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號召整理國故，影響頗大；而他帶頭整理國故的實踐，比理論號召的影響更大。
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也可以說是一部“專史式”的整理國故的著作，前面已經說過。這裡要說的是胡適對於中國古史的考證及“疑古精神”的提倡。
1919年7月，孫中山先生及其助手們在上海籌創《建設》雜誌，廖仲愷先生曾接連寄書胡適，一再“企候鴻文”，很希望胡適“賞光寄篇大文”。 10月，胡適為上海的《星期評論》寫了一篇整萬字的《談新詩》，《建設》的廖仲愷便有些羨慕，又馳書催胡適寄稿。 ①11月8日，胡適就寫了一封討論“井田制度”的信，寄給廖仲愷。於是，在《建設》雜誌上，他與廖仲愷、胡漢民、朱執信、季融五等人書信往還，展開了一場關於“井田制度有無”的專題討論。 ②
井田制度，是傳說的我國殷周時代的一種土地制度，最早見於《孟子?滕文公上》：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孟子關於井田制度的這段文章，近千年來的一般讀書人都記得滾瓜爛熟，也大多相沿不疑。可是，胡適提出了懷疑。他把這方面的種種傳說，依出現時間的先後，排列成一個井田論演變的沿革史，指出，“戰國以前從來沒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到孟子才“憑空杜撰”出一個整齊的“豆腐乾塊”的井田制度，卻還很不完全，很不清楚。以後經《公羊傳》、《穀梁傳》、《王制》、《韓詩外傳》逐漸補充詳明，到後來的《周禮》、《漢書?食貨志》及何休的《公羊解詁》等書，才有了詳細、整齊而又煩密的井田制。這樣便“以訛傳訛，積訛成真”了。
胡適說，他的《井田辨》，是對井田制度的一種“懷疑的挑戰”，他所提倡的是一點懷疑的精神，即所謂“疑古的精神”。那時，他對清代學者姚際恆敢於懷疑前人不敢懷疑的經書，對崔述敢於懷疑古史古事，都十分佩服。曾經稱讚崔述為“科學的古史家”，為崔述作年譜，支持顧頡剛整理匯印《崔東壁遺書》。 ③他曾經打算繼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做一部《古今偽書續考》，作為“掃除舊污的一個方法”，並囑顧頡剛標點姚氏的《偽書考》。 ④他甚至主張“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⑤
1923年，胡適編的《讀書雜誌》上，發表了顧頡剛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顧氏也提出對中國古史的懷疑，認為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黃帝、堯、舜、禹都是後人編造出來的，靠不住。他甚至抬出《說文》來做根據，推論說禹是一條蟲。 ⑥接著便有錢玄同表示贊成的答書，而劉楚賢、胡堇人則提出疑問和反對，彼此駁難答辯，展開了關於古史的討論，歷時九個月。 ⑦胡適開頭沒有參與，最後寫了一篇總結性文字，題為《古史討論的讀後感》，支持顧頡剛，提倡懷疑精神。針對有人指責顧的懷疑翻案文章足以“影響人心”，胡適說：
這回的論爭是一個真偽問題；去偽存真，決不會有害於人心。 ……上帝的觀念固然可以給人們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們不能因為人們的安慰就不肯懷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況一個禹?何況黃帝堯舜?⑧因此，胡適認為禹是不是一條蟲，這是“瑣屑的枝葉”問題，他要人們“不要忘了顧先生的主要觀點在於研究傳說的經歷”。對於傳說的古史，該懷疑的就懷疑，“實事求是，莫作調人”。但他也不贊成無根據的懷疑，而必須尋求證據。 “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這次“論戰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可見胡適所提倡的，是有證據的疑古精神。
前有“井田辨”，後有“古史討論”，胡適覺得應該從理論上加以總結。他認為這兩次討論，都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並由此概括出一個“歷史演進法”。他說：
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曾經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堯舜禹的故事，黃帝神農庖羲的故事，湯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這個方法的實驗品。 ⑨
老師到底比學生棋高一著。經胡適這樣一總結提倡，在當時中國的史學界和思想界，疑古精神發生了很大影響，對古史、古書的懷疑和考辨，竟形成了一種風氣；錢玄同甚至從1925年8月起，不再姓錢，而改以“疑古玄同”為名了。由此也可見當時風氣之一斑。
這種疑古精神，是五四時代思想解放的一種表現，對於反對宗法專制主義的傳統觀念與偏見，具有積極的作用，有利於打破人們對古書、古史的迷信與盲從，打破傳統思想的束縛，使人們的思想從傳統觀念中解放出來。
①參看廖仲愷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適的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64～67、74頁。
②關於“井田制度有無之研究”的討論文字，分別載《建設》雜誌第2卷第1、2、5號。胡適所寫的，計有：一，寄廖仲愷先生的信(1919年11月8日)；二，答廖仲愷胡漢民先生的信(1920年1月9日)；三，答胡漢民先生的信(同年1月26日)。後將前二信及廖仲愷先生答書(1919年12月9日)，並加“附跋”，收入《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12月版，卷二。
③參看胡適的《科學的古史家崔述》，載《國學季刊》第1卷第2號。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年譜，只作到崔述43歲(1782，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止，後由趙貞信續完，載於顧頡剛編《崔東壁遺書》。
④參看胡適1920年11月24日致顧頡剛信，載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樸社1926年9月再版，第5～6頁。
⑤胡適1921年1月28日致顧頡剛信，見《古史辨》第1冊，第23頁。
⑥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見《古史辨》第1冊，第63頁。
⑦關於古史的討論，雙方發表在《讀書雜誌》上的文字，先後計有：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載第9期，1923年5月6日出版。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載第10期，6月10日出版。
劉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載第11期，7月1日出版。
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載第11期。
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載第11期。
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載第12期，8月5日出版。
劉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載第13至15期，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出版。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載第12至16期。 (未完)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載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出版。
這位參與古史討論的胡堇人，即是胡適的族叔與兒時好友胡祥木，字近仁，又字堇人，乳名灶松。
⑧《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一，第152頁。
⑨同註⑧，第156～1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