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蔣介石以30萬大軍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於是國共兩黨和平破裂，全面內戰爆發了。
戰爭初起的時候，國民黨在軍事上、經濟上都佔著顯著的優勢，又仗著美國援助的大量飛機、大砲、坦克等現代化裝備和作戰物資，所以氣勢洶洶，不可一世，叫嚷3個月至6個月即可消滅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為了避開優勢敵人的鋒芒，曾主動放棄一些地方和城市，以求得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10月11日，國民黨軍進占張家口市，達到了他們向解放區全面進攻的高潮。蔣介石興高采烈，於當天下午下令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想藉民主憲政來做面子，掩蓋發動內戰的罪責。
胡適當了這個“制憲國大”的代表。參不參加?他原也有些躊躇，曾對當時的《中央日報》記者又是績溪同鄉的葉由說過，一是因為“國內這個局面，鬧不清”，想再等一等，看一看；二則是北大也離不開身，“到北大才幾個月，復員以來，北大還是個亂攤子，非常複雜，要花大力氣整頓。”①胡適心情又很矛盾，他覺得這是實現美國式民主憲政的一個機會，不可錯過，準備去參加。但是，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都堅決抵制，並聲明它違背政協決議，是非法的；只有青年黨、民社黨幾個小黨派追隨國民黨搖旗吶喊。北京大學的同事周炳琳也勸胡適不要出席，說“此時赴會，是否為賢智之舉動，琳以為尚值得考慮一番。”②而蔣介石卻切盼胡適這位“社會賢達”出席，給他做做面子，故親自電邀，電文云：
國民大會準於文(十二)日開會，先生為當選代表，德望允孚，舉國景仰，務希即日命駕，蒞京出席，藉慰眾望，並盼電複。中正，蒸(十日)，府交。 ③
胡適便只好於11月11日飛南京，出席於15日開場的國民大會，還當上了大會主席團主席。大會的任務是“制憲”，胡適知道憲法草案早就有了，這種堂而皇之的文件，有各國的藍本，不會有大問題。他便抱著厚本厚本的《水經註》出入於國民大會；又趁機去國學圖書館和中研院史語所看各種版本的《水經註》。 12月25日，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中共和各民主黨派都發表聲明，不予承認。只有美國的馬歇爾、司徒雷登大加捧場。胡適也對記者說：“餘對此次中國實驗民主政治認為一大成功”；④又著文稱讚大會通過的憲法“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35年來若干人的夢”。 ⑤
在南京開會期間，胡適與聞人名士、闊佬政客往來頻繁，應酬頗多；還有些人請他題字。在為人寫單條立幅時，他揮筆重題舊作“做了過河卒子”一詩。這首舊作原來沒有發表過，當時被記者傳抄出去，在報紙上刊登了。時過境遷，當日為國家民族拼命向前的卒子，現今卻是為國民黨蔣政權賣力了，舊作新題，也正好表達胡適為國民黨政府賣力的心願。
果然，國大開過不久，蔣介石準備“改組”政府，要倚重這可貴的“卒子”了。
1947年初，蔣氏多次約請傅斯年談話，提出請胡適擔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⑥又在南京兩次接見胡適，多次親致函電，說“中正對於延請先生參加國府，固出於平生向慕之忱，亦實以國家與政府殷切之需要為前提。”⑦實際上卻正如傅斯年所說，乃是出於“美國之壓力”，想藉胡適這塊“社會賢達”的牌子，為獨裁政權塗飾一點民主的油彩。所以蔣介石曾坦白地說，是“撐面子，要如此”。胡適經過反复思慮斟酌，力陳衷曲，說：
我因為很願意幫國家政府的忙，所以不願意加入政府。蔣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謝，故此信所說都是赤心的話。
我在野，——我們在野，——是國家的、政府的一種力量，對外國，對國內，都可以幫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說公平話，給他做面子。若做了國府委員，或做了一院院長，或做了一部部長，……結果是毀了我30年養成的獨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為。結果是連我們說公平話的地位也取消了。 ⑧
多麼絕妙的自白!既感蔣介石的知遇之恩，願意幫政府的忙，給他做面子，又要保留著“獨立”的面具。這便是過河卒子特別聰明的地方!胡適終生未參加國民黨，大約也與此有關罷。
胡適不入政府作官，仍留北京大學當校長，但北大已不是當年的中國公學，更不是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了，時世的變化，使北大真成了一副亂攤子。
當時，蔣介石政府政治黑暗腐敗，貪污賄賂公行，加上內戰軍費開支浩大，便濫發紙幣，引起通貨膨脹，物價暴漲，把老百姓推到了飢餓與死亡線上。教育界人士的生活也是朝不保夕，諸多困難與憂慮。大學裡正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的年月。胡適出長北大，本來也想學習蔡元培的作風，把北京大學建設成為現代學術的重要中心。 1947年，他曾提出一個《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即發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計劃，建議政府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在第一個五年之內，辦好北大、清華、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學等五所重點大學，使它們成為學術研究的大本營；第二個五年再辦五所，以求“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 ⑨應該說確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宏偉設想，也反映了胡適作為一位教育家執著教育學術事業的見解與態度。但是，當他在北大召開教授會，討論這個十年計劃的時候，他的夢想卻在現實面前碰碎了。到會百餘位教授，大家想的，談的，“都是吃飯”!一位教授說，“我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劃?”這是實際情況。胡適當校長，為師生的糧食，教員薪水，以致冬天取暖用煤等奔走，竟花去不少精力。素以樂觀著稱的胡適也難免悲觀起來，說：“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⑩這年5月，國民黨統治區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展開“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鬥爭。北平的學潮，以北京大學為重要中心，更是來勢不凡；
也弄得胡適校長應付不暇，處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對不起學生的兩難境地。
他雖然擁蔣反共，其實面對時局，內心也很矛盾，而對學生運動也大致還抱同情態度。 1947年5月，他在答《經世日報》記者問時，仍說：
二十年來我發現一個通則，古今中外均可應用。即凡一個國家政治沒有走上軌道，既不滿人意，又無合法代表民意機關監督政府改善政治，干預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責任，一定落在青年學生的身上。
胡適主張“疏導”的方針，反對武力鎮壓。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聲望，奔走於行轅市府之間，希望避免慘案的發生，並極力阻止“軍警入校捕人”。談到南京學潮時，胡適還公然說“學生與政府雙方均動了感情”，且批評蔣介石告全國同學文內“顯受反動共產黨直接間接之策動”的說法，“立言不太公道”。以胡適之聰明與閱歷，豈不知道當年反內戰反飢餓的大規模學生運動，與中共的領導和影響分不開，但他仍揚言“不相信學潮為中共煽動”，而強調是“由於客觀環境所造成”。由此可見他心境的矛盾。
當年還有一樁美國水兵皮爾遜強姦北大女學生沈崇案，轟動全國。對於此案，胡適也非常憤慨，曾對記者說：“此次美軍強姦女生事，學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憤慨。同學們開會遊行，都無不可，但罷課要耽誤求學的光陰，卻不妥當。
”他以北大校長作為學生監護人的資格，聘請著名法學教授燕樹棠、費青、蔡樞三位為沈崇的法律顧問；並親自赴美駐華海軍陸戰隊第一師軍事法庭旁聽審理。
法庭判皮爾遜強姦已遂罪，胡適對記者談話時，肯定“此案判決極為公正”。後皮爾遜上訴，美海軍部軍法檢察官長，取消其罪狀，胡適曾對英文版《時事新報》記者發表談話，說“餘對此新發展，表示不滿”，並“希望美海軍部長不會批准”。然而後來竟經批准，將皮爾遜無罪釋放，胡適也便無可奈何了。
蔣介石鑑於政治局面不可收拾，後來又想請胡適出來當行政院長。胡適為此甚為焦慮，且數度失眠，仍堅辭，抱定不入政府的主意，以在野的獨立身份，為政府說“公平話”。他作為學者和校長，曾邀集京津各大學的一些教授及名流，組織“獨立時論社”，對“重要的時事問題”，各人發表所謂“獨立與公正”的意見，將文稿寄發國內外各地報館同時發表，在輿論上給蔣介石政府以幫助。
對學生運動，胡適所主張的“疏導”方針，反對軍警入校捕人等，固有同情愛護學生的一面，但也是為國民黨政府當局著想。他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聯合致朱家驊電，說得最明白：
若以軍警入校，則適、琦以為不可行，行之必致學校陷入長期混亂，無法收拾，政府威信掃地，國內則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轉而反對政府，國外輿論一致攻擊政府。論者或以為美國亦有清共法案，必能諒解。殊不知美國清共全用法律手續，決不能諒解軍警入校捕人等等現狀。試設想最近雲南大學的怪象若重演於北大、清華等校，國家所蒙有形無形損失固不可勝計，而全校學生騷動，教員解體，適、琦等亦決無法維持善後。故敢本平日憂慮所及，以去就諫阻此事。
胡適不像蔣介石及其他官僚一樣，簡單地說學潮是共產黨煽動的，赤裸裸地責罵一通，甚至武力鎮壓，造成流血慘案。他主張“疏導”，一方面勸導學生，反對罷課；一方面奔走於行轅和市府之間，盡力避免慘案發生，果然也收到效果。以至有的學生竟相信“胡校長已漸漸接近青年了”，相信他是“愛惜學生”，“和學生站在一起的”。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也致電胡適，說“主席(按，即蔣介石)對兄竭力安定北方教育，極表感佩”。如果胡適進政府當了官，能發揮這種作用嗎?
6月2日，北大工學院學生鄧世華寫信給胡適，信中表示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尤其恨蔣介石“一味迷信武力統一，不顧國家人民的利益及民意，一味地進行殘酷的內戰”，說他是“國父的叛徒”。但鄧缺乏政治頭腦，對共產黨也不了解，對國共兩黨都恨都罵，以致感到悲觀、苦悶、徬徨。胡適覺得這個青年的苦悶悲觀有相當的代表性，便於當天深夜給他回信，勸他不要悲觀，要諒解國家的困難，說“悲觀是不能救國的，叫喊是不能救國的。責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國的。
易卜生說過：'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 '”胡適又特別為蔣介石辯護，說：
蔣介石先生有大長處，也有大短處。但我在外國看慣了世界所謂大人物，也都是有長有短，沒有一個是天生的全人。蔣先生在近今的六個大巨頭里，夠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環境比別人艱難，本錢比別人短少，故他的成績不能比別人那樣偉大，這是可以諒解的。國家的事也不是一個人擔負得起的。
胡適就是這樣給蔣介石吹噓“做面子”，為蔣政府幫忙，他對蔣介石是何等體諒忠心!隨後，胡適又根據复鄧世華的這封信，引申改寫成《青年人的苦悶》一文發表，希望把一切苦悶的青年，都“疏導”到脫離現實政治，只關心“把自己鑄造成器”的道理上去。蔣政府的官僚政客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嗎?
然而，歷史的車輪並不因少數人的阻攔而停止轉動，它總是碾碎了一切障礙，滾滾向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 1947年7月至9月間，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國民黨統治區的愛國民主運動也不斷高漲。到1948年，國民黨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之中；連美國也對它失望了，總統杜魯門說：“中國政府是一自私自利者的集團，所以美國無法幫忙。”
蔣介石無可奈何，心急亂投醫，企圖再祭起“民主憲政”的法寶，來挽救行將坍塌的政權，便匆匆忙忙在南京召開所謂行憲的第一次“國民大會”。胡適又是“國大代表”，又匆匆忙忙飛赴南京。 3月27日在中央研究院選舉院士，經5輪投票，選出第一屆院士81人。 3月29日，國民大會開幕。第二天下午，王世傑來見胡適，轉達蔣介石旨意，謂“蔣公意欲宣布自己不競選總統”，而提議胡適做總統候選人，蔣自己願意做行政院長，並說“請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 4月4日，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央全會，蔣便聲明不候選，而提議由國民黨提出一個無黨派的人來做候選人，並說此人須具備五種條件：
（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對中國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愛護國家，反對叛亂，（5）對世界局勢，國際關係，有明白的了解。
蔣介石沒有說出姓名，但大家都清楚明白，指的就是胡適。而胡氏初聽此言，很覺驚異，自認“實無此勇氣”，卻又覺得蔣的想法“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胡適倒也想試一試，但沒有自信心。 3月31日，他與週鯁生、王世傑商談了很久，直到晚上8點一刻，竟決定接受；到4月1日又“還是決定不干”。 4月4日國民黨的臨時中全會開了六個多鐘頭，會場上亂成一鍋粥，中委們七嘴八舌都不贊成蔣的提議，有的竟痛哭流涕勸蔣介石作總統候選人。
其實蔣的提議只是一個政治上的花招，他怎麼會讓別的人凌駕於自己頭上來當總統呢。而胡適卻實在書生氣十足，還以為“蔣公是很誠懇的”，被蔣玩弄於股掌之上猶不自知。最後，他還是高高興興地幫著蔣介石登上了“總統”的寶座，並以大會主席團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蔣致送當選證書。這次大會原來不過是為國民黨政權盡送喪的禮儀了，胡適卻還要為這次喪禮式的大會吹噓，說是什麼“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現”。然而，他們的“自由意志”表現之後不久，中國人民解放軍相繼發起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國民黨政府便風雨飄搖，土崩瓦解了。
1948年12月15日，因北平已被我人民解放軍圍困成了孤城。胡適見大勢已去，便同他的夫人江冬秀乘蔣政府專機，倉皇飛往南京，做了北京大學的一名“不名譽之逃兵”。臨行時，東西也來不及收拾，只撿了他父親的遺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真是淒淒惶惶，好不慘傷。 17日，自身也難保的蔣介石，特邀胡適夫婦晚餐，在惶恐中為胡適做58歲生日。
1949年1月，蔣介石宣告“引退”。 4月，胡適也乘船逃亡美國，踏上了他晚年飄零而淒惶的途路。
①參看葉由的《我對胡適的印象》，載《胡適研究叢錄》，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2月版，第22～28頁。
②周炳琳1946年11月9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8月1版，下冊，第140頁。
③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41頁。
④見1946年12月18日天津《大公報》。
⑤《憲法與憲政》，見1947年8月15日天津《大公報》。
⑥參看傅斯年1947年2月4日，2月22日，3月28日，4月7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68～170、174～175、190～192、195～196頁。
⑦蔣介石1947年4月2日致胡適電(抄件)，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93頁；並參看同書第179～180、196～197頁。
⑧胡適1947年2月6日致傅斯年信(稿)，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73頁。
⑨見《獨立時論集》第1集，北平獨立時論社1948年4月版，第143～145頁。
⑩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5冊，1947年9月23日。 （三版註）
見1947年5月20日《經世日報》，轉引自《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5冊，同年5月18日後所附剪報；引文中“發現”二字系胡適所改。 （三版註）
同註。
參看北京大學學生高炳生等致胡適的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300～303頁。
參看《申報》1946年12月31日，1947年1月7日，1月17日，1月19日，1月25日，6月22日，及天津《大公報》1947年10月29日有關沈崇被污辱案的報導和胡適對記者的談話。
參看《獨立時論》第1集(北京大學出版部1948年4月印行)《序》，署“獨立時論社同人”，疑為胡適所作。據該書卷末所附之《作者介紹》陸續參加獨立時論社的作者，列名的共有42人。
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417～418頁。
可參看胡適6月3日致北京市長何思源信(稿)，6月1日《華北日報》所載《胡適讚揚“疏導政治”》，及高炳生等致胡適信，分別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203～206、300～303頁。
朱家驊1947年6月19日致胡適電(抄件)，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210頁。
胡適1947年6月2日復鄧世華信(稿)，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201～203頁。
《青年的苦悶》一文發表於1947年6月21日，後收入次年4月出版的《獨立時論》第1集。
轉引自高宗武1948年4月6日自美國致胡適的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375頁。
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6冊1948年3月29日至31日、4月1日至8日。 （圖文版註）
胡適1948年5月10日對記者的談話。轉引自1955年5月4日《大公報》所載胡華的《批評胡適派為封建買辦統治服務的“民主”“自由”論》一文。
胡適於1948年12月17日參加在南京的北大同學會舉辦的“北大五十校慶大會”
，在會上致辭，一再說“我是一不名譽之逃兵”，“不能與多災多難之學校同度艱危，實在沒有面子在這裡說話”。見1948年12月18日《申報》所刊《胡適自認逃兵》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