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胡適又因心髒病發作，住了兩個月醫院。逐漸脫離危險後，到4月便勉強出院；因南港附近沒有醫院，只好暫借福州街26號台大招待所房屋，療養了兩個月。 7月間又患急性腸炎，大鬧水瀉。真是多災多病，衰老不堪了。 ①10月間，夫人江冬秀從美國回來，家人團聚，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適，畢竟也稍添些慰安。可是到11月，又因發表一篇演說，竟招來狂風暴雨般的又一次“圍剿”。
11月6日，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舉辦的“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在台北開幕。胡適卻不過洋人的糾纏，應邀赴會，作了三十分鐘的英文講演，題目是“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
這次演講的內容，其實仍是他幾十年前的老調子，頌揚西方的現代文明，攻擊中國的古老文明，以致苛酷指責我們民族的固有文化。他批評說：
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制度”(the caste cystem)到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禍，又有什麼精神價值可說?……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 ②
胡適否認東方文明的精神價值，spirit，當時有人譯為沒有“靈性”，此話傳出，頓時引起軒然大波。徐復觀教授首先出馬，指責這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斥罵胡適“是一個作自瀆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 ③於是，引起了關於中西文化的一場論戰及對胡適的暴風雨式的圍攻。胡適也因此而心髒病驟發，於11月26日，最後一次又住進了台大醫院。
論戰先後在港台的一些報刊上展開，如《自由報》、《自立晚報》、《民主評論》、《政治評論》、《中華雜誌》及《文星》雜誌等，都發表過文章；有人竟至於還在國民黨政府的立法院提出質詢。
作為論戰的兩個營壘，一方的主要人物，是自稱獨占“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的青年學人李敖。他先在《文星》上發表《播種者胡適》一篇長文，④批評那些“亂罵”胡適的人和“亂捧”的人一樣，“通通抓不到癢處”。李敖極力推崇胡適，認為他是中國新文化和現代化的“播種者”，說：
這才是胡適的真精神!能夠抓到這種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們才能肯定胡適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真價值和真貢獻。我們只消肯定他在文學革命的貢獻，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民主憲政的貢獻，學術獨立和長期發展科學的貢獻，我們就可以“論定”
他對於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貢獻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餘事!
文末對胡適也有所批評，主要是指責胡氏在“全盤西化”上還太保守，太不認真，竟去搞什麼“整理國故”那樣“開倒車的學術”，脫不開“乾嘉余孽”的把戲，把文史學風帶到了迂腐不堪的境地。因為有這點“批評和譏諷胡適的話”，故李敖在分“捧胡”和“罵胡”的六派⑤時，便將自己超乎捧罵之外。其實他基本上還是屬於他所分的“捧胡”一方，但“捧”得胡適本人也很不開心罷了。 ⑥
論戰的另一方，人物頗多。除了首先出陣的徐復觀以外，胡秋原也在《文星》上發表長文《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前進》。 ⑦文章標榜“超越”，似也批評傳統派，實則重點在批評西化派，批評胡適。接著有葉青(任卓宣)和鄭學稼參戰，針對李敖的文章，分別寫了《誰是新文化的播種者》和《小心求證“播種者胡適”的大膽假設》。 ⑧他們一方面否定或貶低胡適，說他“未曾在十年代中對思想運動吹過什麼風”，不是什麼“播種者”；而他侮蔑中國文化，則“是文化買辦在洋大人面前討好的表現”，因而罵之有理。另一方面，他們又極力推崇陳獨秀，認定陳獨秀才是新文化的播種者。他們自然也抓住了歷史事實的一些片面，而與他們各自的歷史因素大約也是不無關係的罷。
這場中西文化論戰的暴風雨，在胡適進了醫院以後愈演愈烈，雙方都寫了不少文章，氣氛相當緊張。胡適雖然素來號稱修養好，畢竟也具七情六欲，也難於抑制心頭的憤懣與煩憂。他甚至病也懶得養了。 12月17日，他在病床上度過71歲(實足70歲)的生日。次年1月10日，他便出院了，仍借住在福州街26號，以病老殘年，經受著殘冬的暴風雨的襲擊。
據楊樹人回憶，有一天下午，胡適叫他去福州街26號，商談一件公事。事畢之後，胡適從書架上取下一本雜誌，翻開來給楊看，並且拿起圓珠筆指著那篇文章說：
你看，這說的什麼，這樣的輕佻浮薄!再看這兒，簡直瞎鬧。這還算是捧我的一篇!
胡適一面說，一面用筆把他批評的地方畫出來，已是很不開心。他再翻開另一長篇，更不斷的說，不住的畫，臉色蒼白，心情更為激憤。末了，他指著這文章說：“真是下流!”⑨舊曆春節以後，他又一次憤憤地對楊樹人說：
他們要圍剿我胡適，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懂，我胡適住在台北，與他們有什麼壞處!⑩風燭殘年，心髒病尚未痊癒的胡適，怎麼經得起這樣的風雨，這樣的激憤啊!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適離開福州街，去南港中央研究院，主持將在蔡元培館召開的第五次院士會議。這天，他心情頗愉快。因為這次到會的院士比較多，在國外的吳大猷、吳健雄、袁家騮等，也都陸續到達。吳女士是他任中國公學校長時的學生；吳大猷則是他的學生饒毓泰任教南開大學時的弟子，而楊振寧、李政道兩位院士又是吳大猷的學生。胡適儘管主張“全盤西化”，而他自己卻實在不脫中國士大夫的習氣。教書幾十年，桃李滿天下，他還喜歡拉點師承出身的關係哩。海外幾位知名的學人，回台灣參加院士會，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想看看胡適先生和其他朋友；而胡適又怎麼能不高興呢?
上午，胡適主持院士會，進行完了全部議程，選出了七位新院士。中午，他又招待院士們午餐。下午五時舉行酒會，歡迎招待新、老院士，原定胡適不參加。但他興致甚高，喜歡熱鬧，願意親自招待客人。他很早就到場了，忙著和院士來賓談天，與記者們打趣，大家還趁機與他合影一張。有人便因此同他開玩笑，說院長成了“明星”啦。胡適便也很開心地大笑起來。在酒會上，他又輕鬆愉快地致辭，說：
幾年前我就對朋友說過，自己雖然對物理學一竅不通，但是有兩位學生是物理學家，一位是吳健雄，一位是饒毓泰。我雖不教他們物理，他們自己努力成了大名。可是今天幾位海外院士中午相聚時，兩位吳博士談排行，吳健雄說：“我高一輩，該叫師叔。”原來吳大猷先生還是饒毓泰的學生，而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這麼一來，我的第二、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學家，我的第四代還得了諾貝爾獎金呢。我雖然對物理不通，但是非常得意。
胡適講話時，人們看到他似乎有些疲乏；然而他是那樣快活，微笑一直掛在他的嘴邊，以致都忘記了他是剛出院不久的患著心髒病的老人!
接著，胡適請院士們講話。有人涉及到科學能不能在中國生根的問題，有的悲觀，有的樂觀。持悲觀論的人順便提到胡適演講《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招致圍剿的事，使歡快的酒會頓時籠罩了無形的陰霾。胡適是讚成樂觀的；然而對於“圍剿”，他難免又生氣，卻盡量抑制著情感，說：
我去年說了廿五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說這番話的時候，胡適顯得很激動。他已經感到不適，還勉強支持到酒會結束。
他正移步往會場外邊走，又與賓客、記者寒暄了幾句。走到會場中部的時候，他忽然臉色變了，傾身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醫生急救也無效。在這歡樂的酒會結束時，胡適竟因心髒病猝發而與世長辭了。終年七十有二。
①胡適1961年9月3日致李書華信，敘他這年病況頗詳，中說：
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車，抬進台大醫院的急救處的。我在醫院住了56天，出院後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兩個月(因為南港附近沒有醫院)。到七月初又因腸炎，大鬧水瀉，瀉的水分乾了，影響心臟，血壓低到74，半天上不去。 ……總之我們都老了，機件都不夠完好了。
由此可見他已經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健康已成問題了。見李書華作《胡適之先生生平及其貢獻》，載台北《大陸雜誌》第24卷第10期。
②胡適的這次演說，有自寫的英文稿，未見。當時台灣各報的譯文，未經胡氏校閱，難免掛漏和歧異。後經徐高阮譯為中文，經胡適校過，載台北《文星》雜誌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出版。
③見徐復觀的《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一文，載香港《民主評論》第12卷第24期。
④李敖的《播種者胡適》，載台北《文星》雜誌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後收入他的《胡適研究》一書，台北文星書店1964年3月初版。
⑤李敖在《為“播種者胡適”翻舊賬》一文中說：
談到目前捧胡和罵胡的人，可分六派：在捧胡的人中有(1)文章派，毛子水是也；
(2)詩歌派，勞幹是也；(3)行動派，某校長夫人是也；罵胡的人中也有三派，(4)叫罵派，徐復觀是也；(5)栽贓派，《胡適與國運》作者是也；(6)翻案派，本文所擬答复的兩位先生是也。 ”(按，指葉青［任卓宣］與鄭學稼)載台北《文星》雜誌第9卷第5期，1962年3月出版。
⑥李敖自己在《胡適研究前記》中說：“我知道我這篇《播種者胡適》會三面不討好：罵胡的人會說我捧胡，捧胡的人會說我罵胡，胡適本人也會對我不開心，這都是無可奈何的事。”見該書台北文星書店1964年3月版；又載《文星》雜誌第13卷5期，1964年3月出版。
⑦胡秋原的文章載台北《文星》雜誌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⑧葉青的《誰是新文化的播種者》，載台北《政治評論》第7卷第10期，1962年1月25日出版。鄭學稼的《小心求證“播種者胡適”的大膽假設》，載台北《文星》雜誌第9卷第4期，1962年2月1日出版。
⑨參看楊樹人《回憶一顆大星的隕落——記胡適之先生最後的三年》， 載台北《文星》雜誌第13卷第4期(總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楊文並未指明胡適所批評的是何種雜誌，何人文章。而李敖在《文星》第77期刊登的《“胡適研究”前記》一文裡，卻承認楊文“裡面有一段寫胡適先生對《播種者胡適》的不高興”
，承認胡適指為“輕佻浮薄”的一篇是他李敖的文章。可見胡適也認為李敖是“捧”胡的，但捧而不得其道，故又說他“輕佻浮薄”，“瞎鬧”，用語相當嚴厲!據此，則可知胡適指為“下流”的長篇，便是胡秋原的文章了。
⑩同註⑨。
參看吳大猷先生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中研院歡迎院士會中的講詞及後記，載台北《新時代》雜誌第2卷第3期；講詞題為“胡適之先生和中國科學的發展”，系該刊編者加上的。
胡適在這次酒會上的講詞，有幾種記錄，均不及經胡氏校正了。此處引文是根據《台灣新生報》記者所采寫的《最後的酒會，光輝的終結——記胡適院長最後主持的院士歡聚酒會》一文的記錄，載該報1962年2月25日。這個紀錄也許難免有誤，不及後來整理的完善，但較接近口語，很少修飾加工的痕跡，又是最早的記載，可能更接近真實一些。
另有吳相湘作《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民國百人傳》第1冊)所錄胡適的這段講詞，修改痕跡較明顯，也不像講話的語氣了。已引錄在本書第9章47則注⑩裡，讀者可以參看。另有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一書所引胡適的這段講詞，雖經修飾，還比較完善，引錄如下，以供參校：
我今天還可以講一個故事。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時，吳健雄還對吳大猷說：“我高一輩，你該叫我師叔呢!”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10冊，第3898～3899頁)
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0冊，第39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