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5-1918.12
他下了維也納開來的火車，爬上樓梯，走進了喧囂的慕尼黑霍班霍夫區。打從第一分鐘起，巴伐利亞的首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縮也納聽慣了多種語言的嘈雜聲後，連人們的說話聲在他聽來都是和諧悅耳的。 “這城市對我是那樣的親切，好像我曾在裡邊住過多年似的。”
那時正是春天，春光明媚，陽光普照，被從巴伐利亞部分的阿爾卑斯山吹來的山風洗滌過的空氣似乎也比維也納的空氣清新。那天是星期天——５月２５日。街上除漫步的遊人外，幾乎沒有什麼行人。街上的樓宇和雕像令他瞠目，而他呢，“從我進入這個城市的第一小時起，我就深深地愛上了這個城市，比愛其他城市要深得多。這是個德國城市。”
在街上如醉如痴地漫步了半小時後，他來到了施萊斯默大街。他很有可能是從科尼斯廣場走過的。那普洛皮蘭大拱形建築，以及遠處的廣場令他目瞪口呆。之後，他可能是沿著布林恩納大街走去，來到那座城堡一般的、巍峨的釀酒廠，即羅崙釀酒廠。這裡正是施霍賓區，即學生區的邊緣，施萊斯默大街由此向北延伸。走過兩幢房子後，他便來到３４號——這是波普縫衣鋪。該店的窗口貼出一張手寫的告示：“有房出租，設備齊全，人品端正者可租用。”
在這張告示的指引下，希特勒上了三樓。波普太太引他進房，房內有床一張，桌子、沙發、椅子各一隻。牆上掛著兩幅仿油畫之石板畫。 “這青年與我很快便達成協議”，波普太太回憶說。 “他說這房子很合用，還付了預租金。”她讓他填一張登記表。他寫道：“阿道夫·希特勒，建築畫師，來自維也納。”
“次日上午，希特勒先生便出去了。不一會兒，就回來了，手裡拿著一個他在某地揀來的畫架，立刻開始畫畫，一畫就是幾個鐘頭。不到幾天，我便見他畫好了兩幅畫，很漂亮，放在桌上，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劇院。此後，我的房客一早便夾著皮包外出找顧客。”
希特勒“滿腔熱情”地來到慕尼黑，想在那裡學習三年繪畫和建築。但是，現實卻從未讓他實現夢想，他也從未進入當地的藝術學院。比起維也納來，想靠繪畫謀生，這裡更難，商業化的市場並不比維也納的更大，而他被迫蒙受走家串戶或在啤酒館裡賣畫的恥辱。但他堅信，儘管困難重重，他終將“達到自己立下的目標”。
１９１３年的慕尼黑有人口６０萬。在歐洲，它是個活躍的文化中心，其活躍程度僅次於巴黎。多年來，它一直在吸引許多慕名前來的畫家，但這些人，希特勒發現，都是腐朽不堪之輩：瑞士的保羅·克里，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侖斯基和布爾柳克兄弟那樣從東方逃來的難民。他們全是“新畫家協會”的領導人。這個協會是在４年前創立的，目的在於給其成員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屬古典派，與這種觀念格格不入，但是，這種理論的推崇者卻也在藝術上為慕尼黑帶來了發酵劑和激動。這肯定也刺激了年輕的希特勒這個奧地利人。 “慕尼黑稱之這些從東方的俄國和巴爾於半島逃來的長發者為游牧民族。他們源源不斷地湧進施霍賓，即北區。那裡，街道筆直……其目的，似乎只是為了保證在多數的畫室內能有充足的光線。”儘管希特勒鄙視這些東方難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亞人，也需要他們的自由和傳統。在這裡，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創作出《崔斯坦和易梭德》、《詩歌會》、《萊茵河之金》；在這裡，居住著諸如斯特潘·喬治、雷納·瑪麗亞·里爾克那樣著名的德國詩人；在這裡，理查·施特勞斯正在寫他的歌劇，托馬斯·曼剛在不久前寫成《威尼斯之死》這篇小說，而奧斯瓦爾德·史賓格勒正在與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樣空蕩蕩的室內疾書《西方的衰落》這部著作之首卷。在靠近的一家名叫“十一個劊子手”的餐館內，《暴君的幽默》的作者、聲名狼藉的天才弗蘭克·韋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創作的歌曲；在全德國，他創作的關於性生活和墮落性的話劇，令觀眾作嘔也使他們著迷。
自本世紀初，連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藝和政治理論，皆大受歡迎的波希米亞主義之精神，就業已在慕尼黑存在，並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規的人們。在離施萊斯默大街只有幾幢房子遠的地方，即門牌１０６號，居住著另一位政治極端者——他從俄國流放出來，已居住年餘。他登記的名字是梅耳先生，真名卻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搞地下活動時人稱他列寧。 １０多年前，他曾在這里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著書立說。
現在，希特勒不但也布施霍賓的咖啡館和飯店進進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輕鬆舒適的空氣。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並不嚇人。在這裡，他不外乎是另一個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願意聽他發洩怨言和講述理想的人們。儘管他與施霍賓內的波希米亞主義多少有些關係，他的繪畫風格卻一成不變，與他的烈火性格與激進的政治觀點形成鮮明對比。他的手法依舊是學院式的，而不是帶有試驗性質的。但很大膽，甚至剛勁有力。
在這個富饒的地域，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迷戀復活了。在圖書館裡，他一呆就是幾個小時，凡是有關這件“毀滅的理論”的文獻他都加以研究。 “……我再次埋頭鑽研這個新世界的理論文獻，試圖弄清這種理論所能產生的影響，並將它在政治、文化和經濟生活中所帶來的各種事件與現實的種種現象加以對比。現在，我破天荒第一次將注意力集中在掌握這個全球瘟疫上。”
從圖書館回來，他常常一個腋下夾著一二本書，另一腋下夾著香腸和白麵包，匆匆走上樓梯，走進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羅文布洛飯館或更小些的餐館就餐，曾幾次請他“坐坐，吃一頓飯無妨”。但他從不應邀。在波普太太眼裡，他這個“奧地利人很迷人”，是個容易相處又樂於助人的青年，但又有點神秘。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常常在家一呆就是幾天。 “他像個隱士，悶在房中，從早到晚都在讀他的又厚又沉的書。”熱心的房東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廚房去進餐，他總能找到藉口推辭。一次，她問他，他讀的書與繪畫有什麼相干。他挽起她的胳膊說：“親愛的波普太太，有誰知道在生活中什麼可用上，什麼用不上？”學習完後，他常到啤酒館或咖啡館去。在那裡，常常有人聽他高談闊論。但是，他一把話匣打開，馬上便有人反對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辯論於是便展開。在這種論壇上，在與這些對手的辯論中，希特勒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論變得更加鋒利。
冬天一到，買畫的顧客便稀少了，這給希特勒增加了困難。即使如此，在他的有生之年，“這也是他最幸福、最心滿意足的時期。”在不利的條件下，維也納令人悶悶不樂，慕尼黑則永遠不會失去其魔術般的引誘力。 “在今天，如果說，比起世界其他地方來，我更愛慕尼黑的話”，１１年後，希特勒在牢房裡回憶說，“部分原因是，它過去是，現在仍是同我開拓的生活息息相關。即使在那時我取得了內心滿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為這個維特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個斤斤計較、但又具有豐富感情的人的身上所產生的魔力所致。”
１９１４年初的一個星期天下午，希特勒的儘管艱苦卻也有報效的生活，突然受到了威脅。 １月１８日下午３時３０分，有人在急劇地敲門。開門後，希特勒發現，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面目嚴峻的慕尼黑警察局的刑警。這個刑警——名叫赫爾勒——出示了奧地利的一份官方文件：通知希特勒“於１９１４年１月２０日自動前往林嗣的卡瑟琳·伊麗莎白３０號碼頭報到入伍”。如不按時報到，他有可能受到起訴或罰款。更可怕的是他受到警告說，如當局發現他犯有“為逃避兵役而離國”之罪，他將被罰以重款，甚至被監禁一年。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３年前當他還住在曼納海姆時，他曾請求在維也納服役，但杳無音訊。刑警赫爾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簽字。希特勒心煩意亂，抖抖地籤上了“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名字。之後，刑警赫爾勒逮捕了他，將他押回總部。次早，他被押解至”奧地利領事館”。此時，連警方都同情他了。希特勒當時的處境如何，不說自明。總領事也憐惜這個面黃飢瘦、衣著襤褸的青年畫家，允許希特勒向林嗣發電，要求將入伍時間延至２月初。次日，林嗣打來復電：“務必於１月２０日報到。”因為當天即為１月２０日，加上對希特勒之驚慌之同情，總領事先生允許他寫信向林嗣當局解釋。這是一封請求饒恕的信，滿是語法錯誤的句子和錯拼的詞——它顯示出，這個被時運逼得走投無路的青年是何等驚慌和失望。他抱怨說，傳票“十萬火急”，令他無法處理自己的事務，連洗澡都來不及。
在傳票中，我被說成是個畫家。我有權得到這個頭銜，但只是在有限的意義上這種說法才正確。不錯，本人是靠出賣自己的畫為生。因為本人一無所有（家父生前系一公僕），我之賣畫是為了能繼續學習。作為一個建築畫師，本人仍處在訓練階段，因此，我只能以部分時間作畫謀生。我之收入甚微，僅能收支相抵。
他月收入極不固定，眼下收入微薄，原因是，此時慕尼黑之書畫市場，“正在冬眠，而在此地生活或設法生活的畫家人數幾乎達三千”。他解釋說，早在１９１０年就曾向維也納當局申請入伍，接著，他便描繪了一幅他如何在維也納掙扎的可憐的圖景。
那時，我年輕，缺乏經驗，又得不到經濟援助，而我又極自尊，不願向人開口求助或行騙。在孤立無援，只能自食氣力，所得的幾文錢，也僅能夜求一宿。那兩年，我唯一的女友是“憂愁”和“需要”，而除了飢腸外，我也沒有別的同伴。我從不知“青春”這個美麗的字眼為何物。 ５年後的今天，我的記憶依然是長滿凍瘡的手指、手背和腳。然而，當我憶起那段歲月時，我不免多少有點喜悅，因為我已度過了最困難的時刻。雖然我貧困不堪，我周圍的人物也常值得懷疑，我卻保持了潔白無瑕的名聲，在法律面前我也無罪。除未向軍方報到外，本人問心無愧，而未報到之原因則又是本人一無所知。我應負責的僅此一項。如要罰款，小額罰款也還足夠，本人也情願支付此款。
他的托詞是軟弱無力的，但他成功地利用了總領事的同情心。於是，總領事寫了一封便箋，隨同希特勒的信一同發出。該便箋寫道，總領事與慕尼黑警方均可證明，希特勒是誠實可靠的。由於希特勒似乎“極需適當對待”，總領事建議希特勒前往薩爾茨堡報到。無需遠涉林嗣。待林嗣當局同意後，希特勒遂於２月５日，由領事館出資，前往薩爾茨堡。當局發現，希特勒“身體太弱，不適宜於執行戰鬥或輔助兵役，無法荷槍。”他瘦弱的體格使他無資格服役。
阿道夫於是又回到了自己的房內，繼續靠繪製招貼畫和出售畫作為生。然而，到６月２８日，他的強行掙扎的畫家生活和成為建築師的希望終於破滅了。那天，他在室內，忽然聽見下邊的街道上人聲鼎沸。他連忙跑下樓梯去看個究竟。途中，波普太太激動地喊道：“奧地利的皇位繼承人，弗朗茲·斐迪南大公被人暗殺了！”希特勒將她撥開，衝到街上，擠進人群。街上，人們把一塊木牌圍得水洩不通，木牌上寫道，謀殺大公及其夫人索菲亞的兇手是一個年輕的塞爾維亞恐怖主義者，名叫加夫利洛·普令西普。希特勒早年在維也納首次詢訪下議院時就產生了的對斯拉夫人的一切事物所懷的根深蒂固的仇恨，現在又得以復活。
在維也納，憤怒的人群已開始湧向塞爾維亞租界。有些政界頭目感到，這場悲劇將在歐洲導致一種危機。然而，德皇卻在秘密地向哈布斯堡王朝施加壓力，要他們入侵塞爾維亞。德國已做好戰爭準備，他對他們說，首先會援救塞爾維亞的國家是俄國，但它卻未做好準備。在這種壓力下，奧地利於７月２８日向塞爾維亞宣戰。接著，俄國進行了反對奧地利的全國總動員。有鑑於此，威廉便在皇宮的陽台上宣布：“戰爭威脅迫在眉睫”。接著他又向俄國發出一份最後通牒，要求俄國於次日中午前停止總動員。由於未得到任何回答，德皇便於８月１日下午５時簽署了反對俄國的總動員令。
向俄國宣戰的消息傳到慕尼黑時，聚集在野戰軍將軍大樓前的人群興高采烈。阿道夫·希特勒當時正站在人群的前邊。他沒有戴帽，穿著整齊，留著小鬍子。沒有人更比他希望戰爭了。 “即使在今天”，他在書中寫道，“我可不恥地說，由於歡喜若狂，我跪在地上，衷心感謝上蒼讓我有幸生於此時。”對他說來，這意味著他自幼所懷有的建立大德國的夢想已得到實現。
戰爭的狂熱席捲了整個德國。這種狂熱純係感情使然，而不是出於理性；人們已處於近乎歇斯底里的狀態，急於求得正義，而不顧代價將會如何。人們把戰爭看作是某種魔術表演。學生們在街上游盪，高唱著《萊茵河的衛士》，高喊要採取行動。在卡爾斯廣場，一群人將“法利希”咖啡館夷為平地，原因是樂隊拒絕反复演奏國歌。知識分子也同樣興高采烈，因為它意味著人們可從厭煩中解脫，也意味著資產階級之虛偽的終結。戰爭將使人們從社會和文化的弊端中解放出來。連數月前被威廉辱罵為蛀食“帝國橡樹”之蛀蟲的社會主義者也欣然接受了德皇的邀請（“現在，我們是兄弟手足”），加入愛國的十字軍。
泛德主義的追隨者也自動加入了遊行隊伍。 “德皇萬歲！”
“Ｈｅｅｖ萬歲！”——運動的領導者正式地這樣宣稱。 “我們必須將德語民族組成一個帝國，一個民族。這樣，一個永遠是最優秀的民族便能指導全人類的進步！”他們簡直是說出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肺腑之言。他把霍亨佐倫王室看作是在中世紀時期曾在東部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日耳曼武士的繼承人。由此，他深信，德國必須為生存，為“自由和未來”而戰鬥。
兩天后，８月３日，即向法國宣戰後一天，希特勒親自向路德維希三世遞交了一份請願書（*巴伐利亞雖係日耳曼帝國的一部分，但其主權獨立卻一直維持至１９１８年），請求允許他加入他的部隊。當日下午，希特勒便站在惠特爾巴赫宮前的人群裡，向這位年邁的君主歡呼。路德維希終於露面了。
他演講時，希特勒在暗自思忖：“國王若是看了我的請願書，並批准我入伍就好了！”次日，他收到了复信，拆信時“雙手發抖”。他被接納入伍，成為志願兵。 ８月１６日，他到巴伐利亞國王近衛兵團的兵營報到——希特勒的第一選擇。兵營外有塊牌子，上面說，該團已滿員；但他終於被巴伐利亞第一步兵團接收——這是他的第二選擇。
他的最迫切的兩個問題解決了：第一，他無須參加他所憎恨的奧地利陸軍；第二，他無須再靠自己的努力去度過第二個艱難的冬天。除找到了一個有足夠的衣、食、住的家外——生活也有了目的。他用不著再去懷疑了；在他的生命史中，他首次明確地知道了自己將往何處去和為了什麼，他穿上了軍裝；唯一懼怕的是，在參戰前戰爭便結束了。
幾天后，他被調往巴伐利亞第二步兵團，在伊麗莎白廣場的一間大型公共學校裡開始了基本的訓練。這次訓練時間雖短，但課目緊湊，除隊列操練外，還有拚刺刀訓練。一天下來，新兵們累得筋氣力盡。一個星期後，希特勒被正式派往巴伐利亞第十六步兵團，他繼續在慕尼黑受訓，課目訓練比先前更加緊張。阿道夫的一個名叫漢斯·孟德的同伴發現，他首次擺弄步槍時，“像女人觀賞自己的首飾一樣，興奮地將它左看右看，使我暗自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