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袁世凱請出孔子的幽靈，準備竊國稱帝的時候，陳獨秀於1915年9月，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第2卷改稱《新青年》。創刊號卷首發表陳氏的一文，便向全國青年“謹陳六義”，倡導科學與民主，①反對宗法傳統舊文化，舉起了新文化的旗幟。
胡適當時尚在美國，即與陳獨秀書信往還，並向《新青年》雜誌投稿。 1916年9月，第2卷第1號《新青年》上便登載了胡適的第一篇文字，是用白話翻譯的俄國泰來夏浦的小說《決鬥》，這是《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話文。不久，胡適又陸續發表倡導文學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和通信，成了《新青年》有影響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與陳獨秀雖未謀面，卻志同道合，成為神交了。
這年年底，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先生雖是科舉出身，點過翰林，卻是革命元勳，且思想上能毅然衝決樊籬，接納新潮。民國元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時，便明令停止祭孔尊孔。接掌北大以後，又銳意改革，採取學術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並廣延“積學而熱心的教員”，來校任教，掌管校務，力約當時著名的新人物陳獨秀，來北大任文科學長。
1917年1月，陳獨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學長，也把《新青年》從上海遷來北京編輯。他把主編《新青年》與改革北大結合起來，並幫助蔡先生羅致人才。在給胡適的信中，陳獨秀寫道：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總長(按，此系“北大校長”之誤)之任，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歸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均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 ……他處有約者倘無深交，可不必應之。中國社會可與共事之人，實不易得。恃在神交頗契，故敢直率陳之。 ②
這年7月，胡適返抵國門，8月即北上，也進北大當了教授。
當年的北大，還在景山東街，即是馬神廟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灘的紅樓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譯學館是大學預科。文理本科全在這馬神廟的“四公主府”。
這裡的正門尚未落成，平常總是從西頭的便門出進。進門往北一帶是講堂；往東一帶平房是教員休息室，每人一間，人們叫它做“卯字號”。卯字號裡聚集著陸續進入文科的許多名人。其中有兩個老兔子和三個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陳獨秀和朱希祖，他們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後者指胡適和劉半農、劉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 ③胡適當年還不滿26歲，真是翩翩年少的教授哩。
胡適進了北大，便直接參與《新青年》的編務活動，與陳獨秀一起倡導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也向蔡先生推薦人才。蔡元培曾說：
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干基本教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 ④
與胡適、陳獨秀同年進北大的，有周作人、劉半農等人；先後進北大的還有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陳大齊、朱希祖、劉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馬裕藻等許多人；稍後，魯迅也來北大兼課。真是新人薈萃，北大氣象為之大變。他們都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陣容也更加雄厚強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洶湧澎湃，不可遏擋。
1918年，《新青年》改組為同人刊物，擴大編輯部，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輪流編輯。同年底，陳獨秀又邀集李大釗、胡適、周作人等商議，另創一個《每週評論》，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以便及時發抒議論，抨擊黑暗，鼓吹新思潮。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也組織新潮社，第二年1月創辦《新潮》月刊，響應《新青年》，作新文化的有力宣傳。於是，形成了一個圍繞《新青年》的新文化團體，成為倡導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而這《新青年》團體，事實上又與北京大學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為新思想的大本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了。
不久，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爆發，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親日派，震悚全國。新文化運動，也因政治的助力，而濤起風從，迅速發展到全國各地，匯集成了全國規模的偉大文化革命的洪流。陳獨秀和胡適是當時運動的最有力的倡導者，他們兩人齊名，時人稱之為“陳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五四”時期的陳胡，雖是志同道合，卻也各有長短。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是革命統一戰線中的一員，但比起李大釗、陳獨秀來，他較為溫和，不怎麼堅決，卻也不武斷。胡適自己承認，陳獨秀當年確是“一個堅強的革命家”，他的主張和言論，總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⑤有時他不免偏激，對頑固勢力卻決不妥協。 1919年1月，陳獨秀為了回擊頑固派各方面對《新青年》的非難與謾罵，寫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我們不妨抄錄幾段精彩的在下面：
他們所非難本志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
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西洋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⑥
這樣的答复，旗幟鮮明，態度決斷，毫不妥協退讓，不是胡適所能寫得出來的。
不妨再做一次“文抄公”，把當年錢玄同批評胡適思想的信，抄錄一段來作證：
老兄(按，指胡適)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卻有一點不以為然之處：即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對外的議論，很該旗幟鮮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外面罵胡適之的人很多嗎?你無論如何敷衍他們，他們還是很罵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們的氣呢?我這是對於同志的真心話，不知道老兄以為怎樣?⑦
胡適就是這麼一個與人周旋，調和妥協氣味較濃的人，跟陳獨秀恰成對照。
但是，胡適與陳獨秀那時畢竟是共同奮鬥的同志。 1919年6月11日晚，陳獨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被北洋政府的密探逮捕，住宅亦被查抄。 ⑧胡適於當晚即寫了《“威權”》一詩：
“威權”坐在山頂上，指揮一班鐵索鎖著的奴隸替他開礦。
他說：“你們誰敢倔強?
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
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頭頸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
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我們要造反了!”
奴隸們同心合力，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
山腳底挖空了，“威權”倒撞下來，活活的跌死!⑨這麼激烈地抨擊專制統治的詩，是《嘗試集》裡所罕見的。陳獨秀留下的《每週評論》，也由胡適接過來繼續編輯，一直出到這一年8月30日，印刷第37號時，被軍閥政府封禁才停刊。
①陳獨秀在文中所陳“六義”是：
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五、實行的而非虛文的。
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在逐項解釋這“六義”時，鼓吹“人權平等之說”，並指出：“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因而“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人權平等說，即是民主。見《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出版。
②此信約寫於1917年1月，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上冊，第6頁。
③參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一二一卯字號的名人(一)”。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4年出版。
④蔡元培，載《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1934年1月1日出版。
⑤胡適《逼上樑山》(1933年12月3日)，載《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出版。
⑥見《新青年》第6卷第1號，1919年1月15日出版。
⑦此信約寫於1918年2月，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25～26頁。
⑧陳獨秀這次被捕的事，可參看毛澤東寫的《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載《湘江評論》創刊號(1919年7月14日)。陳氏所散發的傳單，為《北京市民宣言》，據當時北京警視廳、署的檔案所存，原件有16開紙大小，分上下兩半排印，上半中文豎排，連標題共16行；下半英文橫排，連標題共13行。中文全文如下：
北京市民宣言中國民族乃酷愛和平之民族。今雖備受內外不可忍受之壓迫，仍本斯旨，對於政府提出最後最低之要求如左：
一、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上之權利，並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
二、免除徐樹錚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
三、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總司令兩機關。
四、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
五、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
我市民仍希望以和平方法達此目的。倘政府不願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內外士女諒解斯旨。 (各處接到此宣言，希即復印傳布)
⑨《“威權”》一詩，原載《新青年》第6卷第6號，篇末注“八年六月十一夜”。後《嘗試集》增訂四版，增“是夜陳獨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後，某報館電話來，說日本東京有大罷工舉動”的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