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二節“脫胎換骨”的操作過程
三十歲是曾國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嶺。
曾國藩之於後人的最大意義是，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一個中人，通過“陶冶變化”，可以成為超人。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真誠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領可以增長十倍，見識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擴展十倍，氣質可以純淨十倍。愚鈍之人，通過自我磨礪，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說得出，辦得來。浮囂之人，也可以變得清風朗月般從容澄靜。偏執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開闊，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為官，不僅是曾國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個重要起點。
作為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當時最頂級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淵藪。一入翰苑，曾國藩見到的多是氣質不俗之士，往來揖讓，每每領略到清風逸氣。
曾國藩發現，這些人的精神氣質與以前的朋友們大有不同。他們都是理學信徒，有著清教徒般的道德熱情。他們自我要求嚴厲峻烈，對待他人真誠嚴肅，面對滾滾紅塵內心堅定。
這些朋友給了他極大的影響：
近日交得了一兩個良友，才知道學問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才始知范仲淹和韓琦這樣的名臣可學而至也，司馬遷、韓愈這樣的大學者亦可學而至也，程、朱這樣的理學聖賢亦可學而至也。
三十歲前的曾國藩人生目標只是功名富貴、光宗耀祖。結識了這些良友之後，檢討自己，不覺自慚形穢，因毅然立志自新：
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為更生之人，以為父母之肖子，以為諸弟之先導。
正是在三十年這一年，曾國藩立下了“學作聖人”之志。
“聖人”是儒學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標。
人類最基本的一種心理傾向就是使自己變得完美。中國儒、釋、道三家，對生命目標的設計都是極其超絕完美的。道家以為，人通過修煉，可以不食五穀，吸風飲露，逍遙無恃，長生久視，與天地同，成為“至人”、“真人”、“神人”。佛教則以為人皆有佛性，通過自修，都可以達到不生不滅斷盡慾望的佛的境界。儒家自然也不例外。儒家的聖人理想，其完美與超絕不下於神仙或者佛陀。儒家經典說，所謂“聖人”，就是達到了完美境界的人。聖人通過自己的勤學苦修體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萬物運行的規律。因此可以“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載”，“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他的一舉一動，無不合宜，對內可以問心無愧、不逾規矩，對外可以經邦治國，造福於民。這就是所謂“內聖外王”。
超自然的誇張固然過於虛幻，不過，除去這些縹緲的因素，儒家的“聖人”理論畢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人格理想，其中有著符合人類基本心理經驗的合理內核。
馬斯洛將人的需求分成五個層次。第一層是食色性也，第二層次是安全的生存環境，第三層次是人際交往的需要，第四個層次是功名榮耀、出人頭地，最後一個層次是自我實現。所謂自我實現，就是將自身的生命能量燃燒到最充分，把自己變成一個大寫的人。
儒學的聖人理想，基本上可以類比為馬斯洛所說的“自我實現”。確實，儒家的“聖人狀態”與馬斯洛所說的自我實現後的“高峰體驗”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
人的巨大潛力往往是人類所不自知的。所謂“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為慾望纏繞，意志軟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只能動用上天賦予的很少一部分潛能。而英雄偉人則是醒過來的人，他們天性剛強，頭腦有力，可以把自身潛能發揮得比較充分。而“聖人”，或者說達到“自我實現”狀態的人，則是通過刻苦努力，穿透重重慾望纏繞，戰勝種種困難，將自身潛能調動發揮到近乎極致。
儒家說，一個人修煉到了聖人狀態，就會“無物，無我”，“與天地相感通”。就會“光明澄澈”，“從容中道”，達到一種極為自信、極為愉快的情感狀態。而馬斯洛也說，當一個人充分自我實現時，也會體驗到一種難言的愉悅，欣喜若狂、如醉如痴。人在這時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發揮全部智能。在高峰體驗中主客體合一，這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諧的狀態。
應該說，儒家的聖人理想遠比馬斯洛的“自我實現”高遠和超越。馬斯洛給人實現自己的自然本能以充分的空間，而儒學要求以抽象的由“天理”構成的人，取代具有庸常情感的自然人。因此，儒家的聖人理想有著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面。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聖人學說”也不失為一個強大的心理武器。所謂“取法乎上”，它確實給傳統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可以調動起全部潛能的奮鬥目標。只不過，儒家學說所設定的自我完善目標如此高遠和超越，幾乎不可操作。由於目標的高遠難及，手段便非同尋常。
從曾國藩身上，我們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經途徑。
首先是立堅定不拔之志。
立志對一個人人格發展的意義是決定性的。
人的巨大潛力往往是人類所不自知的。
心理學家費約做過這樣一個實驗。他要求三群學生舉起重物，看誰堅持的時間長。他對第一群人甚麼都沒有說。對第二群人說的是，想看看你們誰最有耐力。對第三群人，他則說，你們舉起的這些東西關係重大，因為上面的導線連著一個電網。如果你們一放下手，這個城市就要斷電。為了朋友和家人們，你們一定要多舉一會兒。
結果，第一群人平均舉了十分鐘，第二群人竭盡全力，平均堅持了十五分鐘。第三群人，卻平均堅持了二十分鐘。
可見，人的能力發揮多少，與對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關的。或者說，精神力量直接決定著身體潛能的發揮程度。
因此，“立志”或者說確立一個終身的奮鬥目標，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是至關重要的。曾國藩對這一點體認極深。他曾說過，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托庇者眾。誠信則置址甚固，結構甚牢。”只有基礎廣闊、結實，才能在上面蓋起宏偉壯大的生命之殿。曾國藩人生第一個成功之處，就在於立了最高遠的志向。
馬斯洛將自我實現列為人的最後一重追求。越過從食色性也到出人頭地這些層次，才能達到自我實現。
而曾國藩直接把目標鎖定在了自我實現，也就是做“完人”。他認為，這一目標實現了，其他目標就自然而然地能達到。他在給諸弟的信中說，不必佔小便宜：“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說，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偉人，人生日用、建功立業自然也就不在話下。
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他已經立定了終身之志。他說：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于為天地之完人。
這就是他為自己立定的“終身大規模”。
以“完人”為人生目標，確實可以稱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國藩一生成功的第一個要訣，就是立志高遠。這一志向，驅動他一生不在小誘惑、小目標面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難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縮。促使他“洗除舊日昧卑污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
有了志向，接下來需要的就是實行力。
古往今來，立誌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實行的人，卻是鳳毛麟角。曾國藩的真正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腳踏實地地實踐了自己的志向。
從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國藩開始了對自己全方位的改造。他的辦法是“日課”。他每天從起床到睡覺，吃喝拉撒睡，都進行自我監督。以聖人標準要求自己，時時刻刻監督檢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認真書寫日記，細細回憶檢索自己這一天的一切言行，發現其中哪一點不符合聖人要求，就要甄別出來，記載下來，深刻反省。
這個方法當然不是他的發明，而是理學家們常用的修身之方。比如當時京師著名的理學家蒙古人倭仁就以日課認真嚴肅聞名。曾國藩曾這樣描述倭仁的日課：“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起，今三十本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曾國藩學著倭仁開始日課。他在給弟弟們的信中介紹說：
餘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餘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
上一節我們提到，青年曾國藩身上有三大缺點：性情浮躁，坐不住；傲慢自大，修養不佳；與人交往虛偽不實，容易言不由衷。他的自我改造，當然首先就從這三端入手。
既然自我完善，首先當然就要抓緊時間，不能再“閒遊荒業”，“閒談荒功”，“溺情於弈”。從十月二日起，曾國藩給自己規定了以下基本學習日程：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頁，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這是必須完成的課程下限，除此之外，他還每日讀《易》，練習作文，整個學習的效率大為提高。
但是，一個人想一下子改變久已養成的生活習慣當然不是那麼容易的。曾國藩為人交遊廣闊，又十分享受社交生活，因此雖然立下志向，也難免有因為交遊影響學習的事發生。比如當年十月十七日，曾國藩早起讀完，出門拜客，又到杜蘭溪家參加了他兒子的婚禮。參加完婚禮後，下午本想回家用功，但想到今天是朋友何子敬的生日，於是又順便到何家慶生，飯後又在何子敬的熱情挽留下聽了崑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晚上，他在日記中對自己下午沒能回家用功而浪費了這麼多時間進行瞭如下反省：何子敬的生日其實可以不去，但還是去了。這就說明自己立志不堅，行動不能斬釘截鐵。 “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志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決心“戒之”。
及至十一月初九日，他上午到陳岱雲處給陳母拜壽。飯後本打算回家學習，結果在朋友的勸說下一起到何子貞家去玩，在那里和人下了一局圍棋，接著又旁觀了一局。在看別人下棋時，他內心進行著激烈的“天人交戰”。一方面是想放縱自己一次，痛痛快快玩一天算了，另一方面卻是不斷想起自己對自己許下的種種諾言。終於，一盤觀戰未了，他戰勝了自己，“急抽身回家，仍讀兌卦”。
曾國藩在日記曾經深入分析過自己為什麼如此熱衷於交遊往來。他發現，有一些社交活動當然是必需的，但是另一些，則是可去可不去。問題就出在這些可去可不去的活動他多半都參加了。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是自己想建立“為人周到”、“好交好為”的名聲，也就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另一個，則是自己性好熱鬧，在家裡坐不住。
分析之後，他下決心縮小社交圈子，改變在朋友中的形象，以節約社交時間用於學習和自修。但因為以前交游太廣，不可能一下子切斷許多社會關係，所以必須採取漸進方式：“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唯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徵逐之習。”
徵逐之習可漸改，意氣之過則須立克。曾國藩修身之始，另一個著力點是改掉自己的暴脾氣。
和大多數初入社會的青年一樣，剛到北京的曾國藩待人天真，一片直拙。一旦成為朋友，就掏心輸肝，同時也要求對方對他毫無保留，缺乏人我相交必需的距離感和分寸感。曾國藩既然以“聖人”自期，也不自覺地以聖人標準要求朋友，經常說話過於直接，不留餘地，不分你我，因此很容易與朋友發生衝突。這個缺點，他的一些朋友知之甚深。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記：“岱雲……言予於朋友，每相持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兇隙，不可不慎。”
陳岱雲的這番話，顯然是針對他與鄭小珊打架一事而發。鄭小珊是曾氏的湖南老鄉，同為京官，年長曾國藩近十歲。他精通醫術，常為曾國藩家人診病，因此與曾國藩往來十分密切，因為一件小事，鄭小珊對曾國藩口出“慢言”。曾國藩與這樣一個同鄉而兼前輩口角起來，破口大罵，並且用語極臟，這無論如何都有應反省之處。
儒學要求一個人在與他人發生衝突時，首先從自己身上找根源。十月初九日，曾國藩在日記中條分縷析地自省：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餘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
儒家說改過要勇，更要速。反省到了這一點，曾國藩馬上上門認錯。在給弟弟的信中他說：
餘自十月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餘即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故，前嫌盡釋矣！
對於自己最愛犯的“言不由衷”、“虛偽”、“浮誇”，他也是高度警惕，時時自我監督，一犯就自我痛責，絕不輕輕放過。
有一次他到陳岱雲處，“與之談詩，傾筐倒篋，言無不盡，至子初方歸”。當天晚上他這樣批評自己：“比時自謂與人甚忠，殊不知已認賊做子矣。日日耽著詩文，不從戒懼謹獨上切實用功，已自誤矣，更以之誤人乎？”
另一次，他在日記中這樣反省：“客來，示以時藝，讚歎語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其我之謂乎？一為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結論是：“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贊，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為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
日記中關於這樣的反省實在比比皆是。
至於戒“色”，他也確實動用了大量心理能量。一旦自己動了色心，多看了哪個美婦人一眼，他回家就立刻記下來，痛切自責一番。對於夫妻恩愛，他也要求自己能省則省，能免就免。他下定決心“日日自苦”，通過每日勤學苦思，把精力耗盡，“如種樹，斧斤縱尋之後，牛羊無從而牧之；如燃燈，膏油欲盡之時，無使微風乘之”，以求“不至佚而生淫”。
聖人標準實在是太超絕了。它要求人每一分鐘都展開對自然本性的搏殺，那真是針針見血，刀刀剜心。作為一個禁慾主義者，他損失了許多做人的樂趣。
讀曾國藩的這些日記，想必讀者都會覺得過於苛刻、瑣碎、拘泥。一天二十四小時中每分每秒都是戰戰兢兢、提心吊膽，處於戰斗狀態，未免活得太“事兒”了，太板了，太累了吧！這種自我完善之法，確實有點可怕。
然而，除掉那“過猶不及”的部分，這種修身方式，也自有其合理之處。康熙皇帝說，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未有堅貞永固之力。朱熹也說：“為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
做事也是這樣。做至大至艱之事，開頭一定要提起全力，有股衝勁，“猛火”痛燒一段，否則絕難成功。
古往今來，許多人的一生都處於昏睡或者賴床狀態。有的人，一生被物慾所禁錮，如同被困在圈中的豬，終生沒能清醒。有的人，意識到了醒來的必要，但終生處於一種“勤奮地懶惰著”的狀態，一生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關鍵處突破不了。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對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橫起，掃絕一切羅網。
人從昏怠狀態中掙扎出來，就如同青年人賴床一樣，開頭最容易反复。最好的辦法不是在一邊輕聲催促，而是上去直接扯開被子，在他臉上潑上一盆涼水。
朱熹對這點體會極深。他對弟子說：
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擂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卷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沉半浮，濟得甚事！
曾國藩對朱熹這句話極為贊同。人要成長，必須有一個吃大苦的過程，忽忽悠悠、舒舒服服是永遠完不成脫胎換骨的。寫日課修身，就是曾國藩一生的“猛火煮”階段。
通過寫日課，曾國藩練就了過人的“研幾”功夫，並受用終身。
幾，就是“細節”，研幾，就是嚴肅鄭重地對待細節。 “知”與“行”孰重孰輕，歷來爭論不斷。事實上，問題的根本在於這個“行”是否真的到位，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行動力是否真的能擔當起他的認識。只有從細節抓起，在細節中貫徹自己的認識，才叫“實行”。 “從小事做起”，“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這些我們耳朵都聽出繭子的話，其實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事實上，只有從細節抓起，才叫真正的“實行”。大部分人的一生正是因為從太多細節上輕鬆愉快地滑過去，到了大節之處，也就沒有了斬釘截鐵的力量。
而曾國藩正是通過這種自修方式，逐一檢出自己身上近乎所有的缺點毛病，在幾乎所有細節中貫徹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因此他的進德修業，才迅速而有力。
在曾國藩的修身經驗中，還有一條值得後人借鑒的是藉助外力來監督自己。
歸根結底，人是被決定物。所以從根本上說，外力遠遠大於內力。連如此信奉內心力量的曾國藩都屢屢說，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
一個人，自製力再強，也肯定有被自己打敗的時候。但是，如果有人監督著自己，戰鬥力可能就大不相同。這正如一個基因不佳的竹子，生長在根根筆直的竹林中，為了與它們爭奪陽光，自然也會長得筆直。這就是“夾持”的功效。
所以，曾國藩的第二個入手處是“師友夾持”。
進京之初，曾國藩住在城外，他的朋友“竹如（吳廷棟）必要予搬進城住”，曾國藩欣然同意。一個重要原因是城內有許多益友，可以“夾持”他成長。 “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艮峰先生、竇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
為了得到夾持，曾國藩還將自己的日記送給朋友們閱讀評點，以此交流修身的心得體會。 “餘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挾持，能進不能退也。”現存的曾國藩日記上，還赫然有當時朋友們的批語。這些話當然大多是鼓勵、勸諫之言。比如倭仁的批語：
我輩既知此學，便須努力向前，完養精神，將一切閒思維、閒應酬、閒言語掃除淨盡，專心一意，鑽進裡面，安身立命，務要另換一個人出來，方是功夫進步。願共勉之。
曾國藩看到批復後，為之悚然汗出，感嘆“安得此藥石之言”。
在此後的漫長一生里，寫日記並公之於親人朋友，一直是曾國藩最重要的自修方式。即使戎馬倥傯中，他仍日記不輟，並且抄成副本，定期寄回家中，讓自己的兄弟、兒子們閱看。
曾國藩在學做聖人的道路上，取得的第一項成功是戒菸。
曾國藩的菸齡很長。湘中草煙的味道既嗆又辣，勁頭十足。曾國藩讀書之時，曾經是成天煙筒不離手的。三十歲以前他也曾試著戒過兩次煙，不過都沒有成功。
在立志自新，開始寫日課之後的第二十一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一日，曾國藩發誓戒菸：“客去後，念每日昏錮，由於多吃煙，因立毀折煙袋，誓永不再吃煙，如再食煙，明神殛之！”
戒除多年的煙癮，對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戒菸第二天，曾國藩就開始徬徨無主，寢食不安。
即宜守規敬事，乃閒談荒功，溺情於弈。歸後數時，不一振刷，讀書悠忽，自棄至矣。乃以初戒吃煙，如失乳徬徨，存一番自恕的意思。此一恕，天下無可為之事矣。急宜猛省。
把戒菸喻為嬰兒斷乳，可謂相當準確。
但是就像曾國藩一生中的其他事一樣，一旦下定決心，他就沒有退讓過一步。不論多麼痛苦難熬，他就是不再碰煙具。到快一個月頭上，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在日記中記道：“吾自戒吃煙，將一月矣。今定差矣！”
戒菸過程給了他很大啟發，他領悟到，破除舊習，必須有悍然之力。 “遏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沉舟之勢，諾有濟哉！”如果沒有一點“截斷眾流”的悍然，一個人不可能走得實、走得遠。
對於自己戒菸成功，曾國藩終生引以為自豪，並且以此為例，教育子弟。他在給弟弟的信中說：“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煙，洎今已兩月不吃煙，已習慣成自然矣。”
多年之後，他還對弟弟提到此事，作為“無事不可變”的例證：“即經餘平生言之，三十歲以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菸，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做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恆，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
曾寶慈說：
看來文正這一生的學問事業，與此日戒水煙有莫大關係，因為戒水煙表示了莫大的決心……要在緊要關頭撐得住，挺得起……文正的毅力與決心，在戒菸上表現出來，證明在咸豐元年上恭陳聖德疏的冒不測之威，在靖港失敗與在湖口要以死殉職，在祁門堅持不動……在金陵克復前夕……每覺有整個崩潰之感，最後終能渡過難關，遂成大功。其後天津教案處理困難……毅然忍受……
這個推論相當有道理。
曾國藩在立志自新之始，是相當急於求成的。戒菸成功，極大增強了他“學做聖人”的信心。他自以為通過記日課，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點，成為煥然一新的聖賢之徒。但過了數月之後，他發現，戒菸乃是“脫胎換骨”事業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點，則遠不如戒菸那麼容易。
雖然立誓“夜不出門”，曾國藩還是經常僕僕於道。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刮起大風，曾國藩仍然“無事出門”，回來後在日記中痛徹反省自己“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當年十二月十六日，菜市口要殺人，別人邀他去看熱鬧，他“欣然樂從”。走在路上，曾國藩覺得連這樣的熱鬧都要看，實在是“仁心喪盡”，還談什麼做聖人？但當著眾多朋友的面又不好斷然折返，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徘徊良久”，他還是最終停下了腳步，自己一個人回家了。
他立誓不再與人吵架。然而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三，他卻又與人爆發了一場大衝突。對像是同鄉兼同年金藻。曾國藩與此人氣質不合，素來就對他心存厭惡，正月初三，金氏和幾個朋友來曾國藩家拜年，如前一章所述，因為一言參差，勾起曾國藩心中的前仇舊怨，兩人又大吵一架。過後曾國藩又自省道：“本年立志重新換一個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
至於妄言、名心，更是幾乎每天都犯。日記中這樣的記載不絕於筆。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午正，金竹虔來長談。平日遊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初八日：“果然據德依仁，即使遊心於詩字雜藝，亦無在不可靜心養氣。無奈我作詩之時，只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復有為己之志？未正詩成。何丹溪來，久談，語多不誠。午正，會客一次，語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與人辦公送禮，俗冗瑣雜可厭，心亦逐之紛亂，尤可恥也。燈後，何子貞來，急欲談詩，聞譽，心忡忡，幾不自持，何可鄙一至於是！”
十一月初九日：“今早，名心大動，忽思構一巨篇以震炫舉世之耳目，盜賊心術，可醜！”
二十七日：“……又說話太多，且議人短。細思日日過惡，總是多言，都從毀譽心起。欲另換一個人，怕人說我假道學，此好名之根株也。”
二十九日：“予內有矜氣，而語复浮，仍爾自是器小，可鄙。”
……
經過不斷的失敗，曾國藩領悟到，這些性格深處的缺陷，並不像戒除一項單純的嗜好，或者割去一個良性腫瘤那麼簡單。吸煙有形有跡，戒菸只需要做到一條，手不碰煙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點是深植於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與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個整體，遠比煙癮複雜、堅韌和隱蔽，並非可以用解剖刀單獨挑出來割掉的。
因此，自我完善不可能一帆風順，更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在自我完善的過程中，一個人肯定會經受無數次的反复、失敗、挫折甚至倒退。曾國藩體悟到，所有人都是在失敗挫折中不斷修正、不斷成長的，聖人也不例外：“從古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
領悟了這些道理，曾國藩不再急於求成，也漸漸修正了自己的聖人觀。他體悟到，天下沒有毫無瑕疵、絕不犯錯的超人。孔子自己都說：“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也可。”也就是說，大節不錯就很好了，小節誰也難免會有出入的。孔子高徒顏回也被尊為聖人，因為他是孔門子弟中唯一一個做到了“三個月不違仁”的人。也就是說，連續三個月，堅持了高度自製，不犯錯誤。他說：聖人和普通人一樣，也會有缺點。 “'忿'、'欲'二字，聖賢亦有之，特能少忍須臾，便不傷生，可謂名言至論。”
曾國藩知道了，“學做聖人”是終生的事業。許多根深葉茂的缺點毛病，通過一時半會兒的“猛火熬”，不會徹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時間去“溫火煮”，才有可能慢慢化解。同樣，許多優點，也不是通過一句誓言，一段苦練，就能在自己身上紮根，只有長時間的堅持，才能溶入自己的血肉之中。在修身起始階段，重要的是猛。在進行階段，更重要的是韌。
曾國藩後來曾以培養“恕”德，來說明如何通過堅韌不屈的努力，將一項外在的美德變成自己內在的品性。他說，人的本性是爭強好勝，不願意寬恕體諒別人：“凡有血氣，必有爭心，人之好勝，誰不如我。”但是只有善於恕人，才能為自己創造一個順遂的人際環境。所以即使不願意，也要耐著性子強迫自己這樣做。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強恕之事也。”
“一日強恕，日日強恕；一事強恕，事事強恕。久之，則漸近自然。以之修身，則順而安；以之涉世，則諸而詳。”一開始是勉強自己去做，天長日久，就變成了自己性格的一部分。
如果一個人不能勉強自己，則一事無成。 “若不能勉強而聽其自至，以頑鈍之質而希生安之效，見人之氣類與己不合，則隔膜棄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復能勉強自抑，捨己從人，傲惰彰於身，乖戾著於外，鮮不及矣。”
普通人自我完善過程中最容易出現的是停頓和倒退。我們往往努力一段時間，就精疲力竭，廢然放棄。過了許久，始能積起心理能量重新開始。如此反復多次，進步始終不多。而曾國藩則終生堅持毫不退步。他一生最推崇的品質是就“有恆”。曾國藩一生不斷強調恆之重要性，他說：“有恆為作聖之基。”他在寫給幾位弟弟的信中說：
凡人做一事，便須全副精神往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
曾國藩終生對“恆”最為用力。舉讀書一例，他推崇“讀書不二”：“一書未讀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都是徇外為人。”
他讀書有愚公精神，強調“耐”字訣，“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不弄明白絕不罷休，一點一滴的積累，不可速求。 “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
其實從生理學和心理學角度看，曾國藩的這種學習方式是很不科學的。人的本性是好逸惡勞，見異思遷。這是因為本我是受“快樂原則”支配的。逃避痛苦、緊張，不斷追求新的刺激，是人類最根深蒂固的本能。如果對這種本能因勢利導，則可以事倍功半。英國著名作家毛姆說：“一個人不可能每一天都具有不變的心情，即使在一天內，也不見得對一本書具有同樣的熱情。”因此，他讀書是隨自己的興趣，不一定讀完一本再讀另一本。馬克思也是這樣。他鑽研哲學或政治經濟學久而疲勞時，便演算起數學題，或躺在沙發上讀小說、詩歌，而且間或兩三本小說同時打開，輪流閱讀。由於各種不同信息刺激的是大腦皮層的不同部位，讀這一類書使這一部位的大腦皮層勞累了，而換讀另一本書時，這一部分大腦皮層就獲得了休息。這樣輪換使用大腦皮層的不同部位，就減少了大腦的勞累。
曾國藩卻不懂這個道理。正如同打仗以“結硬寨，打呆仗”聞名，他讀書行事，也以呆而硬聞名。翻開他的日記，經常會看到他數月只讀一種書，而且每天讀的數量都一樣。他這樣做自有他的道理：“譬若掘井。以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不僅讀書如此，做其他事，他也以“恆”字為最高準則。他要求自己每天都堅持固定的日程，在家書中說：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為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抄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誤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
這樣求恆，當然是極為痛苦的。絕大多數普通人都不可能熬下去。熬不下去，怎麼辦？
曾國藩的辦法，一如他一生處理所有事物的辦法一樣簡單而高妙：熬不下去，也要熬，以強悍的蠻勁打通此關。他以練習書法為喻，說明人在困難、倦怠、麻木面前應該如何做：“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小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的通的，便是好漢。”
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每當極倦怠疲乏之時，曾國藩都要調動起“剛猛”精神與自己的本我“血戰”：“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軟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
這樣當然極苦。然而曾國藩說：“極耐得苦，方得為一代之偉人。”事實上，曾國藩一生就是這樣苦過來的。做事從無恆到有恆，他經歷了無數心靈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