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第八節回不起家的“副部長”

曾國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風順的。在京期間，他十年七遷，傲視群曹，很快從一個普通進士迅速成為侍郎級（副部級）高官，這在道光年間是極為罕見的。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國藩以內閣學士兼任禮部侍郎銜，也就是說，實職是內閣學士，但享受副部級別，“躋身卿貳”。 道光二十九年他升補了禮部右侍郎，又創造了一個新紀錄：成為了清朝開國以來湘鄉縣出的第一個實職副部長。 道光三十年正月，對曾國藩恩遇重重的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咸豐登基，對曾國藩仍然倚任不衰，屢任命其兼屬他部。到咸豐二年正月，朝廷一共六個部，曾國藩一個人就兼了五個侍郎。 不過，即使貴為侍郎，不主動伸手撈錢的曾國藩仍然不富裕。 清代侍郎級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兩。加以恩俸和祿米等補貼，年收入一共可達六百二十兩，此外還有一些公開的灰色收入。但是隨著交往等級的提高，開支也隨之增加。比如交通費一年就要四百兩，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窮京官。 《春明夢錄》的作者何剛德的座師孫詒經就曾做過光緒年間的戶部侍郎，兼管三庫，在副部級官員中是最“肥”的。有一次孫氏說家裡有好菜，留何吃飯。何氏興沖衝坐到席上一看，六個碗裡不過是些尋常的燉肉和炒菜而已。還有一次留何吃飯，“乃以剩飯炒雞蛋相餉”。何剛德不禁感慨地說：“戶部堂官場面算是闊綽，而家食不過如此，師之儉德，可以愧當時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魚翅者矣。”孫詒經的儉德固然感人，戶部侍郎收入不豐也一目了然。

曾國藩的生活水平當然趕不上後來的孫詒經。此時曾國藩在京家口連同僕人，已經二十餘人，開支十分浩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寫信給父母說：“男升官後應酬較繁，用費較廣，而俸入亦較多，可以應用，不至窘迫。昨派教習總裁，門生來見者多，共收贄敬二百餘金，而南省同鄉均未收，不在此數。”同日寫給諸弟的信中則說：“寓中用度比前較大，每年進項亦較多（每年俸祿三百兩，飯銀一百兩），其他外間進項尚與從前相似。”略可見曾國藩此時的經濟狀態。 曾國藩任職京官後，從未回過家鄉。他在“夢寐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對弟弟說：“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則弟書信於我，我概將家眷留在京師，我立即回家。”雖然說了幾次，但一直沒有行動，可見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籌不起路費，不能回家。道光二十八年，曾國藩在家書中說：“餘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家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帳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做了堂堂副部長，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費，不知今日讀者讀了這段資料，會有何感想。

如果不選擇做清官，曾國藩其實是有大筆發財的機會。和地方上一樣，清代六部其實也貪風橫行，各部都例有部費收入，其中以戶部為多。 清代財政制度規定，所有財政支出，均由戶部報銷。為了報銷順利，不被戶部找麻煩，各地申請報銷的部門通常要給戶部支付一筆專門的活動經費，叫做“部費”。給了“部費”，即使不符規定，戶部也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你通過；不給“部費”，即使符合規定，戶部也可以找個理由讓你報不成。對此，雍正皇帝總結說：“若無部費，雖冊檔分明，也以本內數字互異，或錢數幾兩不符，往來駁詰”，“而一有部費，即使糜費錢糧百萬，也可准予奏銷”。 自然，中央不止一個戶部。到任何衙門、辦任何事都得交費。按時人記載，這些巨大的賄賂多由經手的書吏貪佔。但是作為各部長官的尚書侍郎，如果想從中分潤，應該是易如反掌。曾國藩身兼五個副部長，仍然清貧如許，這有力地證明了他“不靠做官發財”的誓言是得到堅守的。

不想貪污，就只好寄希望於帝國體制內的收入渠道。好在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國藩夢寐以求的差使終於又一次落到了他頭上。皇帝命他充任江西主考，曾國藩喜不自勝，第二天即在謝恩折中奏請鄉試結束後順便回家省親，皇帝自然照準。 曾國藩興高采烈，一路南下。一轉眼他居京已經十三年。這期間最遺憾的是祖父母均已經在此期間去世，臨終也沒能見上他一面。母親十分思念他，以至於這年年初，一貫隱忍順從、從沒出過遠門的母親堅決表示不顧家人的反對，要北上北京來看他：“母親大人口氣，今秋決計進京，並不許人打破。”這一次，他終於可以一償夙願，見到思念已久的父母大人了。 不料七月二十五日，曾國藩行至安徽太和縣小池驛時，忽然接到家鄉送來的訃告，母親江氏已經於六月十二日，也就是他接到派差喜訊的當天去世。曾國藩五內俱摧，當即易服奔喪，由安徽轉至江西九江，再由九江沿江西上湖南。

如果曾母晚去世幾個月，則曾國藩會再次收入數千兩。如今這項收入落空，而辦理喪事及京師家屬回南又需要大筆費用。除了收取奠金，別無他法。他之所以要趕到江西再轉湖南，既是因為順路，也是因為可以收取奠金。他既到了江西，表明他是在江西主考任內中途守制，於是在九江耽擱兩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千兩。這千兩奠金救了他的急。 手裡有了錢，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出三百兩，還掉北京催得最急的債。以二百多兩在省城還賬。其實，因為他宅心仁厚，朋友也欠他的銀子總數亦將近千金。然而曾國藩將心比心，心存恕道，囑咐兒子切莫催要。 還完了賬，他帶四百多兩至家辦葬事。然而家屬回南的錢還是沒有著落。因此他只好命兒子在北京開吊，以京城朋友的奠金做路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