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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第三章“歡喜若狂” (9)

從乞丐到元首 约翰·托兰 6513 2018-03-16
以理想為目標的萬德沃格爾的青年,曾把他們的崇高理想帶進戰壕;現在,作為“自由兵團”的士兵的他們,又把這些理想帶上了德國街頭。 “這是一代新人,是突擊隊戰士,是中歐的精華”,他們的桂冠詩人恩斯特·容格寫道。 “這是一嶄新的種族,堅強、有智慧,又滿懷目標。”他們將是為拯救德國而戰鬥的軍人。 “我們必須用鮮血鑄造新的形式,用鐵拳奪取政權。” 容格這一席話,可說是代表希特勒講的。慕尼黑之赤色政權使積在希特勒心頭的憎恨甦醒了。在慕尼黑獲得解放後不久,便發生了一件將改變希特勒的生活、扭轉世界歷史進程的事件。 1919年6月28日,獲勝的盟國簽署了凡爾賽條約,德國政府沒怎麼拖延便批准了條約的條款。條件很苛刻。德國被迫獨自承擔引起戰爭的責任,並賠償戰爭造成的所有損失。大片大片的帝國領土被奪走: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落入法國之手,馬爾梅蒂地區割給了比利時,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魯士割給了波蘭。德國還丟失了她的殖民地。丹吉克成為一個自由邦;薩爾、施萊維希和東普魯士將擁有公民投*?權。更有甚者,盟國將佔領萊茵河最少達15年之久,萊茵河右岸30英里寬地帶將被劃為非軍事區。條約還規定,德國不得擁有潛艇或軍用飛機,軍隊數目僅限10萬。這樣,德國蒙受之恥辱便達到了頂點。

這支新的力量,即德國國防軍,幾乎立即開始行使比*?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權力。為使部隊不受布爾什維主義的影響,他們成立了一個局,專門在部隊中調查以顛覆為目的的政治活動,還向工人組織滲透。在負責這個單位的卡爾·梅耳上尉所挑選的人員中就有希特勒其人。希特勒原是最適合幹這一行當的,但梅耳之所以挑選他,是因為他在戰時有過“模範”記錄,也可能是出於憐憫。 “我第一次碰見他時,他像是一條尋找主人的、疲倦的喪家犬。”梅耳所得之印像是,希特勒“隨時將命運投入他人之手,只要此人對他表示友善”。他“對德國人民和他們的命運漠不關心”。 實際上,由於革命這個傳染病,希特勒正處在醞釀和混亂的狀態中,他從未像現在那樣對他所投奔的國家之命運表示關切。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傳種族主義的小冊子——或許是埃卡特編寫的。這立刻使他想其他在維也納讀過的類似小冊子。 “這樣,我不自覺地發現,我自己的發展又重新展現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頭之所見所聞,使壓抑在他心頭的對猶太人的仇恨活躍起來了。猶太人處處都在掌權:先是埃斯納,繼而是像托勒那樣的無政府主義者,末了是像萊維納那樣的俄國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羅莎·盧森堡;在布達佩斯是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懷疑是陰謀的,現正被變為現實。

在就職前,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奸細被送往慕尼黑大學受專門訓練。政治教導員中有像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教授那樣滿肚子是激進右派學問的保守派。 “對我”,希特勒寫道,“這件事的價值就在於,我現在有機會見到思想與我相似的同志,可與他們詳盡地討論目前的形勢。我們都多少堅信,犯下了11月罪惡的各黨派,各中心也好,社會民主黨也好,均無法將德國從未來的崩潰中拯救出來。而那些所謂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組織'儘管願望良好,但也無法對已發生的事件進行彌補。” 在戰爭期間,希特勒曾對維斯登基爾希納說過,在和平時期,他將成為畫家或步入政界;他的同志問他喜歡加入哪個政黨時,他回答說:“哪個都不。”受訓者中他圈里人的結論也是,只有一種嶄新的運動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決定將這個組織稱為“社會革命黨”,“因為這個新組織的社會觀點確實要進行革命。”

馮·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爾講師,為這一運動加油打氣。弗德爾是為“打破利息奴役”而組織的“戰鬥聯盟”的創始人,以工程師為職業,實則是個經濟學家。他給訓練班的學員講述證券交易所和借貸資本的投機性和經濟性質。對希特勒而言,這是具有刺激性的啟示。 “在聽完弗德爾的第一課後,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個新的政黨的最主要的基礎之一的方法。在弗德爾要求結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首次真正了解了卡爾·馬克思這個猶太人終生為之努力的著作的內容。 ”他終於讀懂了馬克思的《資本論》。 一次講課後,馮·米勒教授發現一群人在進行生動活潑的討論。 “人們好像著魔似的。原來,有個人用深沉的喉音在高談闊論,越講越起勁。我有個奇怪的感覺,這些人的激動是他高談闊論所致。我看到的是一副蒼白的小臉。他頭髮蓬亂,不像軍人,鬍子修得整整齊齊,藍色的大眼中放著狂熱的光芒。”

“你是否知道,你的學生中有個天生的演說家?”米勒教授指著那個臉色蒼白的士兵問梅耳上尉。梅耳喊道:“希特勒,你過來。”希特勒“帶著某種目中無人的窘態,笨拙地”走了過去。由於他有演說的天才,他終於被分配在慕尼黑的一個團里當上了訓戒員。 “我以最大的熱情和愛開始工作,因為,猛然間我便得到了向大群聽眾講演的機會,我歷來純粹憑感覺而不是憑知覺所假設的東西,現在證實了:我能'講'。”隨著每一次講演,希特勒變得越來越自信,那就是,他的聲音已發達到如此的地步,以致營房內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聽清他的演講。 由於開始時他與之友好相處的許多人都認為他是個奸細,所以,他的社會生活並沒有如此成功。有個名叫荻埃爾的矮個子兵,公開蔑視先進者。希特勒緊跟不捨,一直追到街上,口中不斷在闡述德國國家的真正任務。他的話猛然被打斷了:“告訴我”,荻埃爾說,“是不是他們灌進你腦中,你忘了沖洗?”據一位目擊者說,“這位長途演說家,大吃一驚,瞪了他一眼,一聲不響地走了。”

希特勒甚至與同屋住的兩名奸細無法相處。他們就他的“體格習慣”向梅耳上尉抱怨。另外,“他說夢話,還夢遊,非常令人討厭。”於是,他便搬進了二樓的一間小屋。這原是個小倉庫,窗戶全釘上了栓,但希特勒“似乎為有一間小屋而感到高興”。 儘管在社交中希特勒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梅耳上尉對他的講演才能仍很是看重,遂派他到慕尼黑城外去執行一次特別任務;——住在勒茨弗爾德戰俘營的、被遣送回家的德國戰俘,由於表現出有斯巴達克斯觀點,於是便組織了一個“教化團”,以便將他們改造成為反社會主義的愛國者。 7月12日,宣傳隊從慕尼黑出發。 5天后,希特勒本人得到了一次實際政治的教育。遣返的戰俘滿腹怒氣,說話尖酸刻薄。他們的青春和希望都受到欺騙,被迫在戰壕里像牲口一樣生活,回來後之所見又是混亂和飢餓。希特勒雄辯地向他們講述“凡爾賽恥辱”“十一月罪人”和“猶太主義—馬克思主義世界陰謀”,把他們的仇恨引向這些目標。在一系列的表彰報告中,希特勒對這項工作的熱情均有提及。 “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希特勒先生”,一個觀察家評論說,“是天生的人民演說家。他以他的狂熱和對聽眾的魅力,使聽眾聚精會神,並相信他之所云。”

返回慕尼黑後,他還協助在兵營裡從事演說。他的另一個任務是對新近在慕尼黑產生的約50個激進組織進行調查。這些人包括種族主義分子、共產分子、激烈民族主義分子、無政府主義者和超級愛國主義者;其組織包括諸如“革命學生集團”“共產社會主義協會””奧斯塔拉同盟”“新祖國”等一系列政治派別。 那年秋初,希特勒參加了自稱為“德國工人黨”的一個小政治團體的一次會議。儘管在討論時,據參加會議的24人中之一人說,他發了言,且“講得很好”,但對那晚的會議印象淡薄,在一書中,他未有提及。這個黨是由慕尼黑鐵路工廠的一個工匠,安東·德萊克斯勒於當年早些時候創建的。關於這點,希特勒是否曾屑於調查,這還是個疑問。該黨的綱領是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奇怪的結合,黨的本身披著一件神秘的外衣,似乎只是由一小撮美其名曰“工人政治小組”組成——這是魯道夫·弗萊赫爾·馮·塞波登道夫的主意。塞波登道夫本人就是個神秘人物,身材又矮又胖,雙眼有點突出,“是個畫家,而不是個賣弄學問者;更喜奢侈享樂,不是個柏拉圖主義者”;“有點嗜好武器,卻又不公開表現出來。”

與希特勒一樣,他相信未來肯定會掀起日耳曼浪潮,於是便在建立“日耳曼秩序”之巴伐利亞分支機構方面費了不少精力。成員嚴格限於日耳曼人,且必須能證明三代人之“血統純正”;每個成員均需保證積極參加“反對國際主義和猶太民族的鬥爭”。全國的革命浪潮迫使塞波登道夫給他的組織標上一個無辜的名字“圖裡會”,作為掩護。到此時,他已決定將其多年來的願望付諸實施:把工人吸引到他的“人民”事業這方面來(*Volkisch-詞難於用一對等詞翻譯。從字面上講,它是“人民的”,但它又有種族主義的味道。如將之譯為“種族主義的”,其“人民民族主義”的含義又將失掉。因此,本書的始終均用VoClkisch)。他指示一個圖裡會員——徹頭徹尾的體育專欄作家,要他建立“工人政治小組”。

此人將安東·德萊克斯勒(他已為“良好和平”組織了一個有名無實的工人小組,叫做“自由勞動委員會”)找來,兩者於是合併組建了一個新的政治組織。 “德國工人黨”的預備會議於那年1月初在一小飯店(“福爾斯坦弗爾德·霍夫”)內召開。參加會議的約二十四五人,大都係德萊克斯勒所在工廠的鐵路工人。德萊克斯勒向與會者扼要地闡述了該黨的雙重目標:結束階級鬥爭,把工人從馬克思的國際主義中解放出來;讓上層階級明白他們對工人所負的責任。德萊克斯勒說,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接受德國人的統治”。德萊克斯勒建議將小組稱作“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與一年前在波希米亞建立的、目標大致相同的黨同名。順便提一句,該黨的黨微是卍),但有人反對說,“社會主義”一詞會被誤解。

德萊克斯勒廢寢忘食地草擬黨綱。技術工人不得認為自己是無產階級,而是中產階級市民。中產階級呢,必須以犧牲“大資本主義為代價”加以擴大和加強。綱領還小心謹慎地宣布反猶:“國家不應支持與德國之道德與倫理標準相違背的宗教信仰教育”,更不能在事實上容忍。兩星期後,成立大會便在圖裡會的總部召開。沒精打彩的體育專欄作家卡爾·哈爾雪被選為主席,德萊克斯勒則是他的副手。 這很難說是一個政黨,因為除6人委員會外,它沒有多少什麼。 “因為存在著赤色威脅,我們的會是秘密召開的”,德萊克斯勒(此時已是個嚴肅的、毫無名望的、疾病纏身的人)回憶說:“除討論和學習外,我們沒有多少可為。我將我的想法寫進了一本名叫《我的政治覺醒》的小冊子中。是從一個工人的日記中挑選出來的。”他的夢想是能找到一個既精力充沛又有膽量的人,從其小冊子中得到一些教益,“並為我們找到原動力。反正需要一位傑出的人物,一個具有強烈信念的人物,一個獨眼龍,一個絕對無畏的人物,一個能為此採取行動的人物。”

9月12日,希埃爾少校令他前去參加小小的“工人黨”的另一次會議。如果說有什麼有強烈信念的“獨眼龍”,希特勒就是一位。當晚黃昏,希特勒踏進了位於赫崙大街的一家小咖啡館——斯特納卡布勞咖啡館。裡邊已有40名左右工人。 主講人原定係詩人埃卡特。他因病缺席,主講人換成了經濟學家弗德爾,他的題目是”如何,並用何種手段才能消滅資本主義?” 因為在受訓時期曾聽過弗德爾的課,希特勒才能集中精神聽下去。他的印像是不好不壞。很明顯,這不外乎是另一個“從地下冒出來,很快便銷聲匿跡”的組織。再明顯不過,他的創建人並不知如何才能將其俱樂部變成一個真正的政黨。當晚的會議令他厭煩;弗德爾一講完,希特勒便鬆快了。一宣布自由討論,希特勒便要離會,但某種東西“驅”他留座。幾分鐘後,希特勒便在痛斥一個教授——因他主張巴伐利亞從普魯士支離出來。希特勒以乾練的口才,精闢的論點講了15分鐘,使這個教授“……在我把話說完前,像一條落水狗,離開了大廳。” 希特勒的發言及其邏輯,使德萊克斯勒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對秘書耳語說:“此人有種,可以利用!”他找到了希特勒,自我介紹了一番。但希特勒對這個戴著眼鏡、其貌不揚的先生連尊姓大名都未記住。像一個宗教狂一樣,他將自己的小冊子,一本只有40頁、封面為粉紅色的小書,硬塞到希特勒的手中,口中嘮叨著“你必須好好讀一讀,請你再來”之類的話。 希特勒回到兵營二樓的小房里後,與通常一樣,又患了睡不著覺的毛病,便開始往地板上撒麵包屑和吃剩的飯菜——餵老鼠。他已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即在天亮前,“觀看這些小東西在美食周圍轉來轉去。在生活中,我曾經歷過許多貧困,我完全能想像出飢餓是什麼滋味,因而也能體會這些小東西的快活。” 那天清晨5時左右,他仍雙眼大睜。他躺在小床上,眼巴巴看著老鼠的滑稽動作,想起了德萊克斯勒硬塞給他的那本小冊子。希特勒本人也覺得奇怪:第一頁就把他吸引住了。 ”我不自覺地發現,自己的發展竟在眼前展開。”次日,書中的思想和語句不斷闖進他的腦海。 “國家社會主義”一詞和“新的世界秩序”一詞,以及它的預言,即新的政黨不只必將把丟掉了幻想、遭受剝奪的工人,連公務員和中等階級的下層也吸引過來,令他久久不能忘懷。 然而,他的興趣很快便淡薄了。後來,他收到一張明信片,通知他已被接納為“德國工人黨”的黨員,這使他很是驚奇。他被邀請參加將於下星期三召開的委員會。因為他想自己建黨,無意參加任何現成的黨派,便擬作出憤怒的拒絕。但,“出於好奇”,他又決定前往,再看看這個古怪的小組。 此次會議在赫崙大街的另一家低級咖啡館(阿爾特斯·羅森巴德)內舉行。通過燈光昏暗、空無一人的餐廳,希特勒來到後面,發現四人圍桌而坐。內中一人就是那本小冊子的作者。德萊克斯勒熱情地歡迎了他,祝賀他成為“德國工人黨”的黨員(“現在,我們有一個長著大嘴的奧地利人了!”他曾對一名委員說過)。德萊克斯勒解釋說,他們正在等候全國組織的主席哈爾雷先生。 體育作家終於來了。他生就一副螺圈腿,樣子難看,穿著不整。會上,首先宣讀了前次會議的記錄;接著會計便報告說,現手頭只有7馬克50芬尼克。宣讀了信件,還進行了冗長的討論。這比希特勒想像的還糟。 “可怕,可怕!這是俱樂部生活之最糟者!我要參加這個組織嗎?”討論新黨員問題時,希特勒從黨組織的現實角度提出了許多問題。他發現,黨沒有綱領,沒有傳單,連一個橡皮圖章也沒有,有的只是良好的願望。他飛快地掃了幾個委員一眼。他們心中無數,思維模糊。 他之所見令他怏怏不快,但仍拿不定主意是否參加。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難題”。爾後兩天內,他內心不斷在打架。理性告訴他應該拒絕,但感情又令他接受。他曾立誓進入政界,而這個荒唐可笑的小組又有一個卓絕的優點——它還未“凝成'一個組織',使個人有機會施展個人活動”。由於它很小,他能按自己的需要左右它。 希特勒將發現的情況向梅耳上尉作了匯報。梅耳上尉又將情況轉報給了一群高級軍官和資本家,他們每週在“四季”飯店碰頭一次,討論重建德國軍事力量的各種辦法。他們的結論是,只有靠德國工人的支持,目標才能取得。可把小小的“德國工人黨”作為一個開端。據梅耳上尉說,一天,魯登道夫將軍出現在梅耳的辦公室,要求允許希特勒參加這個工人黨,並協助它的建設。 新軍的成員參加某一政黨,這本來是非法的。但“為使魯登道夫高興(他的願望在軍隊中仍受到尊重),我便下令讓希特勒參加工人黨並助它成長。為此,開始時他每週拿到了相當於現時貶值後的20金馬克”。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希特勒是被命令做自己已經決定要做的事情的。他成了“德國工人黨”黨員,並登了記,領到了一份黨證。 希特勒在投身政治的同時,在思想上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這也是梅耳上尉一道命令的成果。教育部門有個學員來信詢問,關於猶太威脅問題,是否有資料可提供;希特勒被命令對此作出回答。在斯特納卡布勞會議後4天,希特勒拿出了一份冗長的答案。答案披露了希特勒在解決猶太問題上所取得的令人驚奇的進展。它通篇都是對猶太人的攻擊之詞——這是後來大家都很熟悉的:“它鑽進民主,吸吮著群眾的良知;它在人民尊嚴面前爬過,但只懂得金錢的尊嚴……它活動的結果,是人人染上種族的肺癆。”他的結論是,反猶的綱領必須以它是外國種族為由,從法律上剝奪猶太人的某些特權著手。 “但是,毫無疑問,最終的目標是要堅定不移地將猶太人Ent eernung”(Ent eernung一詞可譯為“剷除”、意味著從德國驅逐出去,但更有可能是“斬斷”,就是說,把猶太民族除掉)。 這是已知的希特勒的第一份政治文件,而他也第一次成功地將他對猶太人的仇恨變為一部實實在在的政治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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