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維也納，正是奧匈帝國全盛時代末期的首府，是個語言混雜、沒有統一語言的城市；人口來自奧匈帝國的四面八方，是個光輝奪目的大都會；在那裡，生活的樂趣與城市的沒落並存。從傳統上說，哈斯堡王朝是德國式的，但其城市卻是獨特的。維也納不僅是財政金融的首府，也是時裝和文化的首府。與德國不同，它是彼此不相協調的民族的熔爐。 “由於多少世紀以來，斯拉夫人、馬札兒人和意大利人都湧向這裡”，有個同時代的記者評論道，“他們說，這個城市已沒有一滴德國血液了。”城內有一波希米亞劇場，一家意大利歌劇院；有法國的歌星，也有波蘭人的俱樂部；在某些咖啡館裡，你會讀到捷克文、斯拉夫文、波蘭文和匈牙利文的報紙——就是沒有德文的。你可能“是個純血統的德國人，但你的妻子可能是加里西亞人或波蘭人，廚師是波希米亞人，保姆是伊士特里亞人或達爾馬西亞人，男僕是塞爾維亞人，車夫是斯拉夫人，理髮師是馬札兒人，老師是法國人……不是的，維也納不是德國城市。”
那些像阿道夫一樣，離開了奧地利其它城市和鄉村來到維也納的人們，儘管，也許是因為，它有著令人不安的矛盾，竟也拜倒在它的魔力之下。維也納是個魅力和平民窟混雜的城市；既具有鐵一般的傳統習慣，又有知識分子們激進的試驗；既有思想自由，又有強烈的民族偏見。阿道夫雖然被吸進了閃閃發光的維也納，但是，隨著時光的流逝和成功希望的破滅，“這個值得懷疑的、魔術般的民族熔爐”（他後來這樣描述它）也開始使他反感了。
他和庫比席克常常空著肚子走出斯通帕加斯那間房子，穿過居住著中產階級的昏暗的街道，走向“輝煌的大樓和華麗的旅館林立、門前還站著衣著炫眼的僕人的”市中心。阿道夫變得越來越叛逆，常常沒完沒了地詛咒由不勞而獲的財富所表現出來的缺乏正義的社會。比飢餓更令他討厭的是到處爬滿臭蟲的斯通帕加斯那間房子。庫比席克回憶說，希特勒“對與身體疾病有關的東西尤其敏感。”
他對維也納的這種感情並不是獨一無二的。 “維也納既給人們提供取得最高成就的巨大潛力，同時又具有阻礙實現這些成就的最頑固的反抗力。在這種奇特理智環境下成長的傑出人物，一旦成名，也就在對維也納愛恨交織的辯證的混合體中生活。”這段話是布魯諾·華爾特在自己的自傳中寫到馬勒時說的。在此後５年內，希特勒幾乎每月都要看一次馬勒的鼓舞人心的作品《崔斯坦》，這部作名由羅勒配上鮮明的彩色佈景——橙色的、紫色的和灰色的。總而言之，在維也納居住的都是些愛鳴不平者，他們有專門攻擊傑出公民的傳統。
他們嘲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嘲笑阿諾爾德·施恩伯格的聲學太現代化，嘲笑奧斯卡·科科契卡的色彩太鮮豔，對霍夫曼斯達爾和施尼茨勒的作品，他們也覺得該批評的東西太多。
年輕的希特勒，時而如痴如醉，時而憤俗疾世，常常想方設法打探這座表面華麗的城市的罪惡。庫比席克把希特勒看成是有社會良知的病態傷感者。據他說，希特勒自我教育的計劃是極不穩定的。他會跑到梅德林區去“研究”工人的住宅；也會去林格大街和鄰近地區考察，一去就是幾小時。回到又髒又小的房內後，他便為首都重新設計。這個青年既是市政計劃者，又是建築師。他一邊在門與大鋼琴間的過道上來回踱步，一邊又強迫庫比席克聽他沒完沒了地講解“謹慎的計劃”。有一回，他一連失踪３天。回來後，他宣布“住宅區應該剷除”，並連夜設計工人模範村。
晚間，唯一的光源是一盞煤油燈。他常在桌旁坐至深夜，在搖曳不定的燈光下寫東西。出於好奇，庫比席克問他在幹什麼，希特勒便把書寫潦草的幾頁紙遞給他：
後景是“聖山”；前景是一塊巨大的祭祀石板，四周長滿了橡樹；兩名身強力壯的武士同執一頭黑牛，將龐大的牛頭按倒在石板的空處。筆直地站立在他們身後的是身穿黑袍的技師。他手執大刀，並將用此刀斬牛頭。周圍站著許多長著大鬍子的人，他們手執長矛，依著盾牌，全神貫注地看著。
庫比席克摸不著頭腦。希特勒解釋說這是話劇。他激動地將基督教傳至巴伐利亞時的情景描述了一番——山里人不願接受新的信仰，決心要殺掉傳教士。這齣話劇恐怕壓根兒就沒寫完，而其它呢——例如寫畫家穆利洛品舞劇——有的只有構思，有的剛剛剛開始，情節也多數取自日耳曼人的神話或歷史。阿道夫有時會寫到黎明，把寫好的稿子扔到庫斯特爾的床上，或朗讀一兩頁。演出這些戲需要花費巨金，因為它們的場景從天堂排到地獄。庫斯特爾建議他寫些簡單點的東西——例如，寫一部不矯飾的喜劇。這個形容詞激怒了希特勒，於是，他便把心思轉到一項更雄心勃勃的項目上去。
這件事是庫比席克無意中提到另一件事後引起的。庫比席克說，瓦格納死後，在整理他的文件時，發現了他寫的關於維蘭和史密斯的音樂劇的提綱。
次日中午，庫比席克吃完午飯回來，發現希特勒坐在鋼琴旁。 “我要把維蘭寫成一部音樂劇。”他說。阿道夫計劃將音樂劇寫成後，用鋼琴彈給庫斯特爾聽，讓他把“寫成的曲譜，作必要的修改，再寫出總評。”數晚後，希特勒把前奏曲彈出來，焦急地等待著庫斯特爾的意見。庫比席克覺得，這是瓦格納的二等貨，但基本的主題是好的，並主動提出將它寫成詩的格式。希特勒對他的朋友所作的修改不滿，便日以繼夜地繼續譜曲，還設計場景和服裝，甚至還用木炭將主人公畫了出來。晚間阿道夫一邊寫歌詞，一邊注意庫比席克，一發現他在作曲時打瞌睡，便把他弄醒，小聲地——因為是在深夜——朗讀他的手稿。然而，過了幾星期，希特勒把歌劇一事束之高閣，這也許是因為有某些事情要他去處理，或者是因為創作的烈焰業已熄滅。對此未竟之事業，他初時很少談到，後來便索性閉口不提了。
那年春天，庫比席克回家度復活節。他寫信回來說，他患了角膜炎，大概是因為在煤油燈下用功過度之故，他還說，回到維斯巴諾夫後，他也許要戴眼鏡了。對阿道夫說來，復活節那個星期天，既乏味又孤單。那年（１９０８）的複活節是４月１９日，即他１９歲生日的前一天。在給庫斯特爾的複信中，希特勒顯得心情沉重，但又有幽默感：“聽到你雙眼要失明的消息，本人滿腹哀愁，使彈錯的音鍵會越來越多，你也會讀錯音符，最終變成瞎子，而我則變成聾子。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