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巴伐利亞人看來，庫爾特·埃斯納是革命的典範，眾多人相信，他是靠莫斯科的金錢資助才鬧革命的。恰恰相反，在１１月那歷史性的一天，他口袋中才有１８個馬克。事實上，他是殘酷而實用主義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反面。他雖是在管理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但他仍像在他最喜歡的咖啡室裡一樣。埃斯納企圖建立的並不是共產主義，甚至連社會主義也不是，而是一種獨有的急進民主。他是政治家裡的詩人，企望一個美的、光明的、有理性的統治。他更像雪萊而不像馬克思。正沿著被人遺忘的道路走下去。 １月的選舉為中產階級的政黨帶來了巨大勝利，以及讓他辭職的普遍要求。
在醒悟到自己的事業已無望後，他於２月２１日清晨草擬了一項聲明，宣布辭職，但在前線蘭塔克遞交辭呈的半途，遭安東·阿科瓦利公爵暗殺。阿科瓦利公爵是個青年騎兵軍官，因母親是猶太人，遂被反猶集團打了下去。埃斯納本可在一小時內卸職，其統治也可被走中間路線的政府代替的。暗殺帶來了阿科瓦利最恐懼的後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不久前還幾乎遭到所有人鄙視和反對的埃斯納，頃刻間便成了烈士和無產階級的聖人，革命也隨之甦醒。工人士兵中央委員會宣布戒嚴，並任命了以阿道夫·霍夫曼（曾當過師）為首的完全社會主義的政府，還宣布進行總罷工，晚７時開始宵禁。由於學生們在為他們的英雄阿科瓦利歡呼，慕尼黑大學被關閉。
兩星期後，第三國際在莫斯科舉行大會，一致通過了建立共產國際的決議。在接踵而來的歡慶胜利的活動中，列寧號召各國工人起來，強其他們的領導人從俄國撤軍，恢復外交和商業關係，並用大量派遣工程技術人員和指導員的辦法，協助重建這個剛長羽毛的國家。
那時，柏林正響應世界革命的號召。前一天，柏林工人置共產黨之命令於不顧，傾巢出動至市中心，進行示威遊行和掠劫。在“紅色水兵聯盟”和其它激進軍事集團的參與下，他們佔領了當地３０個警察局；水兵們包圍了位於亞歷山大廣場的警察總署，該署由“自由兵團”的幾個步兵連守護。次日，“工人委員會”的１５００名代表，以壓倒多數的票數，贊成總罷工的號召。首都動彈不得；無電，無交通運輸。
革命者全集結於東城。他們在主要的關卡架起機槍。為了進行反撲，國防大臣諾斯克使用了新近才賜給他的專制權力，於３月５日從“自由兵團”調遣了３萬名軍隊進城。叛亂者被挨座樓房驅走；柏林的酒吧間、舞廳和酒館等，則仍正常開業。
柏林在進行激烈的巷戰。一方用的是大砲、機槍和飛機掃射；另一方用的是步槍和手榴彈。經４天激戰後，諾斯克宣布，“凡持武器反抗政府軍者就地槍決。”於是，數以百計的工人依牆而立，未受審判便被處決。有１５００多名革命者被打死，至少有１萬人受傷。然而，叛亂精神繼續在全德國蔓延。在薩克森，政權由激進派掌握；魯爾盆地處於被包圍狀態。芝加哥《每日新聞》代辦處的記者本·赫希特發電稱：
“德國正患神經病，沒有精神健全的東西可報。”
慕尼黑也處在另一次革命的邊緣。這次革命是在布達佩斯一次政變的鼓舞下發生的。 ３月２２日，有消息傳來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人民陣線，以工農兵委員會的名義，已奪取了匈牙利的政權，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貝拉·昆為首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貝拉·昆本人是猶太人，在３２名委員中，有２５名也是猶太人。因此，倫敦的《泰晤士報》便將這個政權稱為“猶太黑手黨”。貝拉·昆的勝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膽子壯起來了。 ４月４日傍晚，委員會的代表們踏著厚達２０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見的大雪），艱難地行走在街道上。他們的目的地是離希特勒戰前住所僅兩座房子開外的羅文布勞大廈——在這裡，人們大聲宣讀決議：“消滅黨派，團結全無產階級，宣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與俄國和匈牙利的無產階級結成兄弟關係。這樣，世界上便沒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們全面實行社會化。”
這是個咖啡室革命，是血腥現實的幼稚的翻版。革命的領導人是詩人恩斯特·托勒。他的主張包括要求改革戲劇、繪畫以及建築的藝術形式，使人類精神得以自由。內閣由一群怪人組成。例如住房委員下令，此後各家的起居室，須一律建在廚房和臥室上方。然而，這群怪人皇冠上的珍珠還要算是弗朗斯·里普——他被挑選為外交委員（即使在精神病院住過一些時候），理由是，他鬍子修剪齊整，又穿一件灰色大衣，是外交家的形象。里普給莫斯科發了一份措詞激憤的電報，攻擊埃斯納的繼承人偷了部裡的廁所鑰匙；並向伍爾登堡和瑞士宣戰，“因為這些豬狗未立即租給我６０輛機車。”
４月１３日，棕櫚主日，當原總理大臣，即那位社會主義教師霍夫曼試圖用武力奪取慕尼黑時，革命也就到此告終。即使擁有像希特勒等那樣戰功卓著的軍人，他卻從未有機會起事。其中一原因是，為了阻止第二團士兵赤化，他曾站在椅子上大聲疾呼：“說我們應保持中立這話的人是對的！畢竟，我們不是為一夥漂泊不定的猶太人站崗的革命衛士！”雖然希特勒等人曾使慕尼黑衛戍部隊保持中立。到黃昏，“霍夫曼起義”仍被粉碎，政權落入了赤色職業分子手中——由歐仁·萊維內領導，他是聖彼得茲堡人，父親是猶太商人。他們是共產黨派往慕尼黑去組織革命的。在逮捕了詩人托勒後，他們立刻將政權變為真正的蘇維埃。然而，他們違反了“即使能在局部或暫時取得勝利”的情況下都要避免動武的嚴格的黨令，以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派出相當一部分力量去與霍夫曼為重新奪取慕尼黑而倉促糾集起來的８０００名士兵對壘。那時，霍夫曼的部隊正向離城只有１０英里的達豪集結。
紅軍的總司令恰好是剛被共產黨逮捕的詩人恩斯特·托勒。他從獄中一出來，便躍上一起借來的馬，趕赴戰場，像舊時的武士一樣，決心“為革命而戰鬥”。 ４月１８日，這位紅色的騎士指揮部隊向霍夫曼發動進攻。但由於他是個人道主義者，又是個個人主義者，堅持置慕尼黑的命令於不顧。首先，他拒絕砲擊達豪，企圖通過談判避免衝突。其次，當戰鬥打響時，他率領士卒進行戰鬥，幾乎未流血便取得了勝利。霍夫曼的部隊慌忙後撤。蘇維埃領導人下令槍斃他所俘獲的軍官。不用說，他又把他們放掉了，而他自己也再次入獄。
達豪一役失利後，霍夫曼被迫接受國防大臣諾斯克之“自由兵團”的援助。他們以出奇的速度草就了一份征服慕尼黑的計劃，並執行得卓有成效。到４月２７日，慕尼黑已被完全包圍。為報仇雪恨，被圍困的紅軍把蘇維埃共和國在全慕尼黑的敵人都抓了來。水兵們抓了反猶的“圖裡會”的７名成員，包括一名漂亮的女祕書。共約１００名人質被監禁在留波爾德中學。
４月２９日，慕尼黑的包圍圈不斷緊縮，城內的革命者驚慌失措。有人謊報說，白軍已佔領了主要的火車站，頓時間，紅軍指揮部的人員便走散一空——除托勒（他獲釋，以進行最後抵抗）和紅軍的指揮官外。紅軍的指揮官決定對白軍進行最後的報復。因為不久前，”自由兵團”曾在一石場里處決５２名俄國戰俘和槍殺１０多名手無寸鐵的工人。他下令將關在學校裡的人質全部處決。托勒嚇得魂飛魄散，慌忙前去阻止這次屠殺。但，待他趕到時，最少有２０人已被殺害。
有個學生從紅軍殘存的陣線溜了出去，將這一暴行情況向“自由兵團”的指揮官作了報告。於是，他們便下令拂曉進城。 ５月１日，晴朗而溫暖。 “自由兵團”從幾個方向朝城內傾瀉而來。除在霍普班諾夫和施霍賓地區遭到一些抵抗外，他們沒費多大功夫便把零星的革命力量解決了。 “自由兵團”的部隊到處都受到被解救出來的市民們的歡呼。在馬里安廣場還舉行了群眾集會。紅旗降落了，換上的是巴伐利亞的藍白國旗。
正當列寧在紅場上向大型的“五一”節群眾集會宣布共產主義的勝利時（“不僅在蘇維埃俄國，而且也在蘇維埃匈牙利和蘇維埃巴伐利亞，獲得解放的工人階級正在自由地、公開地慶祝週年解放。”）。 “自由兵團”正在慕尼黑消滅抗拒分子的老巢和逮捕紅色領導人。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已屬於“自由兵團”。很快，他們便在路德維希大街大踏步前進，在經過弗爾德赫崙大廳時，還操起正步。埃爾哈特旅的士兵，頭戴卍字鋼盔，高唱著“頭戴卍字盔，黑白紅袖章……”
到５月３日，慕尼黑已全被奪取，“自由兵團”所付出的代價是６８條生命。當然，此仇也得報。屬聖約瑟夫會的３０名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在一酒店內商討演出話劇的事情時被捕。
他們被押進惠特爾巴赫宮的地下室，其中２１人被當作危險的赤色分子槍殺或被刺刀挑死。數以百計的人被在類似的情況下殺死，數以千計的人被押赴“自由兵團”所屬各部示眾“以示警戒”。另外，還頒布一系列苛刻的告示，繼續進行鎮壓。有些告示是根本無法執行的，例如，有告示規定，必須立即交出武器，否則槍斃。在法律和秩序的名義下，市民們被逐出家門，或受侮辱，或挨鞭打，或被殺害。 “自由兵團”把慕尼黑從蘇維埃共和國的鐵蹄下解救出來，共和國做得雖然過分，但若與解救的方法相比，卻又相形見拙了。
“要敘述白軍的暴行，非有厚厚的一本書不行”，法國駐慕尼黑武官報告說，“……肆無忌憚而又有組織的野蠻行為……野蠻的屠殺，無法形容的胡鬧……”英國的官員們要不是沒有看見這些暴行，要不就是視而不見，批准這些暴行“從目前所掌握情況看，慕尼黑蘇維埃插曲之結果”，英國外交部政治情報局報告說，“是在全德加強了法律與秩序，使期巴達克斯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在群眾中名聲掃地。”共約１０００多名所謂的“赤色分子”被“自由兵團”處決。在慕尼黑，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堆起如此多的屍體，使人們的健康受到了威脅。對那些無法辨認的屍體，只好拋入塹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