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作為新文化運動大本營的北京大學，革新與守舊的鬥爭異常尖銳，出現了“新潮社”與“國故社”的對立。一方響應《新青年》，宣傳新思想、新文化；一方則反對《新青年》，維護舊文化、舊思想，壁壘分明，兩相對峙。國故社出版的《國故》月刊，第1期就亮出“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的旗子，以“保存國粹”為宗旨，向新文化運動挑戰。
那麼，新文化要不要“國故”，怎樣對待“國故”呢?這是新文化倡導者們當日不能迴避的一個重要問題。
首先來回答這個問題的，是新潮社的毛子水和傅斯年。五四運動爆發前夕，《新潮》第1卷5號上，發表了毛子水寫的《國故和科學精神》一文。作者指出，近來守舊派研究國故，“既不知道國故的性質，亦沒有科學的精神”，只是“抱殘守缺”而已；他認為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精神”，將國故加以“整理”。傅斯年在這篇文章末尾寫了“附識”，進一步明確指出了研究國故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一是“整理國故”，一是“追摹國故”；正確的態度是“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來整理國故。於是，《新潮》與《國故》之間，展開了關於“整理國故”的一次小小的論爭。 ①
新潮社最早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問題，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實在很不圓滿；他們對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顯然還缺乏認識，以為整理國故“沒有多大的益處”。真正看到這個問題的重要和必要性，並把“整理國故”作為一個口號提出來的，是他們的老師和顧問胡適。
這年8月，胡適寫了關於整理國故答毛子水的一封信。 ②他一方面贊成並支持毛子水提出的用科學精神來整理國故的主張；另一方面又批評了他們從“有用無用”
的狹隘功利主義出發，不重視整理國故的缺點。胡適指出：
現在整理國故的必要，實在很多。我們應該盡力指導“國故家”用科學的研究法去做國故的研究，不當先存一個“有用無用”的成見，致生出許多無謂的意見。
他主張“存一個'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甚至認為“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胡適充分估計到了整理國故的重要性和學術文化價值，卻顯然又過分誇大了它的社會意義。
到了11月，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③一文中，便把“整理國故”作為一個口號，正式提出來了。這篇文章的標題下，排列著四句口號：
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便是胡適所理解的“新思潮的意義”的全部內容。別的我們暫且不論，只來看看他關於整理國故的觀點。他說：
新思潮對於舊有文化的態度，在消極的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
胡適很明確，是把“整理國故”當作新思潮的一個口號，當作對於舊有文化的一種積極態度，當作“再造文明”的一種手段，因而與守舊派的“保存國粹”論有著根本的不同。
對於國故，胡適認為不僅有“國粹”，也有“國渣”。所謂整理國故，就是要分清“國粹”與“國渣”；不了解“國渣”，也不會懂得“國粹”。他曾經嘲笑那些國粹黨，其實並不懂得什麼是“國粹”，說：
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論古文之不當廢，他說“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塗懵懂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
怎麼整理呢?胡適提出的總原則，便是“評判的態度”。他借用德國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話：“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即是說要用科學的精神和方法進行研究整理，來重新估定一切舊文化的價值。具體的方法和步驟也提出來了：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第二步是尋出每種學術思想的前因後果；第三步是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弄清古人的真意義；第四步才是綜合，“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胡適關於整理國故的這些意見和方法，顯然與守舊的國粹家們分道揚鑣；而且，也是新潮社毛子水諸人所望塵莫及的。
但是，胡適對整理國故的艱難，這一工作的分量，開初也是估計不足的；他本人也並未打算具體來做這件事。他在1922年9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
從前我們以為整理舊書的事，可以讓第二、三流學者去做。至今我們曉得這話錯了。二千年來，多少第一流的學者畢生做此事，還沒有好成績；二千年的“傳說”(Tradition)的斤兩，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漢，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④他這時已經認識到，整理國故是要與歷史的因襲和傳統作戰，非大力漢擔當不起；他自己決心做這樣的大力漢了。
這年秋天，北京大學議決要辦一種《國學季刊》，胡適被舉為編輯委員會的主任。 10月審稿，11月付印，次年1月創刊號便與讀者見面了。這是一本研究國學的刊物，卻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出現：版面是由左向右橫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標點。
在當時的確使人耳目一新。創刊號登載的《發刊宣言》，是由胡適撰寫的。其中首先總結了清代三百年間漢學研究的成績和缺點；在這個基礎上，對研究國故的原則和方法，作了更深入系統的闡述，可以說是胡適關於整理國故的一篇完整的宣言。他特別進一步發揮了“還本來面目”的觀點，說：
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的是非。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 ⑤
胡適說這是一種“歷史的眼光”，它要求既尊重歷史，“還他一個本來面目”；
又要把歷史文化擺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去評價其是非功過。這是一種歷史主義的科學觀點，並吸取了清代漢學家們的治學經驗，和復古派“保存國粹”論，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了。
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胡適在《宣言》中提倡“比較研究”，反對學術上閉關自守。他說：
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
的功用。 ……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有許多現象，孤立的說來說去，總說不通，總說不明白；一有了比較，竟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 ⑥
他主張“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存比較研究的虛心”，向西方學習科學方法，博採歐美學術的成績作參考比較的材料。這種見解，不僅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今天也不失其參考的價值。
自從胡適號召整理國故以後，幾年之內，幾乎形成了一種運動。中國傳統小說和古代史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開創了以近代科學方法研究國故學的新局面。在具體實踐中，自然也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出現了不少問題和弊端。原因自然很複雜，而與胡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一些弊端也是分不開的。他和新潮社的人們提出整理國故，正當五四運動的高潮。胡適在這時候，竟說什麼“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未免過甚其詞，蠱惑人心；他又給青年人大開“國學書目”，演說《中學國文的教授》，要求青年學生讀大量的古文，寫作文言文。 ⑦這就難免在客觀上引誘一些幼稚青年脫離現實鬥爭，踱進研究室去鑽故紙堆。這卻是胡適始料所不及的罷。
①毛子水的《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發表後不久，《國故》第3期(1919年5月出版)即發表張煊的《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於是《新潮》第2卷第1號(1919年10月出版)又發表毛子水的《“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
②胡適的這封信，原附載於《新潮》第2卷第1號毛子水的《“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一文的後面；後收入《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12月版，卷二，題為《論國故學——答毛子水》。
③《新思潮的意義》作於1919年11月1日，原載《新青年》第7卷第1號，同年12月1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卷四。
④《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一版，下冊，第445頁。
⑤《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作於1922年11月5日至16日，18日改定(據《胡適的日記》)，原載該刊第1卷第1號；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11月版，卷一。引文據1929年3月6版，第12～13頁。
⑥同上書第23～24頁。
⑦1920年，胡適演說《中學國文的教授》(稿載《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卷一)，主張中學古文教學的時間為國語文的三倍，要求中學生“人人能作文法通順的古文”，“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書籍”，選讀《老子》、到桐城派古文二三百篇，還必須“自修”讀完史書、子書及文學專集等15種，約計1050卷。胡適自己也承認古文功課“竟比從前增多了十倍”!
1923年初，胡適又給青年學生開一個“國學書目”，多達158種，僅其中“文學史之部”所列78種書，估計總數在一千冊以上。胡適還說是“最低限度的”。連梁啟超也說“叫人從何讀起?”(《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原載《讀書雜誌》第7期，1923年3月4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