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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由低調到抗戰

胡適傳 易竹贤 2535 2018-03-16
1937年7月7日深夜,黑暗籠罩著多難的華北平原。在古都北平的西南,永定河幽咽泣訴著,從盧溝橋下流過。橋兩邊石欄上精刻的485只獅子,瞪著大眼凝視著: 日本強盜的鐵蹄踏上了盧溝橋頭。中國守軍實在忍無可忍了,奮起反擊,揭開了神聖的抗日戰爭的第一幕。 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胡適離平南下,去廬山參加蔣介石、汪精衛邀集的談話會。 16日談話會開始,蔣介石致辭談到這次事變,還在說: 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 ……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係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係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來求得盧事的解決。

同時,講話也號召全國人民: 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① 蔣還徘徊在和戰二策之間。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也於19日返回日本,發表談話說,中國政府對盧溝橋事變,堅持“不擴大”與“外交解決”兩大方針。這就是蔣介石定下的調子。他從不抵抗轉到了“應戰”,但仍幻想對日妥協,希望“和平”。 胡適在談話會上,便也慷慨激昂大談教育問題,提出“國家高於一切”和“教育獨立”的主張。在山上,蔣介石請喫茶,馮玉祥送煎餅,汪精衛邀聚餐,又與陳誠、衛立煌、胡宗南等武人會見,與陳布雷、吳鐵城等文官晤談,又到廬山暑期訓練團講演顏習齋的哲學。他的應酬頗多,高興之餘,還寫了一首詩:

那有貓兒不叫春? 那有蟬兒不鳴夏? 那有蛤蟆不夜鳴? 那有先生不說話?②胡適是當教員的人,以說話為職業,平素又喜好演說,他在山上自然也到處說話,鋒頭十足;只是在抗日問題上仍唱低調。 7月28日,胡適下山去南京,又做過不止一次的所謂“和平的大努力”。他與高宗武、週佛海、陶希聖等人過從甚密,據說他們都是當日南京“低調俱樂部”的成員。 ③7月30日,胡適與高宗武等人“深談國事”,決定由高宗武去打通與日本“和平”交涉的路線。第二天,蔣介石發表了《告抗戰全軍將士書》。這天中午,他請胡適、梅貽琦、張伯苓等人吃飯。席間,蔣宣布決定作戰,張伯苓頭一個慷慨陳詞,舉手贊成。胡適對蔣的抗戰決定仍持懷疑態度,但又“不便說話”,直到告辭的時候,他才向蔣進言,說“外交路線不可斷”,並推薦高宗武去負責進行。他一直在做著“和平”交涉的迷夢。 ④

但是,盧溝橋事變以後,局勢是一天天緊張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國土的淪喪,全國軍民各界抗日運動的高漲,也使胡適的和平夢想逐漸動搖了。 7月31日,他復蔣廷黻的信,中說: 你說的話誠然不錯。蘇俄預備了這麼久,還不能不以避戰為外交方針,何況我們這個國家呢?但事勢雖如此,其中有一點重要區別:蘇俄可以有避戰的資格,而我們沒有避戰的資格。蘇俄所以能避戰,第一因為對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為對內有控制的力量。我們這兩件都沒有。對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敵人深入,六年的避戰只見敵氛日深,受逼日甚,結果是因為無力抵抗,故終不能避戰。第二個因素更重要。我曾說過,只有強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 ……今日政府比二十四年更強了,但恐怕還沒有強到一個可以忍辱避戰的程度,——又無政治家能擔負大責任,——故至今飄泊(drifting),終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戰爭。 ⑤

胡適的思想開始有些轉變,他看到了避戰只是夢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敵氛日深,受逼日甚”;然而以樂觀主義著稱的胡適,在抗日問題上卻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悲觀論者。他並沒有從“和平”迷夢中完全醒來。 8月2日,胡適記下了他還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方案,如下: 回寓見蔣先生約談話的通知,先作一長函,預備補充談話之不足。 主旨為大戰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 (1)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 (2)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 (3)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標: (1)趁此實力可以一戰之時,用外交收復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2)徹底調整中日關係,謀五十年之和平。 步驟可分兩步:第一步為停戰,恢復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狀況。第二步為“調整中日關係正式交涉”——在兩三個月之後舉行。 ⑥ 8月13日,上海戰事爆發,對日全面抗戰開始。胡適等人的和平幻夢便徹底破滅了。到9月初,仗打了一個多月,胡適的思想也逐漸樂觀一點。他離國赴美前,去看汪精衛和高宗武,還勸他們“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哩。他對高宗武說: 我們8月初做的“在大戰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錯的。但我們要承認,這一個月的打仗,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穫。 ⑦ 從此,胡適拋棄了和平的夢想,走向了“和比戰難百倍”的見解,傾向於支持政府抗戰了。

①蔣介石的這篇談話全文,載1937年7月19日《中央日報》及各報。 ②轉引自胡健中在台北傳記文學社召開的“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上的發言《我和適之先生詩文上的交往》。其中說,廬山談話會上,他和胡適坐在一起,聽了胡適的發言,即席寫了一首打油詩送給他。詩云: 溽暑匡廬勝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 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陳辭又一回! 胡適的詩乃是和胡健中的。見《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 ③參看JH博伊爾著《中日戰爭期間的通敵內幕》(John Hunter Boy Ie:“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8月出版) 一書第9章“低調俱樂部”。

④參看胡適1937年7月30、31日日記,見《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1版,下冊,第576頁。 ⑤胡適1937年7月30日致蔣廷黻信(稿),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363頁。 ⑥胡適的這個方案,據台灣《中國時報?人間》1979年6月16、17日所載后羿的文章《殘存日記中的愛國者》看,似系胡適8月2日的日記。查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胡適的日記》,胡適留存北京的1937年日記,8月2日無此記載,這天日記似不全;8月3日至9月6日原缺,胡適當另有所記。現據后羿文錄存。 ⑦胡適1937年9月8日日記,見《胡適的日記》下冊,第5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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