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是影響最長遠的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學說，直至今天仍值得人們去研究。我們不准備在這一節裡做關於孔子的專論，只想指出，長期以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幾經加工改造，被專制統治階級用作麻痺和禁錮人民思想的工具，孔丘也被統治者們捧為至高無上的“聖人”，成了愚弄和欺騙人民的偶像。民元革命以來，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仍都抬出孔丘來做招牌，提倡“歷代民賊所利用之孔教”(陳獨秀語)。 1916年，康有為公然上書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為“國教”，並列入憲法。因此，倡導民主與科學的《新青年》，不得不對孔子和儒家學說進行重新評估，“打孔家店”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戰鬥內容。新文化的先驅者們“打孔家店”，並“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①他們完全是為了反對宗法專制，維護民主共和，打破以孔孟儒家之道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的束縛與蔽錮，解放人們的思想，是從中華民族的現實危機和發展需要所作出的選擇與評估，表現的是對孔教和傳統“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科學理性精神。因而反孔與尊孔成了新舊文化鬥爭的一個焦點。
易白沙一馬當先，在《新青年》上發表《孔子平議》，指出孔子學說在春秋戰國時期原只是“九家之一”，到漢武帝時才定於一尊，後來又為歷代君王所利用，為“獨夫民賊作百世之傀儡”，其原因即在於“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 ②陳獨秀也連續推出《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復辟與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砲猛轟孔教與孔學。陳氏著重闡述的，是“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並且指出：
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 ……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闢，理之自然，無足怪者。 ③
此外，還有吳虞、李大釗、魯迅等許多人，也相繼投入戰鬥，抨擊宗法禮教和孔孟之道，展開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廣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胡適小時候，也拜過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個虔誠小信徒。留美期間，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啟迪，對孔聖人已經不那麼盲目崇敬了，並且嘲笑過袁大總統尊孔祭聖的丑劇。回國以後，置身在新文化運動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鬥爭的激勵，便也一反少年時代的尊孔崇儒，而以打孔家店的戰士姿態，出現在新文化的戰陣上。
胡適攻擊孔教，矛頭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的舊倫理舊道德，批判專制主義的“節烈”和“孝道”。當年的中國，帝制顛覆不久，所謂“三綱五常”一套宗法倫理道德，仍緊緊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貞節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處可見。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頒布的《褒揚條例》中，明文規定表彰“節烈”的條款。民國治下，寡婦守節，烈女殉夫的怪事，屢見不鮮。 1918年7月，胡適發表《貞操問題》一文，④即披露了報紙上宣揚的兩起這樣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華新報》登的《會葬唐烈婦記》。文章說唐烈婦在丈夫死後，自殺過九次，經過“灰水，錢鹵，投河，雉經(按，即上吊)者五，前後絕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才做成烈婦。更奇怪的是，那文章還寫到一個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尋死覓活，絕食七日，被家人勸著吃了稀粥，但還表示要服喪守節三年，然後再自殺，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還說，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範嚴，俞氏女找不到自殺機會，“可奈何?”為了維持風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婦的陰魂顯靈，來幫助俞氏女趕快死了，“豈不甚幸”!胡適敘說到此，嚴厲斥責說：“這種議論簡直是全無心肝的貞操論”!
另一起是上海報載的“陳烈女殉夫”的事。說家住上海的陳宛珍，年17，許配給王菁士，尚未過門，連未婚夫的面也沒見過。王病死後三時，陳氏女便也服毒自盡，做了烈女。這已經很愚昧了，而過了兩天，上海縣知事竟給江蘇省長送一個“呈文”，請予褒揚。此種妙文，今日的青年萬難見到的了，故節略奇文，以供賞析：
呈為陳烈女行實可風，造冊具書證明，請予按例褒揚事。 ……(事實略)知事複查無異。除先給予“貞烈可風”匾額，以資旌表外，謹援《褒揚條例》之規定，造具清冊，並附證明書，連同褒揚費，一併備文呈送，仰祈鑑核，俯賜諮行內務部，將陳烈女按例褒揚，實為德便。
這與前清封建時代完全一模一樣，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條例”規定，獎勵少女少婦自殺。用近世人道主義的眼光看來，這“都是野蠻殘忍的法律，這種法律，在今日沒有存在的地位”。胡適在文章中指出：
我以為我們今日若要作具體的貞操論，第一步就該反對這種忍心害理的烈女論，要漸漸養成一種輿論，不但永遠不把這種行為看作“猗歟盛矣”可旌表褒揚的事，還要公認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惡；還要公認勸人做烈女，罪等於故意殺人。
對“節烈”的攻擊，可算是抓住本質，衝擊了要害。胡適還寫有《美國的婦人》、《論貞操問題》、《論女子為強暴所污》等幾篇文章，⑤也批判“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理學謬論及“良妻賢母”主義，宣傳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在當時都頗有影響。
1919年3月16日，胡適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個男孩。胡適做了父親，喜不自勝，為兒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著胡適對逝世不久的母親的一片孝心與紀念。到了7月，卻又以“我的兒子”為題，寫了一首白話詩，抨擊“孝道”；登在《每週評論》上，詩末寫著他對兒子的教訓道：
將來你長大時，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
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 ⑥
詩一登出，有位叫汪長祿的看了很不高興，他認為“兒子孝順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種信條”，因此寫信責問胡適，為什麼“一定要把'孝'字驅逐出境”?胡適便寫了《再論“我的兒子”》，答复汪長祿，說：
我的意思以為“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至於做打爹罵娘的事，決不至於對他的父母毫無感情。
但是我不贊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 ……假如我染著花柳毒，生下兒子又聾又瞎，終身殘廢，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把我的兒子應得的遺產都拿去賭輸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著，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賣國賣主義，做了一國一世的大罪人，他應該愛敬我嗎?⑦
由此可見，胡適攻擊的是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那種腐朽的倫理觀念，否定那種盲目而又虛偽的“孝道”。
這裡有一點有趣的聯繫，與胡適這幾篇文章大致同時，魯迅也發表了著名論文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而且論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試看下表：
如果我們再細細讀一讀他們兩人的這幾篇文章，就不難看出，他們當時攻擊的目標完全一致，論文的見解相近，發表的時間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難發現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彼此配合。因此也有力地證明，胡適與魯迅，在五四時期，確是站在同一戰陣裡，向著共同的論敵，進行過共同的戰鬥。 ⑧
胡適對孔丘，也作過直接的激烈攻擊。當時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吳虞，非孝非孔，文章尖銳潑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編成《愛智廬文錄》二卷，帶到北京來，請胡適作序。 ⑨胡適欣然允諾，在序言中，對吳氏反孔的精神和業績作了高度的評價，說他打掃“孔渣孔滓塵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並且尖銳抨擊孔丘，指出：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⑩胡適已經明確認識到，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條，正是幾千年來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從根本上掃除吃人的禮教、法律、制度、風俗，就必須把孔丘這塊招牌“拿下來，捶碎，燒去”!這種決斷的態度，不容商量的氣概，正表現出了五四時代“打孔家店”的戰鬥精神。
這篇《吳虞文錄序》，是胡適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適還熱情地讚譽吳虞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備至，無以復加。而據現在所見的材料，胡適這篇文章，大約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號的最早紀錄。胡適為什麼在這時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吳虞曾經作過說明：
我的文錄……本一無系統之作，來京時友人為錄成一冊。胡適之先生為撰序，介紹付印。時適之先生方閱《水滸》，故有打孔家店之戲言。其實我並未嘗自居於打孔家店者。
他說的確是實情。胡適愛讀小說，原是從讀開始的。 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兩萬多字的《水滸傳考證》。第二年又作了《水滸傳各本回目對照表》，並著手寫《水滸傳後考》。他對裡那些毛家莊、蔣家店，什麼“宋公明三打祝家莊”，“時遷火燒祝家店”，自然都爛熟於心了。恰巧這時吳虞帶著文集來請胡適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語，正好體現了五四時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基本精神。以致十多年之後，國民黨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軍總司令”何鍵在致廣東當局的“佳電”中，對胡適“倡導所謂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口號”的“罪責”，仍洶洶詈罵，大張撻伐呢!
①李大釗《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載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後收入《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三版註）
②易白沙的《孔子平議》上下，連載於《新青年》雜誌第1卷第6號(1916年2月15日出版)及第2卷第1號(同年9月1日出版)。
③陳獨秀的這幾篇文章，分別載《新青年》第2卷第2號、3號、4號及第3卷第6號。另有《袁世凱復活》及《再論孔教問題》二文，也是批判孔教的，載《新青年》第2卷第4號和第5號。此處引文見《復辟與尊孔》一文。
④《貞操問題》發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15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卷四。下面所引北京、上海報載的烈婦烈女事均見胡適此文。
⑤《美國的婦人》載《新青年》第5卷第3號；《論貞操問題》，載《新青年》第6卷第4號；《論女子為強暴所污》系書信，當時未發表。後來三篇一併收入《胡適文存》卷四。 （三版註）
⑥《我的兒子》一詩，原載《每週評論》第33號，“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
一句，原作“這是我所期望於你”；後收入《嘗試集》1920年3月初版，1922年10月增訂4版全詩刪。
⑦《汪長祿致適之先生》及胡適的《再論“我的兒子”》，均載《每週評論》第35號，後收入《胡適文存》卷四，改題《“我的兒子”》，中收“汪長祿先生來信”和“我答汪先生的信”。
⑧近年有人認為，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是批判“胡適鼓吹的實用主義的'順應社會'的謬論”，並且“明確地與胡適劃清了界限”。 (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2輯所載《魯迅與進化論》。)這種說法似乎不切合魯迅文章及當時魯迅與胡適關係的實際情形。不僅魯迅此文所攻擊的對象，正面主張父母於子女無恩，只有撫養教育的責任，多與胡適文章相近或相同；即所引的材料，如孔融的話，易卜生《群鬼》劇中阿爾文的話，等等，也都相同。自然，我們讀魯迅的文章，感到他博大的襟懷，非胡適所能及；但胡適的文章發表在先，對同在《新青年》團體的魯迅也大概不無影響罷。見到魯迅文章中一個“實用主義”(分明說的是“數年前”的)，就貿然肯定是批判胡適，而且是“明確地劃清了界限”，似乎根據太不夠了。
⑨據《胡適的日記》，1921年5月23日：“又陵來談，他把他的《愛智廬文錄》二卷的抄本給我看，要我做序。他是近年攻擊孔教最有力的人，《文錄》中這一類的文章最多。我允為作一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1版，上冊，第63頁。
⑩見《吳虞文錄序》，原載1921年6月21日《晨報》副刊，後收入《胡適文存》卷四。
吳虞的文集，原抄錄本稱《愛智廬文錄》，1921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時，仿《胡適文存》例，改題《吳虞文錄》，有胡適之序。
見1924年5月2日《晨報副鐫》第95號所載《吳虞先生的來信》。
何鍵的“佳電”，是1935年2月9日致廣東當局的電報。原載同年2月14日香港《循環日報》；《獨立評論》第149號所刊胡適的《雜碎錄》轉載。實在是一篇尊孔衛道的妙文，特錄其全文如下：
頃讀餘子敬諸先生《孔子教化與最近二十年的關係之窺測》一文，深切嚴明，狂瀾砥柱，敬佩曷既!孔子集列聖之大成，數千年來，禮教人倫，詩書典則，賴以不墜，教化所被，如日月麗天，無遠弗屆，有識同欽。雖後儒穿鑿附會，學昧本源，究無損於大道之光明。自胡適之倡導所謂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口號，煽惑無知青年，而共產黨乘之，毀綱滅紀，率獸食人，民族美德，始掃地蕩盡。
我政府懲前毖後，近特隆重禮孔，用端趨向。舉國上下，莫不翕然景從。獨胡氏懼其新文化領袖頭銜不保，復於《獨立評論》撰文，極詞醜詆，公然為共匪張目，謂其慷慨獻身，超越岳飛文天祥及東林諸君子之上。喪心病狂，一至於此，可勝浩歎!據聞胡氏生平言論矛盾，教他人以廢棄文言，而其子弟，仍然讀經。如果屬實，則居心更不堪問。鍵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說披猖，動搖國本，故敢略抒所感，以為同聲之應。甚願二三衛道君子，扶持正義，轉移劫運，無任禱企。何鍵叩，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