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初，胡適抵達倫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他這次遊歐，主旨便是來參加庚款會；但會沒開幾次，委員會的人便四散了。胡適沒事可做，在倫敦遊覽居留十來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峽，來到法國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還想順便去“世界公園”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則是履行他遊歐的另一項計劃，去巴黎圖書館看我國的敦煌卷子。
敦煌卷子，是什麼貴重東西?又為何要跑到遠隔重洋的巴黎去看?
原來，這敦煌卷子，真可以說是我國的一批國寶。 1899年，敦煌千佛洞的一個道士，偶然發現洞中夾壁後有一個密室，藏有許多古本經卷，除幾本最古的印本之外，都是寫本，共計約有兩萬來卷。最古的大約是一千五百年前寫的，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歷史了。那道士沒有什麼知識，根本不懂得這些卷子的珍貴，把它當符賣給周圍的鄉民治病，燒毀了一些；幸虧那沙磧之間，地廣人稀，所毀無多。後來，英國人斯坦因(M．A．Stein)到敦煌來，知道了這些古本抄卷，花很少一點銀子賄賂那道士，便運走了六千多卷。不久，法國的一個漢學家伯希和(P.Pelliot)也來了，也只花一點銀子，便挑選運走了二千多卷。我國的這一批珍貴文物便這樣被竊運到英法兩國，成了倫敦不列顛博物院和巴黎國家圖書館的珍藏。現在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只是他們揀選剩餘的一部分了。
胡適出國前，曾試作《中國禪宗史》初稿，寫到神會和尚，發現神會在禪宗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後來研究禪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沒了他。胡適決心替神會打抱不平。於是，在國內大力搜求史料，結果卻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神會著作僅僅659個字!胡適便打定主意，趁這次歐洲之行，到巴黎倫敦來看敦煌卷子，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寫的經卷中能夠掏摸出一點神會和尚的史料。
8月26日，胡適走進了巴黎國家圖書館，開始翻閱敦煌卷子。那時，伯希和因撈得我國敦煌的大批珍貴文物，寫了《敦煌千佛洞》等書，名聲大噪，已經當了巴黎法蘭西學院的教授，並主編東方學雜誌《通報》。胡適也去拜訪了他，並得到他的幫助。 “他給我介紹，得進'寫本書室'，看敦煌各卷子。”①果然，在巴黎讀敦煌卷子，竟大有收穫。胡適自記道：
我到巴黎，不上幾天，便發現了一卷無名的語錄，依據內容，定為神會的語錄的殘卷。後來我從別種敦煌卷子裡得著旁證(例如《歷代法寶記》)，可以確定此為神會的語錄。 (卷子號目Pelliot 3488)
過了幾天，又發現了一長卷語錄，其中一處稱“荷澤和尚”，三次自稱“會”，六次自稱“神會”，其為神會的語錄無疑。此卷甚長，的確是唐人寫本，最可寶貴。 (號目P．3047)
從此世間恢復了兩卷《神會語錄》的古本，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②不僅讀書有得，而且在海外也有崇拜者。當年在巴黎專攻法國文學的袁昌英女士，寫信給胡適，信中說：
我近來心目中只有兩個英雄(你曉得婦女的心目中總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的也不待言是蔣介石。這兩個好漢是維持我們民族運命的棟樑!我的靜坐的時候頗不多，然而一得之則默祝這兩人的福壽與成功。 ③
讀著這樣的信，胡適自然也高興。但是，得意之時，也遇著很不得意的事。有一天晚上，胡適與當時也在法國的傅斯年約定，去萬花樓吃晚飯。胡適因事去遲了一點，在門口碰著萬花樓的老闆，他低聲說，“樓上有人發傳單罵你，我特為站在門口等你，你不要進去了吧?”胡適當即大笑，說：“不要緊，我要吃飯，也要看看傳單。”他上了樓，傅斯年、梁宗岱等人都在等他，卻沒有外人，也不見傳單。大家不說傳單的事。吃完飯以後，他們走到對街一個路角的咖啡攤，坐下閒談，胡適才問傳單的事。原來他們都收起來了，怕胡適生氣。胡適說：“我決不生氣”，才給了他幾張。一看，原來是中國國民黨旅歐巴黎支部發的《警告旅歐華僑同胞，請注意孫傳芳走狗胡適博士來歐的行動》，大約是因他的好友丁文江當了孫傳芳手下的“淞滬總辦”，又同為中英庚款委員，才作這樣推斷的。胡適當時忙著看敦煌卷子，每日寫幾千字的讀書筆記，無暇顧及這種無聊事，只保存了一張傳單在他的日記裡，④便又埋頭讀書去了。
這年9月，胡適又去倫敦，翻閱不列顛博物院珍藏的敦煌經卷，又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 12月17日，是胡適滿35歲的生日，這一天也是在博物院讀書度過的。
他這天校讀了《忍和上道凡趣聖頓悟解脫宗修心要論》，抄了《大乘北宗論》一卷，讀了七種卷子。博物院電燈不明，校書抄書很費力。這天晚上，胡適才想起自己的生日，大有感慨：
自從去年9月底出京後，和我的“書城”分手太久了，真有點想念他。這一年多，東奔西走，竟不曾做一篇規規矩矩的作品。 ……英國庚款事總算有點成績。此外只是出來跑一趟，換了一點新空氣，得了一點新刺激，於我有點好處，然而忙的要死，倦的不得了，身體上始終沒有休息。巴黎倫敦兩地的讀書，可算是今年的大成績。今天過生日，終日在B． M．裡校讀敦煌卷子，總算是一種最滿意的慶祝儀式了。 ⑤
總計在巴黎和倫敦，僅所得神會的語錄三種，《顯宗記》一卷，約計達兩萬多字，為國內所得的30倍!此外，還看到《楞伽師資記》的兩種寫本，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禪宗史料。收穫確是很豐厚的。
在海外讀中國的敦煌卷子，能有這麼多收穫，胡適真是喜出望外了。至於這些中國的東西為什麼竟要到英國和法國去讀，他似乎沒有想，似乎也不願意去想。
轉眼到了年底。胡適離開英國到美國去。在大西洋航行的海輪上，他匆匆揮筆，寫了《海外讀書雜記》，向讀者報告他所得到的幾項材料和收穫。回國以後，又把從巴黎倫敦影印帶回來的神會遺著整理寫定，又作一篇很詳細的《荷澤大師神會傳》，合編成《神會和尚遺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 ⑦序言中說：
神會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總司令，是新禪學的建立者，是《壇經》的作者。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勳之大，影響之深。這樣偉大的一個人物，卻被埋沒了一千年之久，後世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語錄埋藏在敦煌石窟裡，經過九百年的隱晦，還保存了兩萬字之多，到今日從海外歸來，重見天日，使我們得重見這位南宗的聖保羅的人格言論，使我們得詳知他當日力爭禪門法統的偉大勞績，使我們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禪宗偽史，而重新寫定南宗初期的信史：這豈不是我們治中國佛教史的人最應該感覺快慰的嗎?⑧①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6冊，1926年8月26日（三版補注）；胡適在《神會和尚遺集序》裡也說：“我藉這個機會要對許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謝。我最感激的是：倫敦大英博物院的Dr．Lionel Giles，巴黎的Professor Paul Pelliot，沒有他們的熱心援助，我不會得著這些材料。”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卷二，第292～293頁。
②《海外讀書雜記》。此文原為留英學生會的雜誌而作，後編入《胡適文存三集》。引文見該書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四，第539頁。
③袁昌英1926年12月18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412頁。 （三版註）
④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5冊，1926年9月18日後所附傳單，及1940年12月30日的補記。 （三版註）
⑤同上書，第6冊，1926年12月17日。 （三版註）
⑥《楞伽師資記》的這兩種寫本，胡適當時都託人影印，帶回國內，想整理付印，卻始終未印成。 1931年，朝鮮的金九經借去，校寫為定本印行，胡適為作《楞伽師資記序》。這篇序文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卷二。
⑦《神會和尚遺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12月出版，又名《荷澤大師神會遺集》。其中收遺集四卷，跋四則，附錄《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所收“荷澤大師神會語”一卷；胡適所撰的《荷澤大師神會傳》印在卷首。
⑧《神會和尚遺集序》，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卷二，第292頁。
胡適對神會和尚的考證和評價，及其他有關禪宗史的著作，自然難免有錯誤和武斷之處；人們對胡適論禪，也見仁見智，評價很不一樣。大致看來，側重於研究“禪”學的人，如日本的鈴木大拙，便說“胡適根本不懂禪宗”；而側重研究禪宗“史”的人，則多肯定胡適的考證。如範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一書中，敘述唐代禪宗的南北之爭，便與胡適的見解頗有一致的地方。讀者可參看。 (《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3編第2冊，第7章第2節，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1版第601至6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