那樣不痛不癢地講，哪個法國人也不會失去睡覺的機會的。你必須用刺刀支撐你的威脅。是的，這才是我要聽的。他要建立的是一個能使德國富強、能粉碎凡爾賽條約的政黨。'不錯'，我對自己說，'這才是適合於我的黨！打倒凡爾賽條約！他媽的，這才合我的胃口！'”
在黨的總部，他填了一張入黨申請表。這樣一位戰爭英雄竟出現在這樣一個破舊的辦公室裡，這肯定引起了轟動。他回憶道，“反正有人告訴我說，希特勒想立刻見我。”風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夠了。站在他跟前的是這樣一個北歐人：閃閃發光的碧眼，又高又細的身材，粉紅中帶白的皮膚。 “他告訴我，正當他要找人來管理衝鋒隊時，我正好去找他。這完全是運氣。”他們同意一月後再宣布，但戈林卻立即投入了衝鋒隊的訓練工作，且作為一軍事組織進行訓練。 “'軍隊！'我對眾人說，'這是軍隊！'”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標準，他還不是個種族主義者。事實上，他的許多朋友都是猶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是因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為其意識形態。其他黨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麼也能參加上一個！”他是個熱衷於行動的人物，一個熱衷於行動的組織吸引了他，也正是當時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與容克軍官和社會各界人士有著寶貴的聯繫，又是在遊行時、在會議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時，由他正面斥責某些領導人，他也不會在乎。
若與戈林相比，魯道夫·赫斯卻黯然失色了。他出生於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父親是個有錢的批發商和出口商。父親要他從商以繼承家業，但他卻願當個學者。他曾就讀於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學校，後在瑞典考進了高級商業學校。戰爭迫使他輟學；戰後，他怎麼也不想以商為業。與戈林一樣，他也進了慕尼黑大學，學的是歷史、經濟學和地理政治學。他也覺得被“十一月罪犯”出賣，但他並未從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圖裡會”。他參加示威遊行，也在街頭演講（雖然他很害羞）。作為“自由兵團”的一個成員，他曾參與推翻巴伐利亞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他也在尋找一位領袖。在大學時期，他的論文《怎樣的人才能領導德國恢復其舊日的光輝？ 》曾獲獎。他寫道，此人應是獨裁者，善於使用口號、上街遊行和煽動民眾。他必須來自人民，但又與群眾毫無共同之處。與所有偉人一樣，他必須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縮。大是大非總是靠鐵和血來解決的。”為達此目的，他必須準備“踐踏自己的摯友”，“鐵面無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謹慎而機敏地”對待人民和國家，必要時“可用騎兵的馬靴將他們踩在腳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並作為希特勒的親信和心腹在他身邊呆了一年多。與此同時，他還效忠於另一人（其妻為猶太人），卡爾·豪斯霍弗將軍。此人曾在東京任武官３年，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於１９１１年回國。回國後，他熱衷於亞洲事務，並堅信，國家的存亡有賴於其所控制之疆域。戰爭就是他這一理論的證明。德國之所以受包圍，受窒息，最後蒙受戰敗的恥辱，其原因就在於它缺乏生存空間。停戰後，他出任慕尼黑大學的地理政治學教授。他告誡學生，救國之途在於自給自足，為此，德國不僅需要自給自足（國民經濟獨立），還需要生存空間。對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體投地，希望能將二人湊在一起。其中有個障礙：豪斯霍弗太太因她父親是個猶太商人。赫斯雖然遵從種族主義的理論，但他又是個有血有肉的人，既對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對教授夫人不懷二心。
赫斯當時風華正茂，既謙虛又不獨斷專行。他雖曾在戰場和街頭英勇奮戰，其獲獎的論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遠不是個嗜血成性者。他愛書本與音樂甚於激烈辯論，但在咖啡廳論戰中卻也不難見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勞斯的血戰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賞識。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濃，兩眼炯炯有神，嘴唇嚴緊，儼然是“準備踐踏摯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時赫斯才露其真容——一個機智靈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義者。伊爾塞·赫斯（當時叫伊爾塞·普洛爾）回憶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煙，不喝酒，對戰爭失敗後還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對他人他是個謎。他是個理想的信徒。他不屑於爭權奪利，準備跟隨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另一個盲目追隨者是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在反猶方面，赫斯與戈林均大大遜色於他們的領袖；而施特萊徹語言之惡毒卻遠遠超過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禿頂，肥頭大耳，給人以粗壯的感覺。無論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過人的。他有時直率而親善，有時又狂暴而殘忍。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從傷感躍至殘酷無情。與希特勒一樣，只要一公開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條狗鍊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卻作為武器予以炫耀。年輕時，他“身上背著裝滿了反猶書籍和小冊子的背包，到處遊逛。”他的演講，通篇充滿了瘧待狂的想像，對於政敵則用最污穢的語言進行攻擊。由於他相信猶太人陰謀反對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掛滿了無窮無盡謾罵的言辭。
他加入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 １９２２年，該黨紐倫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創辦了一份專門遣責猶太人的報紙《衝鋒隊員》。若與維也納那份曾給年輕的希特勒以重大影響的雜誌《東方天壇星》相比，這份報紙在污穢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進了一步，並業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許多親信驚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對色情文學極反感，不贊成施特萊徹縱慾無度，對這個古怪的信徒唆使的黨派之間的不斷爭吵表示關切。但是，與此同時，他又佩服施特萊徹的充沛的精力與瘋狂的忠誠。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訴我，施特萊徹當過中學教員，而且，從許多方面看，又是個怪人。他還常說，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萊徹這種人，國家社會主義要取得勝利是毫無希望的。”施特萊徹在《衝鋒隊員》裡常常大大言過其實，因而常招人斥責，對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們意外的：“人們說，他把猶太人理想化了。其實卻相反。猶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萊徹描述的更加窮凶極惡。”
希特勒的親信就是這種人。他的運動貫串著社會的各個階級，因而也把各種各樣的人拉攏在他身邊——有知識分子、街頭戰士、各種怪人、理想主義者、流浪漢、僱傭兵隊長、守紀律和不守紀律的、勞工和貴族。既有文質彬彬者，也有殘酷無情者；既有流氓無賴，也有善良的人們。有作家、畫家、短工、店主、牙醫、學生、士兵，還有牧師。他的魅力是廣泛的，而他也心胸開擴，既能容忍像埃卡特這樣的吸毒者，也能容納像羅姆那樣的同性戀者。對許多人說來，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時刻準備接納忠實地為反對猶太人馬克思主義和為德國的複興而戰鬥的人們。
“我最愉快的回憶就是這個時期”，１９年後的一個冬夜，他動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憶。他高興地談起了早年的支持者。 “今天，當我偶然遇見他們中某個人時，我非常感動。他們真心誠意地愛護我，真是動人。小小的市場攤販會跑著追來看我，'給希特勒先生送幾個雞蛋'……我實在喜歡這些真心實意的人們。”
不管他的追隨者多麼卑賤，他從不針砭他們。也許是為了紀念在維也納的那些悲慘的日子，他在卡爾尼留斯大街開闢了黨的新總部。總部地方比較寬敞，是專為那些窮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隨者而設的。 “冬天一到”，菲力氣·波勒回憶說，“接待室便成了失業黨員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們在那裡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熱鬧。你常常聽不見自己的說話聲。主管克里斯汀·韋伯常常要用長馬鞭才能將他們轟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