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說：“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中國人隨後說：“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賈寶玉。”這種句式也可以套用到曾國藩的身上：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曾國藩。 當然，對於英國的哈姆雷特和中國的賈寶玉而言，更多的取決於閱讀主體的千差萬別。而對於曾國藩而言，恐怕與某種無可逃避的有色眼鏡有關。時至今日，眼鏡的有色逐漸淡去了許多，這也許可稱之為時代的進步，因為人們有了抖落枷鎖的輕鬆，自由閱讀也就成為了可能。不過，即便是自由閱讀，差異也依然會存在，這除了閱讀主體的不同而外，所採用的視角也會是一個原因。譬如本書，便是視角上的有意選擇，即從讀書與做人的角度來看曾國藩這位歷史上的人物。 從做人這個角度來看，曾國藩無疑是一棵巨樹。枝繁葉茂，蔭及後人。不過，我們很少有人注意到樹的根部。其實只要稍加註意我們就會發現，它的根系那樣發達，主脈粗宏，支須繁密。而構成這根部的主體，就是讀書。讀書構成他做人的根底，這根底異常堅實，甚至無與倫比。

走近曾國藩的讀書世界，你第一個感覺也許會是隔膜，它離我們今天的讀書視野是那樣的遙遠，範圍也顯得那樣偏狹。幸好還有跡可尋，就像河面上露出來的一塊塊石頭，可以踏著一步步前進。譬如早已灌滿我們耳朵的孔子、孟子甚至還包括朱熹這樣一些高大的名頭，另有他特別喜歡的《史記》、《漢書》、與韓癒的文章，接下來更是一連串熟悉的名字：諸葛亮、范仲淹、司馬光、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等，由此，我們便被引入一個龐大壯闊又堂皇富麗的殿堂。 也許，隨著國學於近年來的次第升溫，“內聖外王”這樣的字眼於我們不再那麼陌生，在兩千年的帝制體制之內，對於士大夫而言沒有比內聖外王更具吸引力的理想了。具體到曾國藩，也許他是歷史上把內聖外王理想實現得最好的人，至少是之一。那麼曾國藩的內聖外王的理想以及實現這一理想的持久動力是從哪裡來的呢？毫無疑問，來於讀書。曾國藩出生於一個以“男必耕讀”為家規的家庭，5歲便延師受教，6歲入家塾從父讀書，20歲就讀於衡陽唐氏宗祠汪覺庵教館，21歲轉入湘鄉縣的漣濱書院。長達十七年的讀書生涯，開啟了他內聖的自覺追求，他自行改號為滌生。滌是洗滌，洗滌“舊染之污”，他說：“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這無疑是他實踐內聖理想的開始，而且一旦開始，內修聖人之德便成了他終生不廢的操守。 28歲中進士後，他便改名國藩，這無疑構成了他人生的另一個重要標誌：在內聖理想的基礎上，又開啟了志為國家藩籬、外建王者之功的不懈追求。

是讀書啟開了曾國藩內聖外王的追求，而內聖外王的追求也成了他進一步讀書的動機與目的。這樣的動機與目的，對普通人來說，也許過於高遠，但在曾國藩身上，我們卻更多地看到了極為切實的一面。他反復向弟弟們講：讀書只求兩件事，一是增進道德；二是提升能力。他說：人生只有進德、修業兩件事靠得住。所謂進德，指增進孝、悌、仁、義的品德；所謂修業，指寫詩作文寫字的本領，只要把握住進德與修業兩項，就有了興家立業的本錢。為此，曾國藩一再教誨弟弟們不要把寶全部押在功名上，譬如對四弟，當他看出四弟並非是求取功名的材料，就力勸四弟淡去科舉功名之想轉行孝悌，專司家務，認為於“孝悌”兩字上盡一分力就是一分學問，盡十分力就是十分學問。至於修業一項，曾國藩則樂觀地認為：只要學業精通，即便得不到功名，也自有謀生之路。看似遙不可及的內聖外王理想，在曾國藩看來，其實可以平實地紮根於普通百姓的庸常日用之中，適用於每個人。

接下來自然是讀書的內容與範圍。正是在這一領域容易讓今天的讀者感到隔膜，需要進行一番化繁為簡的清理與詮釋。 曾國藩的讀書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通過不斷的調整，曾國藩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見解與關注，從而構築出屬於他自己的讀書殿堂。前文已經說過，曾國藩於28歲那年會試後改名國藩，接著又通過了殿試和朝考，被道光皇帝從朝考第一等第三名拔置為第二名，由此進入了前途無量的翰林院，從而也結束了以科舉為目的的讀書階段。仕途上的順利強化了曾國藩進取的雄心，也催生了他按照內聖外王的需求重新調整讀書路徑的決心，“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曾國藩莊重地將這四句話銘於座右，他信心滿滿地對弟弟們說：只要立志苦讀，欲為孔孟，就必成孔孟。

曾國藩說：“國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所謂姚先生，就是與創始人方苞、劉大櫆並稱為“桐城三祖”的姚鼐。應當說，桐城派古文只有到了姚鼐才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是他的“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為用的觀點，開啟了曾國藩對文章真正意義上的理解，由此形成有關讀書治學的初始輪廓。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而於清代爭訟一時的所謂漢學與宋學，前者即註重於考據，後者則注重於義理。對於今天的讀者而言，這樣的術語難免會感到陌生，甚至一頭霧水。其實它並不神秘，就文章而言，當然是指闡述道理的文章，必須有一個主旨構成文章的靈魂，這就是所謂的義理；而要闡明這一主旨，即這一道理，就必須依靠確鑿的證據，於是就有了考據；如何將論點論據組織起來，最後通過什麼樣的文字表述出來，也就有了辭章。這三種本來相互依存的要素，卻由於人們的刻意偏重與強調，這才形成了相對獨立的三種學問門類，相互攻訐，致使原本簡單的文章寫作被複雜化為聲勢驚人的學術公案。是姚鼐提倡義理、考據、辭章相互為用，讓曾國藩明了文章的本義，同時也為他讀書治學畫出了一張入門草圖。

按照姚鼐《緒論》一文的導引，曾國藩閱讀了司馬遷、班固、李白、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的詩文，就中體會文章三種要素的交互為用，並努力理清他們的源流歸屬。 在此基礎上，作為文章靈魂的義理引發曾國藩的格外關注，由此追索到宋學亦即程朱理學，他買來了《朱子全書》，但是以他當時的功力，一時難窺門徑。於是，31歲那年，曾國藩登門拜謁同鄉理學大師唐鑑唐鏡海，請教讀書之要。唐鑑告訴他，《朱子全書》最宜熟讀，應立為課程，身體力行，並推薦倭仁倭艮峰，請曾國藩向他學習修身功夫。第二年的初冬，曾國藩拜謁了倭仁，向他請教如何將理學家的求道明理與慎獨修身結合起來，由此真正開啟他內修聖人之德的艱苦而堅韌的實踐。其後，曾國藩衝破專治朱子一經的藩籬，從程顥、程頤到張載、周敦頤，通過大量閱讀，曾國藩理清了理學發展的大體脈絡。同時，他還兼治古文，讀書治學的範圍進一步擴大。

36歲那年，曾國藩得了一場大病，前往報國寺養病，身體上的原因，使他不得不暫時擱置踐行性很強的理學，用閱讀他向來輕視的考據學方面的書籍來打發時光，不想巧遇考據名家劉傳瑩，二人各具短長，相互彌補，曾國藩向劉傳瑩傳授了理學精要，也從劉傳瑩的那裡學到了考據學以及由考據學派生出來的小學的知識，這就使他不僅改變了對這一門學問的輕視態度，更令他彌補了有關考訂史實、訓詁文字、辨別音韻等方面的欠缺，致使曾國藩的讀書治學步入全面發展的軌道，為他日後獨樹一幟、卓成一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早在師從唐鑑之時，曾國藩就從老師那裡知道了義理、考據、辭章三門學問之外還有經濟之學。此經濟學乃經世濟用之學，囊括了政治、經濟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識，與今天的狹義經濟學完全不是一個概念。經濟之學在唐鑑那裡被歸入了義理一科。不過唐鑑的一句“經濟不外看史”，卻開啟了曾國藩關注經濟之學的讀書門徑。通過大量閱讀，曾國藩毅然將經濟之學從義理科中拿出，專列孔門政事之科，不僅變三種學問為四種學問，而且還將四種學問統統納入禮學，認為禮學是四種學問的綜合體，是經緯萬彙的經世大法。鑑於古籍浩如煙海、汗牛充棟，曾國藩在戎馬倥傯的日子裡，仍然不惜耗時費力，從難以數計的古今人物中慎選三十二位聖哲，教兒子紀澤畫下他們的畫像，合為一卷，藏於自家學館，以方便弟弟、子侄及後人們閱讀。這就是有名的《聖哲畫像記》一文的由來。

不過，大名鼎鼎的王夫之王船山此時並未進入三十二名聖哲之列。這一年是鹹豐九年，將近四年之後，即同治元年十月，王船山才進入曾國藩的視野。同太平天國的戰爭趨向高潮這一急迫的現實，令他將目光鎖定於同為湘籍的先賢王船山，王氏的《讀通鑑論》與《宋論》對他平滅太平軍乃至日後征剿捻軍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啟發與借鑒，而且，憑藉深厚的國學功底及內聖外王的宏大抱負，曾國藩從更高更深的層次讀懂了王船山的價值：要平息因私慾而起的爭鬥，從內在而言沒有比講求仁愛更重要的，從外在而言沒有比實行禮制更急迫的了；而王船山所不懈研求的恰是哺育萬物的仁心與經邦濟世的禮儀。至此，曾國藩的讀書治學在經世致用的道路上不僅空前開闊，而且由博返約，借對王船山的評價，歸結出經緯萬彙的禮學的核心命題在於仁心與禮制，從而對讀書治學的內涵與功用的領悟最為簡要地切中要害。

最後要說到曾國藩讀書的方法與境界。 首先必須要說明的是，曾國藩所說的讀書，絕不單指看書，而是看（看書）、讀（朗誦）、作（作文）、寫（寫字）四方面兼行，這就將讀書上升為一個系統，強調多渠道同行並進，在一種綜合互動中，實現讀書收效的最大化。就讀書而言，這種綜合性的強調，應當是曾國藩讀書方法上的一大特色，而且具有很高層次上的方法論意義。 從看的方面言，曾國藩最重視“專”字。他認同好朋友吳子序的話：用功好比挖井，與其多挖而不出水，不如守住一口井，力求挖出水來。為此他告誡弟弟們若志在經典，只須專攻一種經典；志在科舉文體，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古文，須專看一家文集。萬不可以兼營並務，兼營並務勢必一無所能。

從讀的方面言，曾國藩注重對詩文的吟誦把玩，以感受其中的聲調、辭采與意韻。譬如他就能從韓癒的四言詩中吟味出亮如皎日、響如春雷的聲氣與光彩。他談及讀《四書》、、《尚書》、、《左傳》等經書，《昭明文選》，李白、杜甫、韓愈、蘇軾的詩，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的文章，不高聲朗讀則不能領略到它雄偉的氣概，不細詠靜吟則不能探究它深遠的韻致。 從作的方面言，曾國藩特別崇尚氣的運行，主張寫出生命的能量與昂揚，譬如對六弟，就曾鼓勵他寫出如火如荼的文章。基於對辭章學的深湛理解，他提出一個生動而形象的命題：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氣，只有血氣運行，人才有生氣。這一命題，極大地張揚了文字在傳道中的功用，由此表達他高度重視文字的觀點。譬如對兒子，在肯定文字純熟這一切實功夫的前提下，鼓勵他們說：少年文字，總貴氣象崢嶸。

從寫的方面言，曾國藩對於書法更有紮實而獨到的感悟。譬如握筆，他主張握筆要高，可以握到筆管頂端為最好；再如用筆，他曾告訴兒子：寫字的中鋒，用筆尖著紙，而偏鋒則用筆腹著紙，不向左邊倒，就向右邊倒，當將倒未倒的時候，一提筆就是蹲鋒；特別是關於用墨更有精彩之論：自古以來的書法家，沒有不善於使用墨的，能讓一種神光活色浮在紙上，主要是由於墨的新舊濃淡、用墨的輕重緩急，這些都有傳神的意念運行於其中，所以才能使光澤常新。 在強調看、讀、作、寫四方面同行並進這一綜合性的基礎上，曾國藩又將實踐性引入讀書的方法論之中，這就是他一再地，反复地強調的有恆。他不僅給自己制定了每日必做的課程，並將這一課程在信中告訴給弟弟們；他要求兒子看、讀、寫、作每天四方面一樣都不能少。他還用“耐”字訣來解釋有恆，強調：一句沒有弄懂，就不看下句；今天沒有弄懂，明天再接著讀；今年不精通，明年再讀。他甚至將這種有恆強調到一種極端的程度：不能因考試在即，就將未看完的書放下；必須從頭至尾，句句看完。因為他懂得讀書有成，需要日久年深的功夫，需要持之以恆的習慣。 至於曾國藩的讀書境界，其實也是由方法而來的。曾國藩在給兒子的信中，提到朱子教人讀書的方法在於“虛心涵泳、切己體察”。關於虛心涵泳，曾國藩說得十精彩：涵者如同春雨滋潤鮮花，又像清澈的渠水灌溉稻田。雨水滋潤鮮花，太少了則無法澆透，太多了又會引起倒伏，不多不少才能使花兒得到水分的滋養；渠水灌溉稻秧，太少了稻秧就會因缺水而乾枯，太多了又會造成澇災，不多不少才能使稻秧茁壯成長。泳者，就像魚兒嬉戲於水中，像人在水中洗足，程子說魚躍進水潭，活活潑潑。於是曾氏得出一個非常有意味的結論：善於讀書的人，必須把書看做水，涵之泳之。涵泳二字具備方法與境界兩種內涵，涵字是方法，泳字則是境界，而二者之間又存在天然的聯繫，只有涵字當頭，才能抵達泳境。其實即便是涵字，也應該是在具備了相當的基礎以後的事情，因為學習需要藉已知克未知，在已知所提供的基礎上，調動認知、理解、感悟甚至審美等全部心理能力，直到將未知徹底浸透甚至淹沒，如同在足夠而適量的水中游泳一樣，才會進入自由靈動的化境。 毫無疑問，曾國藩的做人一定程度上基於他的讀書。讀書引導了他的做人，規範了他的做人，即便現實人生的世界再詭異莫測，曾國藩不得不隨時調整自己的做人方略，甚至不得不違心地降低一些做人的標準，但總體而言，曾國藩都沒有穿越讀書所賦予他的人格底線。 通過讀書，曾國藩確立了內聖外王的做人理想，對仁心與禮制這兩個禮學的核心命題悟之彌深、行之益慎，而且，始終將它們落實到經世致用的軌道之上。 考察曾國藩的經世致用，可以從國、家（家族）、私（小家庭）三個層面入手。國，是他為臣為官的履職層面；家，是他為子為兄的盡責層面；私，是他為夫為父的表率層面。至於他的社會應酬、人際交往可大抵劃附到這三個層面之中。曾國藩內修仁心，外行禮制，而所行的禮制絕不僅限於國的層面，如同他將內聖外王的理想落實到普通百姓的庸常日用中一樣，他的禮制也從國的高端走出，降至家族，再降至家庭。而禮制之行的動力，則源自他終生不廢所堅韌苦修出來的那顆仁愛之心。 關於國的層面，我們不妨從他人生的低谷說起。因為只有低谷，才能真正檢驗出人的操守。 我們清理一下曾國藩一生的功業。曾國藩一生歷經道光、咸豐、同治三位皇帝。自道光十八年（1838年，28歲），至咸豐二年（1852年，42歲），曾國藩作了十五年京官，其間的功業除了一次出京主持省級鄉試，就是在侍郎任上給皇帝上折子，其中《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惹惱了咸豐皇帝，被“怒擲其折於地”，險些治罪。咸豐三年（1853年，43歲）至同治三年（1864年，54歲），曾國藩花了十一年多的時間平滅了太平軍，官也做到兩江總督，奉旨督辦蘇、皖、浙、贛四省軍務，賞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從這年的八月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62歲）三月去世，在不足八年的時間裡，曾國藩赴山東征剿捻軍因病未果；處理天津教案，卻備受詬病；官位在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間輪換，六十大壽時，御賜“勳高柱石”匾額；建成江南製造總局、奏請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所”、在上海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綜觀曾國藩一生，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恐怕莫過於面向西方的開放性舉措，但就當時的朝政以及他個人而言，最輝煌的功業卻是平滅太平軍，即便前者，也是由於這一功業的墊底才有所成就。 平滅太平軍，是曾國藩人生功業的至高點，如同太陽行至正午，但是他的人生低谷卻恰恰出現在這一階段。 反思曾國藩的成功，簡直是一個奇蹟。曾國藩身為文人，也許入閣為相才是他仕途進取的正常路徑，不想竟掌軍為帥；這也許還不算什麼，他竟然平地創出一個湘軍，正是依靠這支湘軍平滅了煊赫一時的太平天國，以致於居然抵達無湘不成軍的盛境；而且，還是在禮法森嚴的帝國體制之內，更是在身為漢臣無可逃避地被異族君主百般猜忌的困境之中。曾國藩的人生低谷正是由此產生，而讀書所賦予他的外建王者之功的意志也恰是由此勃然而興。 鑑於薄俸制的弊病，曾國藩在自創的湘軍中實行厚餉，但是這必須具備一個重要的前提，即實權。但是滿清皇帝咸豐出於對漢人的不信任，何況曾國藩的逆鱗曾經深深地觸痛了他的尊嚴，因此，無論曾國藩怎樣需要實權，甚至越是需要，反而越是不授，迫使曾國藩只能以在籍虛銜的身份，艱難行事，諸如招兵、選將、購置武器，特別是籌集軍餉，同地方實權派勢力發生了尖銳的衝突，曾國藩被搞得焦頭爛額，活像一頭被困在籠中的躁獸。正在這時，他父親的去世救了他，他立刻上疏請求回家守孝，而且不等皇帝回复，便扔下軍隊，迳回湖南老家。皇帝當然不准，催他返軍，他便趁機向皇帝傾倒苦水，以期得到皇帝的體諒，授予他實權。沒想到，皇帝見太平軍內部出現分裂，以為沒有曾國藩也照樣平亂，便批准了曾國藩的請求。曾國藩一下子被晾在那裡，他千辛萬苦創建了湘軍，重創了太平軍，最後勝利的桃子卻被別人輕鬆摘走，曾國藩越想越不是滋味，特別是這等千載難逢的實現外王理想的機會就這樣與自己失之交臂，曾國藩實在是不甘心。但是君命難違，臣下只能接受，因為帝制之下，一切政治資源都被朝廷壟斷，離開朝廷的任用，將寸功難立。曾國藩不止無力回天，更被拋進巨大的尷尬與遺憾之中。 然而，恰是在他的人生跌落谷底、他的熱望觸及冰點之際，他的生命勁力反而被空前激發出來。這不能不歸功於他的讀書，是讀書為他的做人奠定了厚重而堅實的根底，借助這一根底，他的人生剛一觸底，便立即引發巨大的反彈，曾國藩的精神世界就在這反彈中激射出灼人的光彩。 儘管權力已經被咸豐皇帝剝奪，但曾國藩憑藉尚在軍中的九弟曾國荃而絕處求生。他將自己不能實現的理想全部寄託在九弟的身上，他重新打起精神，要將九弟塑造成另一個自己。儘管家中與軍營相隔遙遠，但是憑藉來往書信，曾國藩對九弟進行了最耐心、最精心、最切實、最周到、最細膩的雕塑，他對九弟說：“精神愈用愈出，智慧愈苦愈明”，這一惟有曾國藩才會說出來的話，足以歷千秋而不朽。前句隱含一個“奮”字，後句直陳一個“苦”字，這恰是他從程朱理學的誠意踐行特別是從倭仁的頑韌修身中學到的功夫，如今卻被曾國藩用來鼓勵九弟高調做事，這著實抓住了外建王者之功的實質性需求，即精神必須砥礪不止，智慧更須勤奮苦求。可謂寄望至切，用心彌深。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高調雖然骨子裡是曾國藩的精神之本，但越到後來，卻越是被一種深刻的警惕與謙抑所牢牢約束，因此，曾國藩的昂揚進取也就轉變成沈毅慎行。而這種轉變，發生得那樣急促。 曾國藩於咸豐七年二月初四（1857年2月27日）回家奔父喪，至咸豐八年六月初三（1858年7月13日）接到出辦浙江軍務的聖旨，其間歷經一年零四個月的賦閒生活。世事如棋，因為太平軍後來又重振聲威，攻破清軍江南江北大營，朝廷又不得不重新啟用曾國藩。 重掌軍權的曾國藩，早已今非昔比，甚至有了兩世為人的意味。這是曾被君王閒置的結果，巨大的尷尬與痛切的失落，彷彿太上老君的八卦爐，將曾國藩這塊生硬的鐵熔煉成柔韌的鋼。曾國藩變剛直為圓融，由高昂轉低調。 最堪玩味的是他對九弟的態度也隨著環境的改變而迅速調整。窺究個中緣由，是易經的盛極而衰的變易思想對他形成了深刻警醒。對於失而復得的高位，他倍加珍惜，能否再度失去，他更心有餘悸，警醒之心加倍升級，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極點。他提出讓人悚然心驚的話題：曾家目前正值鼎盛，卻恰是面臨險境：一是按日中則昃，月盈而虧的規律，曾家難保不趨向衰落；二是管子曾經說過“鬥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意思是糧食裝滿了鬥，須用木板刮平，而人若是滿了則由天來刮平。由此，曾國藩形成了一個十分可貴的思想：盈滿之時，不待天平，當預先自平，這就需要嚴格的自我謙抑。首先要畏知天命，譬如對待攻克南京、平滅太平軍這不世之功，不存奢望，只能敬聽天命。 關於家族的層面，曾國藩投入的精力和關切簡直讓人嘆為觀止。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曾國藩做人不是以自身而是以家族為本位的。 曾國藩對家族的責任感之深切，確實很難找到可以比肩的例子。我們發現，他經世的對像不止於國，不止於社稷，不止於天下蒼生，家也被含概其中，成為他所經之世的組成部分。於是經世致用的理想與抱負被他引入了家族。曾國藩科考成功後，對家族所做的最費精力的一件事，就是代父親教弟弟讀書。誇張點說，曾國藩有一種很深的兄弟情結，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寫給弟弟們的信中，他道破了原委：“我一生在倫理方面，只有在兄弟這一層上最感慚愧。因為父親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給了我，而我卻沒有能把我所知道的東西全教給弟弟們，這是最大的不孝。”故此，曾國藩對弟弟的教育極其負責，甚至有些嚴苛。 曾國藩對家做的一個重要決定，是讓四弟主持家政，因為四弟讀書不敏，但持家有道。由此，曾國藩在朝中做官，為曾家撐出了門面；四弟曾國潢在後方打理家政，為他解除了後顧之憂。但是問題也接踵而至。曾國藩在京收入甚低，但鄉紳家庭的門面卻使家中的開銷一夜暴漲。因此四弟在家中，藉著哥哥的名望想法生財。四弟為人本來願意攬事，於是包攬詞訟、助人逃稅一類的事應接不暇，大把大把的好處費源源不斷地收入囊中。曾家成為實至名歸的當地望族，家中的僕人已增至十多名。後來，九弟曾國荃於軍中撈肥，又幾次將錢財運回家中，致使曾家真正地躋身豪門。於是，勤儉家風漸失，豪奢之習日盛，致使深諳易理的曾國藩憂心忡忡。 於是如何規范家庭就被曾國藩早早地提上日程，自入京至去世，幾乎寫出了一千五百封家書。他首先羈勒四弟的出行。他告誡四弟亂世宜藏之深山，不宜輕出門一步；他洞明世故，提醒四弟與官相處，宜在若遠若近、不親不疏之間。這種告誡與提醒自道光二十八年曾家翻身之日起，反反复复，持續到同治年間，歷時達十五年之久。 其次，他約束家中的建築，針對九弟曾國荃和四弟曾國潢關於家中宅院、祠堂、書院乃至橋樑的建築過於奢華、宏麗的問題，反复闡明自己的觀點，即亂世而居華屋廣廈，尤非所宜。一是考慮容易招人非議，更重要的難免被劫。他援引江西富戶被焚的教訓警醒弟弟，告誡弟弟曾家絕不可在奢華上面首開先例。 而用心最深最切的還在於不遺餘力地倡導和恢復勤儉家風。他擔心子侄們享福太早，將來恐難到老，他甚至願子孫為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為仕宦之家。憂心敗家成了曾國藩恆久不癒的一個心病。為此他一再提醒弟弟：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崇尚花未全開月未圓的境界。他引用“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的諺語，不厭其煩地告誡家人防驕戒傲、克勤克儉，提出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要訣，他要求所有子侄輩們在家要經常做些打掃庭院之類的活；所有女孩子要學會洗衣、做飯、燒茶；新娘進門，應當進廚房做菜餚，盡量紡線織布。甚至竟然提出如下的苛刻要求：家中的成年女子，每年都要做一雙鞋寄給我，各自表達自己的孝心，各自比賽針活的精細；所織的布，做成衣服、襪子寄來，我也可以看出她們在閨房裡是勤快還是懶惰。而且連轎子的規格及所去的地方都提詳細要求：遠行可以坐篾轎，坐四人抬的大轎卻不許。坐四人抬的呢轎就不許進縣城和衡陽城，更不許去省城。 最後是小家庭的層面，包括自身及妻、子。這裡的私是相對的，同國相比，家為私；而與大家相比，小家為私。早在道光二十九年，他就在給弟弟們的信中說：一般來說，做官的人，往往對妻子兒女感情深厚，而對兄弟感情淡薄。我自從三十歲以來，就認為做官發財可恥，認為官宦人家積攢錢財留給子孫令人羞愧，令人憎恨，所以內心發誓，決不靠做官發財來留給後代，神明親臨見證，我絕不食言。將來如果在外地做官，俸祿收入較為豐厚，我自己發誓除廉俸之外，不拿一分錢。決不肯靠做官來發財，決不肯積留銀錢給後人。我為官十多年，現在京中寓所全部東西只是書籍、衣服兩樣。將來我罷官回家，我夫婦所有的衣服，就與五兄弟抓鬮平分。我所置辦的書籍，就藏存在利見齋中，兄弟和後輩都不得私拿一本。除了這兩樣東西，我絕對不另外保存一件東西來作為做官得來的財產，連一根線、一粒米都不佔為己有。 及至咸豐五年十二月初一給弟弟們的信中，則就四弟給他置私田一事表示了決絕的態度。他說：現在父親與叔父還沒有分家，兩代兄弟和睦一堂，國藩自然沒有購置私田的道理。這種風氣一開，幾位弟弟必定紛紛購置各自的私產。他要求四弟將所購的私田為自己脫手。要么作為祭田，要么轉賣給他人，所得的銀兩作為家裡的日常開支。 為了遏制相互攀比、競相奢華之風，在曾國藩的主張下，曾家各支分開單過。分家前，由於弟弟持家，夫人和孩子的生活是不錯的，但即便那時，曾國藩就曾怪罪季弟曾國葆給兒子路費過多，對兒子出門乘轎也嚴加責備。如今分了家，妻和子便被他不容量地拉來同自己一起恪守清廉。月費極少，女僕被辭，華麗衣服禁穿，男人看讀作寫日不缺乏一，女人衣食精細缺一不可，曾國藩為他們制訂了日程表及工作量，由自己定期嚴格檢查。而這時的曾國藩早已告別了京官時的清貧，相反收入頗豐，甚至抵達最高層次，但一是公用，二是應酬，除此，他寧可周濟別人，也不留作家用。 的確，曾國藩從外建輝煌事功，到內治勤儉之家以及清操自守，都做得非常出色，說他是一棵巨樹，一點也不誇張。而其根在讀書，是讀書為他的成功提供了支撐。這支撐有如堅實的根部，令他的做人有了持久的張力。張力的一維是雄強，另一維是畏慎，中間則編織著警覺、清醒、渾含、圓融等說諸多語彙，從而成就一種彈性和堅韌。這就是他成功的秘奧。而這正是我們由讀書和做人的視角窺究出來的，也許相對而言，這一視角更為簡捷。 同樣簡捷的是選材，大多出於曾國藩的家書，因為家書最大的特點是真實，而且豐富而又生動。此外還包括少量曾國藩與其他人的通信，再就是幾篇曾國藩的文章，後者，可以使我們對曾國藩的讀書與治學的了解相對系統一些。 另外，在具體篇章中，絕大多數都是根據本篇的題旨對材料進行節選，再由數篇節選“無縫拼接”成一篇。也有個別篇章則刻意保留了全信，其目的一是保留原信的生動性；二是保留原信的豐富性，以期讓相對隔膜的歷史生出一點溫度，增大一些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