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十九章理想與現實（二）

10月12日，日本第二十一軍在大亞灣登陸。 第二十一軍包括三個師團，其中兩個都是新編師團，只有一個廣島第五師團算老的常備師團。 正在登陸的日本侵略軍坦克 廣島師團也就是從前在華北吆五喝六的板垣師團，這個師團曾經也帶著“日本最強師團”的光環，不過那得追溯到南口之戰或太原會戰的時候了，到台兒莊大捷前後，它頂多能跟磯谷師團坐一條板凳，甚至還不如。就這樣，它的主力還來不及參戰，只能先送一個聯隊過來。 沒辦法，兵就這麼多，武漢那裡都不夠用，能在廣州湊出一個組合已屬相當不易。這是考驗余漢謀本事的時候了。無奈“老謀子”早已淪落為身後跟著一群病貓的老貓，其能力和魄力別說與薛岳相比，連李漢魂都及不上。

蔣介石遠在武漢，廣州這邊怎麼打仗，他還每一步都要請示老蔣。這樣身上的責任是小了，戰機卻統統都貽誤掉了。 日軍從惠陽侵占到廣州，所以廣州戰役又稱惠廣戰役，對於余漢謀來說，當時當刻，最要緊的是趕緊把盡可能多的兵力集中到惠陽。可是“老謀子”猶猶豫豫，明明有兩個旅七八千後備部隊可調，卻一直毫無動作。 等到惠陽失陷，余漢謀才真正著急起來，這時惠廣戰役卻已接近尾聲，第二十一軍離廣州不遠了。 趕緊開會商討，余漢謀的參謀長在會上獻策，提出了一個“球狀戰術”。 所謂的球狀戰術，其實就是口袋陣：日軍不是來了嗎？正好入吾觳中。 參謀長說得頭頭是道：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口袋，是皮袋，等鬼子進來，你踢、我踢、他踢，四面八方踢，結果袋子踢破，小鬼子自然也完蛋了。

等他眉飛色舞地說完，差點笑場。 還“你踢、我踢、他踢”呢，用來扎口袋的那些部隊都不知道在哪裡。這位參謀長提到的幾個部隊番號，都在潰退中，就這種狀態，你還踢人家，自己不被踢個大跟頭就算不錯了。 余漢謀腦子再糊塗，也知道這是在紙上談兵。 商討來商討去，還是且戰且退為好，因為當時日軍距離廣州還有二百多里路，估計守上三天沒有什麼問題。 說是還要守三天，結果第二天凌晨余漢謀自己就跑了路，連後勤機關都沒通知。武將一失踪，剩下來的文官更慌了神，時任廣東省主席的吳鐵城、廣州市市長曾養甫全都跟著走了人。 從第二十一軍登陸大亞灣到進入廣州市區，滿打滿算，不過九天時間。廣東百姓和僑眷對此十分不滿，遂給三位封疆大吏集體編了一個順口溜，曰“余漢無謀，吳鐵失城，曾養沒甫（通譜，不靠譜的意思）”，念來倒也朗朗上口。

整個廣州戰役，只有一個叫鍾芳峻的旅長，在兵敗之後拔槍自殺，不失為一條漢子，而他也為廣東粵軍這支曾名震全國，打響北伐第一槍的“鐵軍”翻開了悲涼的一頁。 廣州失陷，是10月21日的事，當時鄧龍光第六十四軍、葉肇第六十六軍已奉令回調，可惜為時已晚。 廣州一失，粵漢鐵路就被切斷了。蔣介石認為經過長達四個多月的連續苦戰之後，充分消耗日軍有生力量的目的已經達到，再孤城困守已無必要，遂決定放棄武漢。 吸取南京保衛戰的教訓，中國統帥部此前已對武漢撤退做了充分動員。能走的都走了，凡軍事政治機構也一律搬遷。 後來當岡村進入武漢，他所見到的情景是連大街上商店的門窗都被磚頭堵得死死的，想翻點值錢的東西也翻不到。他的第十一軍司令部設在湖北省政府大廳，去時裡面空空如也，看上去，似乎搬家公司都沒搬得這麼乾淨徹底。

此謂“焦土抗戰”。這玩意兒看上去激動人心，實際上很危險，一個不慎就容易燒到自己。 10月24日晚上，作為最後一批撤走的軍政要員，蔣氏夫婦坐飛機離開武昌，不料中途儀器出現故障，飛機竟然迷失了方向。 給元首開飛機的飛行員都是優中選優的高手，他借助沿途地形標誌，又摸了回來。到了武昌機場上空，低頭一看，好傢伙，下面正在搞“焦土作業”，破壞機場跑道哩。再過一會兒，座機想降也沒得降了，豈不險哉。 此時耳邊已能聽到日軍的隆隆炮聲，座機就在這種氣氛中，經過加油和檢查修復才得以重新起飛。 由於所處地理位置不同，中國軍隊的撤離也比南京保衛戰時要輕鬆從容得多。 白崇禧是隨第九戰區撤的，他坐著一輛德製吉普，沒承想走到半途，汽車還拋錨了。正在著急慌忙的時候，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坐著汽車趕到。周公手一揚，上我這邊來吧。

那時候正是國共合作最融洽的時候，兩人在車上還著實吹了一會兒老牛。白崇禧開玩笑說，內戰的時候，幸好你們共產黨沒到廣西來，算是放了我們一馬，鄙人還不知道怎麼感謝才好呢。 周公也是很風趣的人，隨即接話：你們廣西發動民眾，我們很贊成嘛，所以就不用去了。 10月26日，熊本師團率先進占武漢。 終於由自己拔得頭籌，岡村心裡的一塊石頭算落了地。 侵占武漢，等於熊本師團坐穩了“日本第一強大師團”的位置，而他岡村自然也是繼板垣之後的“日本第一名將”。 各方賀電賀詞雪片一般飛來。畑俊六吹噓他有“疾風掃落葉”般的威風勁兒，國內的參謀總長載仁親王也不吝讚語，一再夸其“統帥有方”。 既然岡村“統帥有方”，那就沒稔彥什麼事了。後者返回國內，第二軍司令部也予以撤銷，歸其指揮的師團全部編入第十一軍。

表面上，岡村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其實他內心不僅不高興，還很沮喪。 為了攻占武漢，日軍勞師遠征，死傷累累，但並沒有能夠消滅中國軍隊任何一支主力精銳，最後該跑能跑的全都跑了，在軍事上等於是一次失敗。 外交新星 對於佔領武漢，要說不高興，也就“第一名將”岡村有些不高興，大部分日本人都還是很開心的。 10月28日，天皇裕仁在皇宮裡召見了參謀總長載仁親王和海軍軍令部次長，表示“朕對此深感欣慰”。 其實自攻陷南京之後，裕仁已不只一次召見他的這些王公大臣，“欣慰”也不只一次，不過，他有理由認為這次應該是到頭了。 四個多月前的御前會議上曾經討論過，要是把武漢和廣州都攻下來，中國政府便將無路可走。現在兩個目標全部達成，就等對方自己搖白旗了。

可是那個政府從“南京政府”降到“武漢政府”，又從“武漢政府”降到“重慶政府”，怎麼看，都沒有一點要搖白旗的樣子。 對此最交代不過去的就是首相近衛，當然他交代不了差事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剛剛發表“不以國民政府作為對手”的聲明，馬上就來了個台兒莊大捷，說明雙方的角斗才剛剛開始。現在好，你想談都抹不下這個臉了。 近衛怨天尤人，把外相、陸相都給恨上了。 這個沒譜的廣田弘毅，為什麼不拉著我一把呢，弄得我覆水難收，處境如此尷尬。 那個挨刀的杉山元，當初打仗數你叫得最兇，說是要“一個月解決中國事件”，這都一年多了，仍然是什麼都沒解決。 於是早在武漢會戰之前，近衛便一發狠，實行內閣改造，整整換下來四個閣員。其中，繼任外相是宇垣一成，繼任陸相為板垣徵四郎。

宇垣是日本歷史上第一個非外交官出身的外相。近衛起用這樣一個軍中老前輩，也無非是想壓一壓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軍內少壯派。 當近衛找宇垣談話，要他擔任外相時，宇垣堅持說：我進班子可以，不過你得答應我，不能拿你那個“對手聲明”套著我，否則這個外相沒法幹。 對於發“對手聲明”，近衛自己都有些後悔莫及，當然是一個勁兒點頭。 不過宇垣所稱的“對手”卻絕不是說的蔣介石，他是指孔祥熙等其他要員。 近衛把宇垣和板垣同時召進閣，其用意是雙管齊下，即宇垣負責通過外務省誘降，板垣負責通過軍部誘降，大家齊頭並進，但最後的結果，就像是日本海、陸軍一樣，彼此互補談不上，天天拆台扯後腿倒綽綽有餘。 宇垣的重點是盯牢孔祥熙，可還沒等他弄出什麼眉目，板垣那邊卻已經把台子都搭好了。

軍部計劃成立一個“對支院”，用以對中國“開展工作”。這個機構擺明是要搶外務省的飯碗，宇垣自然要反對，由此導致兩個部門的關係十分緊張。 近衛改來改去，把自己夾到了中間。軍部是什麼力道，給板垣和多田駿合起來一逼，他只好同意設立“對支院”，宇垣也以黯然辭職收場。 宇垣下了台，軍部要獨自搭台唱大戲，而軍部的誘降跟外務省並無任何區別。他們並不是真的要跟你進行什麼正式談判，而是要與軍事進攻相輔，從內部進行挑撥離間和分化。 日本人愛耍花招，蔣介石卻也想藉機打探一下虛實。因為那時武漢會戰才剛剛開始，正面交涉的門窗又被關死，這種時候，了解對方在幕後到底想些什麼，做些什麼，自然十分重要。 蔣介石決定派一名“外交新星”上場，此人名叫高宗武。

高宗武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政法系，雖然學的是政治外交，起初卻根本進不了外交部（“政治學西洋，軍事學東洋”嘛，他把次序弄錯了），回國後只能在大學裡教教書，寫寫文章。 晚年的高宗武（左）寄居美國，自言“從政七年如咯血” 這個時候的高宗武，相當於還未受過什麼挫折的大學畢業生，剛剛進入人生的跑道，年輕力壯，精神抖擻，縱然一時未得機遇和垂青，可對美好未來始終抱著無限期望和充足信心。 高宗武有非常紮實的日語功底，據說留學東瀛八年，連日本人都以為他是正宗本國人。在此基礎上，他開始進一步研究日本政壇動向，曾在《外交評論》上一連發表十四篇論文，篇篇內容不離日本問題，讓一度對日本國情不甚了了的國人大開眼界。 人們開始悄悄議論，那位年輕的日本問題專家究竟是誰？ 只有奮鬥，才能收穫好的結果，小高你快要有戲了。 到了1933年，由於日本退出國聯，中國國內普遍對國聯和英美外交感到了巨大的失望，“日本通”日益受到重視，高宗武身逢其時，接連受到國內軍政兩界的頂級人物蔣介石、汪精衛的接見。蔣介石甚至還親自把小高老師請到家裡，聆聽他的見解。 1934年，高宗武被調到外交部，此後沒多長時間就從一個普通科員，升為亞洲司科長、副司長。第二年又一躍成為亞洲司司長，參與對日重大交涉。 引人注目的是，這一年他才三十歲。高宗武曾經說過，他年輕時從來沒有缺過錢，要花那也是大把大把地花，花錢如同流水一般，正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三十歲，我們沒準兒連做房奴、車奴都還沒有資格，可能是一個公司的小職員，一個工廠的小工人，一個商店的小店員……反正大多脫不開一個“小”字，可人家卻已是堂堂司長了。 高君固然有才，然而命運也實在是夠厚待他了。 高宗武在外交界的得意之作，是1934年以外交部特派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參加通郵談判。當時日本方面想通過實現關內外通郵，來迫使南京政府事實上承認偽滿。高宗武在黃郛的幫助和指導下，一方面拖延了時間，另一方面又在解決通郵問題的同時，巧妙地繞過了政治障礙和陷阱。 在那次談判中，年輕的高宗武表現出了一定的勇氣和外交智慧，但他身上的毛病也就在這時慢慢顯露出來。 談判過程中，高宗武曾一度對日方代表直接說“不”，結果導致了談判當場破裂。走出談判會場後，他還認為自己當天的表現是成功的，黃郛會因此誇獎他，未曾料想後者搖了搖頭，大有不以為然的意思。 在黃郛這樣的外交老手看來，談判場上，作為弱國代表，不能只圖自己一時痛快，直接談崩是很冒險的，因此高宗武之舉，實屬“小孩子”才有的衝動。 高宗武年輕氣盛，一下子就來了性子，當即對黃郛說，如果產生後果，責任全由他一個人承擔。 黃郛看著眼前這個愣頭青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倒是他旁邊的殷同嘀咕了一句：這種談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們不能因為殷同後來真的成了漢奸，就完全否認他當時代表中方立場且爭取國家權益的努力。實際上，從他負責的談判來看，此人稱得上是精明無比，僅談判技巧一項，就遠非初出茅廬的高宗武所能及。 用黃郛的話來說，大家來進行這些談判，就是為國家“唱戲”的，僅僅是戲唱得好不好，夠不夠水平的問題。 可是高宗武並不願這樣理解，自己勇敢地對日本人說出了“不”，不僅得不到上級和同僚的肯定，反而還挨了批評，心裡面真是既委屈又窩火。黃郛老前輩的資歷和身份在那裡，他不能明頂，對殷同就不客氣了：你不是笑我想當英雄嗎？告訴你，我離開南京之前就沒想過要做英雄，更不會靠日本人來當鐵路管理局局長。 殷同當時擔任北平市鐵路管理局局長，這句話明著就是諷刺他的，亦可見高宗武之年輕和不顧場合的意氣用事。實際上，若沒有黃郛後來的及時補救，通郵談判是難以繼續進行下去的，高宗武亦不可能憑此取得成就和聲名。 我們也許會希望，在人生旅途的每個時段，旁邊都有這樣一位仁厚而高明的長者相助，或者都有這樣允許你改正的機會，那就好了，可惜不是。 走麥城 1936年，中日展開了一場馬拉松式的政治談判。在這次談判中，已升任亞洲司司長的高宗武只是參加預備會議的配角，但由於擔任主角的外交部部長張群表現強硬，因此日本人反過來大力吹捧和抬高這個年輕人，說是以後遇到事情只會找高宗武談。 似乎任何時候都是如此，老外說誰行，大家都會側目而視，認為這個人可能真的行，何況還是人人都見之發怵的談判對手。 高宗武的自信心由此達到了爆棚的程度，他甚至覺得當亞洲司司長都算屈才了：我對事務性的工作沒有興趣，我的願望是使中日關係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以實現東亞歷史性的變革！ 人就是這樣，狂起來真個是沒邊沒沿儿，你以為你是聯合國秘書長呢？ “七七事變”後，高宗武加入了“低調俱樂部”，但是蔣介石堅決抵抗，日本人也鐵了心要侵略，都是槍來槍往，刀來刀去，沒賣嘴皮子的人甚麼事。自近衛內閣發表“對手聲明”後，雙方召回大使，搞外交的更是只能做看客了。 由一個成功者突然變成賦閒者，那種心裡空蕩蕩的感覺真是太讓人難受了。 不行，絕不能這樣無所事事。 於是，高宗武便通過同為“低調俱樂部”成員的周佛海向蔣介石進言，表示願意請纓去香港刺探日方情報。 在這一過程中，蔣介石曾一度改變主意，想不讓高宗武再去香港，主要就是考慮到對方還太年輕，容易出現閃失，但是經過週佛海的力保，高宗武最終還是成行了。 高宗武年少得志，多次在蔣介石面前誇下海口，似乎中日交涉，捨己再無能人。可是外交場本來就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江湖，在裡面混的人肚裡的腸子都要繞無數個圈，高宗武幾次往返香港，均徒勞無功，而且找到的人無論在外務省還是軍部都說不上話，更不可能讓你掏到什麼機密情報。 蔣介石在對日秘密談判上十分謹慎 按照蔣介石的安排，秘密刺探和交涉的事關係重大，來不得半點差錯，每一步都需其親自授意，然而幾次碰壁之後，這個“外交新星”開始浮躁起來，腦子一發熱，做事也沒了邊。 在蔣介石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他竟然在日本人的慫恿下獨自去了東瀛，而後又非常出格地提出了一條打破僵局的危險思路：擁戴汪精衛，取代蔣介石，以向日方謀和。 外交實際上是個非常嚴謹細緻的工作，作為外交官的高宗武身上卻充滿著太多的自由空氣。在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他一直認為“蔣先生冷酷，汪先生溫暖”，所以早就有倚汪謀和之心。正好這時的汪精衛由於自己的主張在政府內部受到排斥，也正準備通過高宗武發起“和平運動”。 日本軍部由此發現，原來除了孔祥熙之外，還可以從汪精衛身上打開缺口。 蔣介石在得到報告後勃然大怒。 不經允許，擅自赴日，還主動向對方獻出這麼一條糟糕透頂的“計策”，這無異於在乞降。 本來派高宗武去摸一摸虛實，最後反而讓人家鑽了空子，一個外交新星轉眼間變為外交蠢材，成了被日本人玩弄於股掌之間的玩具木偶。 高宗武是個渾蛋，誰叫他去日本的？ 蔣介石命令停發高宗武的所有活動經費，而且自此以後再也不願見這個自以為是的書呆子了。 高宗武本來自恃甚高，想當年連黃郛都不被他放在眼裡，經此刺激，立刻咯血不止，導致結核病復發，一連幾個月都無法見人。 一夜之間，過去擁有的所有東西都將離自己遠去，這對高宗武來說，甚至比死亡還可怕。於是，他孤注一擲，越走越遠，直至追隨汪精衛走上叛國投敵的道路。 故事的戲劇性就在於，當汪偽政權即將開張的前夜，高宗武突然猛醒，意識到自己上了日本人的當，於是逃離上海，並將“汪日密約”公諸報端，反過來對汪偽政權造成了沉重一擊。 雖然是亡羊補牢，然而一個外交官的人生已經結束了。這個年輕人曾經爬得很快很高，卻也跌得很快很慘。 老江湖 情報還是要繼續刺探，可是再也不能找高宗武之類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小青年了，這次被蔣介石賦予秘密使命的是能說會道的蕭振瀛。 蕭振瀛是一個文臣，當初蔣介石委任他為一戰區總參議，也不是要他直接去疆場廝殺。 凡世間萬物，均須盡其用才行。蕭振瀛能在華北縱橫捭闔，靠一張嘴鬥敗土肥原和板垣，這種才能若是浪費了豈不大為可惜。 蔣介石讓蕭振瀛以接眷屬的名義，在香港與日方密談。 奉命之後，蕭振瀛也動身前去香港。他與高宗武不同，雖然不是什麼衣著鮮亮的“日本通”，可卻是老江湖了，鼻子輕輕一嗅，便能聞出對方的氣味兒。幾句閒話一聊，就發現一個叫和知鷹二的日本人大有講究，身份很不一般，可能直通日本軍部。 他猜得沒錯，和知正是軍部派駐南方的秘密代表。 和知以前是在華北混的，而蕭振瀛當年也是華北的熟面孔，朋友遍天下，當然認識和知。他隨即向正在武漢的蔣介石報告了這條線索。 此時武漢會戰已經進入中期階段，蔣介石馬上將蕭振瀛召至漢口，當著面授以機宜。 話說和知在見到蕭振瀛後，也認為自己找到了敲門磚，在向軍部匯報時，後者同樣鄭重其事，將其命名為“蕭振瀛工作”。 兩人面對面坐下，和知放出了一個最大誘餌，那就是承諾“恢復'七七事變'前之狀態”。 消息傳到武漢，不獨孔祥熙等極少幾個知曉內情的“主和派”激動不已，連蔣介石都感起了興趣。 在此之前，他對“和談”本來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派蕭振瀛前去也主要是為了刺探日本人的內幕。 當時張季鸞名為《大公報》主筆，實際也是蔣介石帳下的重要智囊。蔣介石在私下對張季鸞明言，以他對日本人的了解，如果沒有“重大變化與打擊”，對於吃到嘴邊的肉，對方是絕不肯輕易再吐出來的，所以對和知所謂的“和談”不應樂觀。 說是這麼說，可當蔣介石聽到和知竟然同意“恢復'七七事變'前之狀態”時，也不由得怦然心動。 處於眼前這種困境，倘若日方能這樣做，中方就是得了便宜，通過這種方式雙方達成停戰，至少中國政府和軍隊都可以喘口氣了。 原先蔣介石一再堅持，中日談判，必須有第三國作為保證，否則沒法相信日本人的話，但是一個突發的國際事件讓他變得啞口無言——曾經向捷克提出“保證”的英法把對方給賣了，捷克被迫將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這就是“慕尼黑協定”。 英國首相張伯倫不僅不為此感到羞愧，回國時還一邊揮舞著協定，一邊告訴自己的選民：我帶來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台下掌聲雷動。 在一戰的陰影之下，歐洲變成了“普遍綏靖”的樂園，歐洲人也全都變成了膽小鬼。他們害怕打仗，為了自己能夠不上戰場，已經完全忘記了什麼叫做“不仁不義”。 讓這樣的“第三國”給你做“保證人”，你能放心？ 全面抗戰以來，蔣介石一直堅持把中日之戰與歐洲局勢聯繫在一起，天天都要閱看和分析有關歐洲方面的情報。 按照德國那種囂張的架勢，歐戰遲早是要爆發的。假使不能夠馬上打起來，只要中日談判過程令人滿意，能和則和，但若是歐戰瞬間發作，那對小日本就不能客氣了，不僅不能和，還要打得更狠更猛才行，否則就拿不到滿意的談判條件。 現在事情就擺在這裡，眼看著歐洲人極度怕死，英法政府很不仗義，歐戰一時半會兒還真打不起來。 既然日本人已經有了點意思，那就可以在沒有第三國保證的情況下，直接進行秘密談判。 談判啟動，但這時候蔣介石反而把繩子越勒越緊。 有了高宗武的前車之鑑，對暗中交涉這些事不能不格外謹慎。蔣介石在日記中一再提醒自己：敵國陰狠，講和時更增危機也。 從性格上來說，蕭振瀛也是一個主動性很強的人，就怕他一沖動，信口開河惹出禍來，因此蔣介石思慮再三，除親自擬了一份談判原則交給蕭振瀛外，還讓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對整個過程予以指導。 蔣介石要求蕭振瀛，盡可能每天用長途電話與何應欽聯絡一次，以便根據武漢會戰的實際走勢決定策略，同時在談判時不得遷就日方。 不遷就，是因為蔣介石深知自己現在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在完全被動的情況下，遷就不但無益，而且必受大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