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七節曾四老爺的鄉紳生活
由此我們需要蕩開一筆，去關註一下曾國藩離家後，湘鄉曾家的經濟狀況。
如前所述，隨著社會地位由平民升為縉紳，社交費用和維持基本體面所需要的錢財也大幅增長。而曾國藩入仕初期，對此並無力提供太多直接幫助。
作為一個窮京官，曾國藩是一直盡力接濟家裡的。在傳統社會，做官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一個家族的事業。跳過龍門之後，對家族不做回報，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曾國藩入京之後，每年都會藉上幾十兩銀子寄回家中，做“堂上大人”的“吃肉之費”。
不過，由於自身經濟狀況窘迫，為官前幾年，曾國藩對家裡幫助微乎其微。他在家信中對祖父這樣表達自己的慚愧之意說：“孫等在京，別無生計，大約冬初即須藉賬，不能務仰事之資寄回，不勝愧悚。”
只有道光二十四年初寄回家中的六百兩銀子，確實給家中解了燃眉之急。但有了六百兩，曾家尚有數百兩外債沒有還清。可見數年鄉紳排場代價之高昂。
但到道光二十八年，曾家經濟卻出現徹底翻身之面貌。
道光二十八年，曾國潢在家信中說，這一年家中收入已達五百兩。不但負債全部還清，還頻頻買地。所費之多，甚至引起了曾國藩的不滿。他在當年家信中說：
即買竹山灣，又買廟堂上，銀錢一空，似非所宜，以後望家中毋買田，須略積錢，以備不時之需。
經濟狀況改善如此迅速，除了曾國藩寄回家中的六百兩外，更關鍵的，則是由於他的弟弟曾國潢“生財有道”。
曾國潢是曾國藩的大弟，他雖讀書缺乏天分，但性格外向，愛出頭，好攬事。操持家事，強於木訥笨拙的曾麟書。所以曾國藩勸他放棄入仕之念，專心管理家族事務，上以侍奉老人，下以照顧其他三個弟弟讀書，這是曾國藩通盤考慮後所做的安排。
既要主持家務，則處處離不開錢。而紳士發財的主要途徑就是調節糾紛，打點官府。讀過的人，一般都會對曾國藩批評其弟曾國潢干預公事的內容印象深刻。曾國藩做京官期間自顧不暇，曾國潢大肆包攬詞訟，成了“武斷鄉曲”的典型。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曾國潢在給曾國藩的家書中談到他替別人到廣東要賬的事，這件事曾國藩一開始曾認為根本辦不成：
弟為朱家事，兄則說“無濟”，而弟歸後，朱所留之人，又執銀票收到五百。此會經弟手者，算有千八九百，下少二千五百，將來或亦可望。若不是弟為他弄到，毫釐皆票矣。
替別人前後要到了近兩千兩銀子，曾國潢會獲得多少收入呢？接下來的信中透露了消息：
止要他謝三百銀，庚子年之借字除一百，實謝二百兩，退借字足矣。
收益大約是要回賬款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間。
曾國藩一方面誇獎他辦事的才能，另一方面又提醒他說：
此後近而鄉黨，遠而縣省城，皆靠澄弟一人與人相酬酢，總之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此刻初出茅廬，尤宜慎之又慎。
對於曾國藩“三不”的要求，曾國潢是這樣回复的：
不失信，不自是者，老兄或可稍不掛念。惟不貪財一語，有點靠不住。
接著他詳述為某人辦事的經過：某人自道光十七年起，“所有糧票，皆未到手。”以前的銀票，“即公道扯算，一概也須錢幾十千。”“至弟手，則以四千了事，又為之將新餉完清，總之便宜又便宜。”那人一共謝了他七十千文，除去辦事花銷，一共收入了四十千，約合二十六兩七錢銀子。
道光二十九年閏四月二十六日的家信中，他又這樣講自己如何替人逃避國稅：
熊青六家，正餉南漕，共十三年未完。 （每年正銀五兩，四年未完。一年五升米，九年未完。）又一個錢辦不出。從去年起，叩托弟數十次……拜託四老爺開恩……弟昨一概與之辦清，共清出油串五十二張，止去錢一十四千二百。
得意之態盡顯。
因為“曾四老爺”朋友多，能辦事，所以在地方上一呼百應，甚至有人請他入乾股。十一月二十日信中說：朱崗軒“信死了曾四老爺”。 “前四月在他（朱某）家吃酒……求弟合夥開當舖。”“昨夜又遣其脈侄婿劉四來，送官燕七個，麗參四支，豬肘，羊肘，鹹魚各十餘斤，糖十封，雞一隻，總是求弟合夥。其合夥也，不要弟出一文本貲，萬一要賠，不干弟事。”如此好事，只有一個條件：“每年新正請官與紳衿酒，則須弟到，或者經衙門之事，須弟去，餘則全不管理。”
曾四老爺如此能辦事，自然繁忙得很。他這樣自述：
湘鄉近日之“曾四太爺”，神通亦頗不細，一到家中則藍縷已極。堯師每來，常呼為“老長工”。
當然，曾國潢很清楚他之所以如此吃得開，完全是因為曾國藩這個靠山的作用。特別是道光二十七年曾國藩“躋身卿貳”，以內閣學士兼任禮部侍郎銜，後又於二十九年實授禮部右侍郎之後，曾家在地方上影響力更是迅速增長。曾國潢在家信中說：
我家若無兄創立在京，熱熱鬧鬧，家中安得衣足食足，禮義頻興。
確實，因為有了曾國藩這個靠山，歷任地方官對曾國潢都畢恭畢敬，敬禮有加。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曾國潢在寫給曾國藩的信中，這樣洋洋自得地描述他在縣令面前如何吃得開：
又有數件上案，萬萬弄不清者，弟從中和息，自官以下莫不感激。弟與師令相見不少，說得親愛之至，未有大不合者。渠亦目中止此一紳士，待舉人進士，未如此珍重……或有庸人妄人（想把持衙門），澄侯（曾國潢字）痛罵，自不敢不中止。
曾國潢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信中這樣描寫他與縣令交往的情態：“師令已填實授……弟今日拜會，道喜道謝（細毛蟲事），談的是京內升遷，外頭調補，及粵東夷務已大半定等事，毫未及他。”你看，一個普通秀才，與縣令談的居然全是國家大事。
傳統時代巨紳勢力對地方政治影響極大。咸豐元年八月十七日曾國潢的一封家書，透露出曾家確實可以左右湘鄉縣令的任期。在家書中，曾國潢向曾國藩匯報說，因為縣令朱某深得曾家及其他湘鄉紳士的歡迎，所以曾麟書在湖南巡撫路過永豐之際，專門拜會巡撫，要求他多留朱某在湘鄉干幾年。巡撫對曾麟書自稱小侄，說：“小侄可保其三幾年不調動。”
有了這樣的權勢，曾國潢在地方上當然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以“湘鄉第一紳士”甚至“唯一紳士”自命。他在信中描寫如何受人歡迎：“不出外，則時有人會；出外，則一日數件，並攔馬者之多。自問何知，而人人尊仰如此耶？”事務如此繁忙，收入當然也就可觀了。綜合以上情狀，統計曾國潢一年之中所辦大小事件，他通過這些事務，一年收入大抵可在五百兩至一千兩白銀之間。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曾國藩在家信中向曾國藩匯報說：家中經濟情況不錯，雖然因大災穀價漲到三千四五，一天要過往七八十個要飯的，但曾家生活費用的籌辦“呼來遣去，總無窘手之時也”。世道如此憔悴，“如我家之活活動動，能有幾人哉”！這一方面是說明曾家生活不錯，另一方面當然也是自我表功。
雖然曾國藩對曾國潢在地方事務中過於活躍十分不滿，一再去信告誡，曾四老爺卻不為所動。因為老曾家除了曾國藩一年往家寄點銀子之外，他的這個本事就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了。事實上，老四把家管得確實不錯。到道光二十八年，湘鄉曾家已經“主僕共二三十人”。除去主人，僕人已經十多名。
道光二十七年冬，曾國潢買下附近下腰里的田莊，改建成一座大房，一正二橫，外有槽門，起名為“黃金堂”。
曾家原有建於嘉慶年間的祖屋一座，名曰“白玉堂”。道光二十八年，曾國藩升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祖父曾玉屏命改建祖屋以示慶祝。改建後的白玉堂為三進大屋，青牆黑瓦，雙層飛簷，山字牆垛，雕樑畫棟，頗為壯觀。
此時的曾家，已經不是小地主曾家，也不是翰林時期的曾家，而是二品大員之家。一切舉止作派，都已經是大族氣派了。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曾的祖父出門去看新修的墳墓，派頭已經十分威風：
次日，祖父帶紅頂，穿呢馬褂，綢夾衣，珠履，坐椅轎，用四夫，依然子扛，後面扛內用一人打一詹傘。父、叔偕弟等衣冠陪行，看祠堂，便看墓墳。三砲而出，三砲而入，頗屬大觀。
當然，不論曾四老爺如何長袖善舞，他的經營成果只能滿足湘鄉曾家的日常生活排場需要，並無餘力幫助在京為官的曾國藩。不過，道光二十七年之後，隨著官職的升遷，曾國藩在京的經濟狀況也出現了一定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