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三節最清廉儉樸的軍隊

但曾國藩卻沒有因此而發財致富。雖然可以支配的金錢如沙如海，他寄回家裡的錢，卻比以前當京官時還要少了。 咸豐五年一年，他沒有寄錢回家。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江西寄信給諸弟說： 餘往年在京，曾寄銀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濟族戚之窮乏。自行軍以來，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兌用二百金，此際實不能再寄。蓋凡帶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餘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風示僚屬，即以此仰答聖主。今年江西艱困異常，省中官員有窮窘而不能自存者，即撫藩各衙門亦不能寄銀贍家，餘何敢妄取絲毫！茲寄銀三十兩，以二十兩奉父親大人甘旨之需，以十兩奉叔父大人含飴之佐。此外，家用及親族常例概不能寄。

我們可以判斷，曾國藩從軍之後，每年寄回家中的銀兩，大率在一百兩之數，低於他清苦的京官時期。 之所以如此，還是因為他當初所發的那個“不靠當官發財”的誓言。出山時，曾國藩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了軍隊這個貪污之藪對自己的考驗。在《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中他信誓旦旦地說：“國藩奉命以來，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惟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君父，即藉以號召吾鄉之豪傑。” 既然對家鄉父老發下了“不愛錢”的誓言，曾國藩自然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樣，在從軍不久，就大筆寄錢回家，折損清名，貽人口實。曾國藩在家信中也是這樣坦承的：“餘在外未付銀寄家，實因初出之時，默立此誓，又於發州縣信中，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

當然，發誓在軍中“不要錢”，並不只是為了保持個人的清名，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國藩深知廉潔對戰鬥力之重要。只有立定“不要錢、不怕死”之志向，才能組織起一支真正有戰鬥力的隊伍。 因此，在以身作則的同時，他對軍中廉政建議抓得很緊。他反復告誡軍官們說：“欲服軍心，必須尚廉介。”他對下屬們反複申說：“兵勇心目之中專從銀錢上著意，如營官於銀錢上不苟，則兵勇畏而且服；若銀錢苟且，則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譏議，不特扣減口糧、截曠而後議之也。” 湘軍建立之初，曾國藩對各營開支細項皆要逐項審查，後期因事務繁雜，軍隊擴充太快難以做到，但對發現貪污中飽私囊的行為嚴懲不貸，從不姑息。副將楊復成、彭得勝因剋扣軍餉，曾國藩上奏朝廷“正法”處之。

曾國藩的湘軍風氣，因此與眾不同。 咸豐十一年七八月，後來成為曾國藩幕僚的趙烈文第一次來到湘軍東流大營中，看到湘軍軍營風貌與他地迥然不同。 當時全中國的軍隊當中，主帥穿著破舊衣衫，軍官們穿著都如農民，來了客人來不及備飯的，僅曾國藩的湘軍一家。因此趙烈文才感動到“可為流涕”的地步。雖然採用厚餉高薪政策，但和低薪制的國家正規軍比起來，湘軍耗用的軍餉數卻是很低的。道光三十年至咸豐三年春，清廷用綠營兵九萬七千七百餘，費時二年多，用餉即二千五百一十萬餘兩。而曾國藩的湘軍，從咸豐三年起到同治三年止，前後十二年，人數由初起一萬七千人增至後來的十二萬人，也僅花二千九百萬兩左右。由此可見湘軍整體上的軍事效率和節約程度。

在曾國藩的帶領下，湘軍建立起了廉潔儉樸的軍風。湘軍高級將領，大多數都是廉者。胡林翼就說，湘軍主要將領都不像其他軍隊那樣貪污軍餉：“滌師清節冠時，凡湘人如羅山、迪庵、厚庵、璞山、蔭渠均不以軍餉自肥。”他又說，不光高級軍官如此，即使中層和底層小軍官，也都保持著正派作風，這正是湘軍戰鬥力的源泉：“楚軍之地皖北者，如公（李續宜），如厚庵，雪芹，固不待言，天下之人均信之，且深信之矣。即近日小統，如成，如梁，如蕭，如吳，如餘，均非貪士，勇額不虛，臨事亦不怯。如此正派風氣，天下之賊何患不平，餉又何患不集哉。” 確實，除了胡林翼這封信外，關於湘軍將領的清廉作風，還有許多資料可為證明。 李續賓兄弟“皆以清潔自矢，廉俸薪資，悉供軍用，家無長物，環堵蕭然”。

費行簡在《近代名人小傳》中記載，楊岳斌“仁厚敦篤，寡言語，治水師十餘年……既歸，家僅中產，怡然奉親。初起末弁，晚漸通文學，能詩。江寧捷後還鄉口號曰：'借問歸來何所有，半帆明月半帆風。'時諸將多擁厚資歸，蓋以此自明也”。 彭玉麟更以“三不要”廣為人知：不要官、不要財、不要命。他一生辭官六次，自奉甚儉，平日布衣蔬食，把本來應該納入私囊的銀大筆捐出，用於公用及慈善事業。現在衡陽城內的船山書院就是他一手捐建的。 湘軍上下的這種清廉之風，當然源自曾國藩這個“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