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萬劫不復的沉淪
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骨，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徹底喪失了復興的機會。
太上皇帝之死使正在歡天喜地過年的大清國臣民們不得不穿上喪服，進入全國性的哀悼期。不過，沒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絕。近九十歲的老人去世，是意料中事。讓大家真正感興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
雖然已經當了三年皇帝，可是嘉慶在全國人的心目中還是一個謎。除了他那張總是帶著和藹微笑的臉和幾篇沒有個性的聖旨之外，人們對他一無所知。這個人心中到底在想什麼？他是在裝傻還是真的胸無主見？他有沒有領導國家的能力？他的執政方針和理念如何？人們對此充滿好奇。不過，新皇帝的種種表現，似乎表明他是溫和、穩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時間內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動。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上午，嗣皇帝就發布了一條讓全國人都大吃一驚的諭旨：免去乾隆皇帝駕前第一寵臣和砷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之職，命令他和福長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靈前，一心辦理喪事，不得任自出入。朝廷上下，一片驚疑。
初五，王念孫、廣興、劉墉等先後上疏，舉報和砷種種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布逮捕和砷，對他進行審查。同時，一場規模巨大的抄家行動展開，令人驚愕的巨額財寶在和府地窖中顯露出來。
僅僅十天之後，審判完畢，正月十八，皇帝發來一條白練，賜和砷自盡。
嘉慶之所以如此迅速除掉和砷，更多的是基於大清王朝的責任感。他對和砷的不滿，實際上代表了他對乾隆後期朝政的不滿，在嘉慶看來，和砷是乾隆晚年以來朝政日非、腐敗日盛的一個標誌。
在和砷主政下，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像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由於官員集體腐敗，百姓民不聊生，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洋洋地舉辦傳位大典七天之後，川楚兩地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起義席捲五省，大清王朝一時岌岌可危。
應該說，誅和砷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招。面對如火如荼的起義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憤懣和仇恨，而嘉慶則能冷靜分析出大亂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慶自己所說：“白蓮教的起因，乃在於官吏多方搜刮，竭盡民脂民膏，因而激變如此。然而州縣官員削剝小民，不盡是為了自肥，大半也是為了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勒索屬員，也不盡為私貪，無非結交和砷。”“是以層層剝削，皆為和砷一人。而無窮之苦累，則我百姓當之。”嘉慶看得很清楚，腐敗已經成了關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問題。如果要熄滅起義的烈火，必須剎住朝廷上下貪腐相尚的風氣。而要剎住腐敗之風，就要從和砷抓起。
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顯示了皇帝把握和處理複雜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誅和砷的根本目的是扼制腐敗。在廣泛聽取官員意見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時代即以廉潔著稱的大臣進入了朝廷中樞，而和砷時代大部分省一級高官被撤換。 “1799年（嘉慶四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個身居要職的官吏中，六個被迅速撤換：他們是駐南京的總督、陝甘總督、閩浙總督、湖廣總督和雲貴總督，以及漕運總督。次年又撤換了河道總督二人。”（《劍橋中國晚清史》）
借誅和砷的東風，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國興起，一大批貪官被揭露出來，受到嚴懲：湖南布政使鄭源濤公開賣官，並且定下官職售價，被定罪斬首；雲貴總督富綱在任內索賄，被判絞刑；湖北安襄鄖道台胡齊在鎮壓白蓮教過程中，貪污軍需銀三萬兩，被抄家處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辦匪案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舉報，丟官罷職……
當然，大事中的大事，還是白蓮教起義。自從登基以來，熊熊燃燒的起義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著嘉慶皇帝。自從嘉慶元年白蓮教徒首舉義旗以來，湖北、四川、河南、陝西各省已經燃遍烽火，二十多個州縣被義軍控制。太上皇乾隆調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間先後花費軍費七千萬兩，可是起義烈火不但沒有被撲滅，反而有越燒越旺之勢。嘉慶深知，這是關係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鬥。事實上，他之所以不惜冒違反“三年無改”之教的風險，雷厲風行地全面扭轉父親的政策，核心目標就是為了除掉這個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嘉慶非常清楚，導致軍事失利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貪污腐敗。川楚軍營的黑暗、腐敗在嘉慶親政時已經發展到了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統兵將領無不濫支軍費，有多少支多少。
和砷一倒，嘉慶就立刻傳諭諸將領：“從前帶兵大員，皆以和砷為可恃，迎合鑽營，虛報功級，坐冒空糧，不一而足。今和砷已經拿辦，伊等失其所恃，惟當以國事重，奮發有為。”
皇帝可不僅僅是嚇唬人。親政不久，皇帝就把陣前最高統帥經略大臣勒保撤職查辦。
通過百官的直言進諫，皇帝對軍隊中長期存在的權力分散、戰略失當、軍紀渙散等問題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充分掌握情況的前提下，嘉慶帝對軍隊進行了重大的人事調整。首先，他把鎮壓白蓮教的數股軍隊統一到一起，歸為五省經略大臣指揮，節制川、陝、楚、甘、豫五省軍務，從此，軍事指揮大權得到統一。
通過懲辦貪污和人事調整，一個更強有力的後勤保障體系初步建立起來。經過不懈努力，鎮壓白蓮教的軍事戰爭終於出現了重大轉機。嘉慶七年（1802年）年底，額勒登保、德楞泰與四川總督、陝兩總督、湖廣總督等聯名，用黃綾表外、里內朱紅的折子，六百里加急馳奏：“大功底定，川、陝、楚著名首逆全數肅清。”鎮壓白蓮教的關鍵戰役取得了勝利，嘉慶帝激動萬分、熱淚盈眶。他的新政，終於結出了鮮豔的果子。
乾隆晚年以來死氣沉沉、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終於出現了轉機，漫天的腐敗烏雲中終於裂開了一線青天，鬱悶了許久的大清臣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新皇帝親政三年以來，他們對大清王朝的信心慢慢恢復。這個有膽有識的新皇帝，看來完全有能力力挽乾隆晚年以來的衰頹之勢，使大清走出後全盛時代的迷茫期，重迴向上軌道。
帶著初政成功的喜悅和自得，嘉慶七年秋，皇帝騎著駿馬英姿颯爽地出現在了壩上。小時候，他曾經多次隨著父皇來這裡圍獵，古木參天的茂密森林，萬人圍獵的壯觀氣勢，獵虎鬥熊的緊張氣氛，讓他一直魂牽夢繞。因此，在鎮壓白蓮教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他馬上把“木蘭秋狝”提上了議事日程。聖祖康熙開創的這個旨在聯繫外藩、保持武備的傳統活動，在自己即位後還一直沒有來得及舉行。今天，他終於可以一償夙願了。
然而，離木蘭圍場越近，皇帝的心情就越異樣。這還是他記憶中的圍場嗎？圍場周圍的木柵東倒西歪，缺口處處。圍場裡參天的古木不見了，砍剩的木墩如同一個個驚心的傷口在地上呻吟。地上縱橫著運木大車的車轍，有的地方因為車輛過頻，儼然成了光禿禿的大路。處處是盜木者搭建的窩棚，地上經常出現燃剩的樹枝，有的還冒著微弱的青煙。很顯然，這是盜木者們生火做飯的痕跡。皇帝后來回憶他感覺到的震驚說：“百餘年秋狝圍場，竟與盛京、高麗溝私置木廠無異。”皇家獵場，居然成了盜木販子任意橫行的木材產地。管理人員的失職一目了然。
修養極佳的皇帝沒有立刻發火。他強抑怒火，按著父皇行圍的路線，帶領一萬騎兵中規中矩地打了一天的獵。過去，父皇每次出獵都能打到老虎、黑熊等猛獸，狐狸、麋鹿、獐子等小動物更是數以十百計。可是他奔波了一整天，只打到了兩隻小小的狍子！不是他射術不高明，也不是騎兵們不聽指揮，而是獵物太少了。一方面是林場破壞，獵物逃散；另一方面，盜獵者趁皇帝不來的這些年，一直在與皇帝分享這個皇家獵場。十分之九的麋鹿生獐等物，都成了他們的盤中餐。
回到熱河行宮，皇帝按舊例，把這兩隻狍子中的一隻供奉在後樓祖宗禦像前。過去，這座寬達三米的巨大供桌上往往會擺上十多隻野獸，而今，卻孤零零只擺著一隻小小的狍子。不知道列祖列宗看了會是什麼感想？皇帝感覺自己臉上一陣陣燥熱。
羞愧過後，皇帝不得不感慨，大清王朝畢竟是今不如昔了。全盛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朝政的敗壞遠比他想像的要嚴重。從努爾哈赤到乾隆，誰的治下會發生這種荒唐可笑的事情？要恢復舊日的輝煌，看來不是一日兩日之功。
皇帝第二天停止了行圍，開始徹查圍場管理失職之事。以內務府有關官員慶杰、阿爾塔為首的十數名官員被處以降職、罰俸等懲罰。
這僅僅是無數讓皇帝驚訝的事情中的第一件，還有更大的意外在後面等著他。
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日，皇帝由圓明園起駕回宮辦事。皇帝的車駕剛進神武門，一名衣衫襤褸的男子不知從哪裡衝了出來，直奔皇帝的御轎，手裡還握著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事發倉促，皇帝身邊龐大的扈從部隊居然沒有人做出反應，還是轎邊的定親王綿恩下意識往前一擋，用自己的袖子纏住了利刃。身邊的侍衛這才一擁而上，拿獲了這名男子。
這是大清開國以來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重案也屈指可數。按常理，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兇殺案。一個龐大的審問集團立刻組成，要揪出這個男子背後的黑手。各種酷刑都用盡了，審問的結果卻出人意料。
原來，這個案子還真是十分簡單，背後沒有任何主使。兇手陳德，是北京近郊的一名失業人員，他妻子於去年去世，上有八十歲的癱瘓岳母，下有兩個未成年的兒子，找不到生計，受盡欺凌，遂對社會產生仇恨。這一天他突發奇想，既然生不如死，為什麼不死得驚天動地。於是怀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宮而來。連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宮衛兵並沒有按規定出現在崗位上，使他得以順利潛伏進神武門西廂房裡，差點完成了前無古人的壯舉。
這一行刺案反映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包括皇家守護部隊軍紀在內的官僚體系的政務廢弛，已經到了直接威脅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個，失業者的大批出現，說明社會已經無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長。百姓的生計問題，成了威脅大清朝穩定的根本政治問題。
成功平定白蓮教的興奮，因為這兩樁意外事件而消失得無影無踪。親政以來，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戰場上。現在當他終於有時間細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蓮教起義不過是帝國軀體上的一個瘡口，大清王朝體內的病症，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沉重得多。
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腐敗。
只要沒有蔓延開來，腐敗就並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敗現象，在任何時候、任何體制下，都會存在。然而，一旦蔓延開來，成為普遍現象，治理難度就呈幾何級數增加。
雖然殺了和砷，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後，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範，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砷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砷，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污了四萬兩之多。
白蓮教軍報剛剛從他的案頭搬走，數不清的貪污案卷又已堆滿了他的書桌。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面擴散，所有的基層幹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1805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財政廳的一個小小辦事員，頂多是股級幹部，按理說並沒有什麼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1796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污了三十一萬兩白銀。他貪污的手段非常簡單，就是私刻了從財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大清王朝的監督體系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甚至湖北財政廳（布政使司）的一個銀匠，利用政府官員的糊塗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污了五千兩之多。
自從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每年朝廷下撥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財政經費用於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裡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於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裡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各縣級部門藉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佔編制，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制數倍，甚至數十倍。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他們橫行鄉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他們在城市裡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即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除了腐敗之外，大清王朝還有太多難題沒有答案。乾隆皇帝帶著“十全老人”的榮耀光榮地進入了歷史，他積累起來的一系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卻像定時炸彈一樣，在嘉慶任內一個接一個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
乾隆朝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乾隆之後，雖然國力大衰，但是人口還是沿著它固有的慣性規律發展下去。嘉慶十六年（1811年），達到了3.5億。
這麼多人的吃飯問題，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人口增長使得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激化，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陷入了絕對貧困化，大批人口脫離土地，四處遊蕩，使得社會處於不安定的邊緣。數十年來聚集在楚、粵、贛、皖、黔等省的以數百萬計的無業流民，正是白蓮教起義的主因。白蓮教起義被鎮壓了，可是流民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起義隨時有可能再次發生。陳德行刺案是這個問題的最佳註解。
與人口問題相伴的，是大清王朝嚴重的財政危機。
由於人口增長，糧食緊缺，加上美洲白銀大量湧入，嘉慶年間，物價已經比乾隆初年上漲了三倍。然而，由於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承諾，清王朝的財政收入卻沒有同比例增長。也就是說，到了嘉慶時期，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實際上是減少了四分之三。這是各級政府出現巨額財政虧空的重要原因。
財政危機又導致了亂收費問題的加重。
為了彌補財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層層加碼，於是各種千奇百怪的收費項目都出現了。雖然朝廷規定不加賦，各地政府卻利用各種藉口，不斷加重農民負擔。農民承擔的額外稅賦比正稅要多出數倍、十數倍。各地百姓上訪的案卷堆積如山，然而官員們根本不以為意，因為“州縣亦熟知百姓之伎倆不過如此”，民與官鬥，永遠是輸家。大清王朝社會矛盾處於激化邊緣，輕則民眾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則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於激變”。
責任心極強的嘉慶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1802年）到嘉慶十年（1805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污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污，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懾力越來越低。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這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已經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體，罵不怕，打不醒。他自認為已經非常凌厲的手段和措施，經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官僚體系的層層減震，到了基層，竟然已經如同撫摸般溫柔。他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記記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團上。
“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松柏蒼翠。嘉慶十年（1805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後，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極之陵）。
在陵寢的隆恩殿中，皇帝認真參觀了先祖們留下來的遺物。努爾哈赤用過的桌椅，看起來是那麼簡陋，皇太極用過的鞭子，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沒有任何裝飾……這些珍貴的文物，昭示著祖先創業的艱難歷程。皇帝在這些遺物前久久駐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在東巡後寫了一篇《守成論》，其中談到了“改革”問題。他說，近來屢有官員向他提出，天下弊政重重，是因為祖制舊法已經不適於用，要求全面更新。皇帝說，這是非常錯誤的一種思想傾向。他多次閱讀中國歷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埋下了滅亡的種子。 “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
他在東巡後的一系列文章中宣布“守成”思想，告誡滿朝大臣，對於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這樣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乾枯的病體。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症的補品。嘉慶自信耐心是他的長處，而補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來“培植正氣”的一系列“祖宗心法”。
皇帝說，現在的大清社會，出現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不在於製度不好，而是因為這些制度執行得不好。 “間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舊制”，把列祖列宗關於“艱苦奮鬥”“勤政愛民”的教導忘於腦後，在貫徹規章制度時加入自己的私慾，致使政策變了樣、走了形。
皇帝說，雖然大清現在撫有四海，國力強大，但是祖先艱苦奮鬥的精神一日不可丟。八旗官兵，當常思當初滿族軍隊是如何吃苦耐勞，奮發進取，力改“武務不振，軍務廢弛”的現狀。全體文臣，當經常想想現在的生活要好於祖先創業時多少倍，清廉自持，儉樸為政，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大清的統治。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回望，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面臨的問題，用“祖制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康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製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制度的所有動力。
凡事物極必反，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系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制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在“祖制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問題。自地理大發現之後，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了一個多世紀時間裡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 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亙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國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把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工商業，發展海外殖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那麼中國完全有可能搭上剛剛開起的全球化之車，主動打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門。
因此，歷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但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麼，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裡。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確宣布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確歉也。”
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皇帝說，“小民皆有天良”，官員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惡者”“貪者”，根本原因在於“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讚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歷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傑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對於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寧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雖然號稱法祖，實際上這一用人標準與他的先祖們並不相同。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咸豐年間，大臣張集馨與咸豐皇帝縱談乾隆年間事，有一段有趣的對話。咸豐說，“老輩督撫要錢厲害”。意思是說，乾隆年間的方面大臣都很腐敗。張集馨卻認為，乾隆年間，督撫雖不免貪黷，然其才具皆係大開大闔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今則督撫才具似不如老輩，而操守似亦勝於老輩。這一說法，也適用於嘉慶時期。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製度性腐敗。
僵化的財政制度、失靈的監督體系、貪瀆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制度。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於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的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制制定之後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制”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裡都還有貪污，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制“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代萬曆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恪守“不加賦”的祖訓。不但不加賦，甚至由於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制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只有4004.4萬兩，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後60年間只增加6.3%。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治理財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他在嘉慶十年（1805年）說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節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只有此數。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寧……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尚簡樸。”也就是說，大地上所能出產的物品是有數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個人身上的物品就減少了。所以道理很簡單，在人口增長的形勢下，每個人都必須以節儉為尚，社會才不至於起衝突。他以身作則，希望文武百官能夠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資不被過分的剝奪，留有一線生機。所以，他的節儉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後來證明對解決財政困難作用不大。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可是嘉慶皇帝卻毫不猶豫地掐斷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之苗。
其實，為了應對人口問題，康、雍、乾時代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型政策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採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內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易之禁。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統治）的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製造業的發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
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採銅礦，以吸納剩餘人口。廣東解除礦禁標誌著清代國家產業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 18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那麼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暉。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穩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台等縣開採銀礦。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態。
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開礦需要聚集眾人，經年累月。以謀利之事，聚集遊手之民，聚眾鬧事，勢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經營，也難以約束這麼多人。如果聽任一二個老百姓集眾自行開採，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國家經費自有來源，怎麼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
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給事中明繩官員竟然把這樣不合規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的請託，希望事成之後，分肥利己，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定為最高目標，導致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這一決定，是對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的開倒車。它堵死了大批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盪。
禦極二十多年，除了親政初期意氣風發過一陣外，越到後來，嘉慶就越深陷無奈、愁悶、苦惱之中。他自以為穩妥的“守成之法”，並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大清帝國慢慢恢復元氣，重現榮光，反而越來越積重難返，不可收拾。在他統治的後期，令他尷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淚的事，不止一件。
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於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裡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寧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教徒。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徵。在它的背後，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麼靜空天主、老佛門、一炷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鬆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三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麼還是不見效。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於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 “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於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鑑於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於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孔子後人、第七十三代衍聖公進京面聖，回來後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苟地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見面就說：“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個怎麼好，真沒法。聖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殘舊了，怎麼了？”
過幾天辭行，皇帝又舊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說：“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總不能去（祭孔），是個大缺典。我從前雖然隨著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裡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罷亦難走，旱路罷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麼大，山東民情亦不好，到底怎麼好？弄得真沒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沒法”“怎麼好”“怎麼了”“了不得”，似乎已經成了皇帝的口頭語，焦頭爛額之態畢顯。帝王生涯現在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刑罰。在撒手而去的時候，他的最後一絲意識也許不是留戀而是輕鬆。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尷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嘆息。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歷史書給出的詞彙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面連著“康乾盛世”，緊接其後的，則是“鴉片戰爭”。鎮壓白蓮教居然成了嘉慶皇帝一生的輝煌頂點，短暫的上升期之後，是漫長的下降曲線，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骨，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徹底喪失了復興的機會。在嘉慶之後，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淪為了任人宰割的對象。這個以英明、仁聖開頭的皇帝，後來卻作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歷史。
皇帝真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因為他們長得都差不多。從漢代到清代，都是“貌奇偉”“龍睛鳳頸”“日角龍顏”“天日之表”，臉上從來不會長麻子、粉刺或者老年斑。
原因是，描寫皇帝的外表很難。因為理論上皇帝應該長得很神奇，而實際上絕大多數皇帝長相平庸得掉渣。為了不犯錯誤，史官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以“龍顏天表”“鳳姿日章”之類搪塞。
《清史稿》關於乾隆皇帝的外表只戰戰兢兢地寫了四個字：隆準頎身。而《清高宗實錄》則說他“生而神靈，天挺奇表。殊庭方廣，隆準頎身，發音鏗洪，舉步岳重，規度恢遠，嶷然拔萃”。
據考證，乾隆身材並不高大。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目測說，乾隆帝身高約五英尺二英寸，約一米六。這是八十三歲時的身高，估計年輕時比這要高一些。根據現存的乾隆夏天所穿的十二章朝袍的長度，可以大致推測乾隆身高在一米六六至一米六八之間。
好在乾隆皇帝酷愛畫像，至今留下的畫像不下百張。由於西洋畫法的引進，那個時代的肖像畫纖毫畢現。這讓我們對他的外表有了二維的認識。戴逸先生這樣描述肖像中的乾隆：“身材勻稱，豐腴而略矮，身高約一點六公尺。臉龐呈長方同字型，兩腮稍削，皮膚白皙，微帶紅潤，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鉤，體態文雅，外表和平。青年時代是一位英俊瀟灑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時代，則顯示出尊嚴、和藹和慈祥。”
畫像雖然傳神，畢竟是靜態的，無法全面傳達一個有血有肉的立體形象。朝中大臣天天陪王伴駕，卻不敢留下關於皇帝外表的一個字。好在乾隆時期，機緣巧合，一些外國及中國邊遠地區的使者都見過皇帝並寫過回憶錄。這些人大腦的格式化程度遠低於朝中大臣，因此留下了一系列相當生動傳神的皇帝印象。因此，乾隆皇帝是中國古代史上極為罕見地留下過大量可信的音容笑貌細節記載的帝王。
在外國人中，朝鮮人與中國接觸可以說最多。作為最忠實的藩屬國，朝鮮每年冬至、正月、聖節、千秋等時節都要派使臣去北京朝賀。
1780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朝鮮人樸趾源隨朝賀乾隆皇帝七十大壽的使團前往承德。他記載當年八月十一日見到乾隆皇帝的情景說：
皇帝出自正門……肅然無嘩。先令回子太子進前，未數語而退。次命（朝鮮）使臣及三通事進前，皆進前長跪……皇帝問：“國王平安？”使臣謹對曰：“平安。”皇帝又問：“有能滿洲話者乎？”上通事尹宗以滿話對曰：“略解。”皇帝顧視左右而喜笑。皇帝方面白皙而微帶黃氣，鬚髯半白，貌若六十歲，藹然有春風和氣。
對於乾隆皇帝，朝鮮人的評價總的來講還是比較高的。乾隆皇帝的和藹可親善於交往，使使臣們對他的個人印像都不錯。
每次回國後，朝鮮小朝廷君臣都要關起門來，好好聊聊這次中原之行。使臣往往要給國王介紹些小道消息、奇聞逸事。君臣在深宮之內對天朝上國大皇帝可以肆無忌憚地品頭論足，因此留下了一些相當真實的評價。比如對繼位初年的乾隆，一位使臣做出這樣的評論：“政令無大疵，或以柔弱為病”，“政令皆出要譽”。另一位則說：“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寬大之政。以求言詔觀之，不以論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於罪臺諫，可謂賢君矣。”（《朝鮮李朝實錄》）這些史料，顯然因其情境的特殊而具有與中國史料不一樣的價值。
丹津班珠爾出身於十八世紀西藏最為出名的貴族家庭多仁家族。他身為首席噶倫，由於在1788年至1792年間西藏與廓爾喀的衝突中處理不力，被乾隆召到京城予以處罰。在《多仁家族史》中，他對這次朝見“文殊師利大皇帝”的經歷進行了描述。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他們一行四人經過長途跋涉來到北京。 9月22日晚上，理藩院衙門的兩位侍衛前來通知明早覲見。
東方發白之時，丹津班珠爾被帶到皇宮中門過道上等候。太陽升起時，大皇帝及隨從駕到。丹津班珠爾記述道：“皇帝高高坐在外裹黃氈的八人大轎上。抬轎的八人同上述徒步人員的裝束一樣。皇上身著一件黑貂皮大氅，華麗而珠光寶氣。尊容很像普覺寺的上師強巴的樣子：長臉，一副威嚴狀，一見就會讓人情不自禁地充滿敬意。”
皇帝的轎子到了他們附近時，稍稍停了一會兒，和他們做了簡短的談話。皇帝問丹津班珠爾說：“你是不是班第達之子？”接著問扎西頓珠，“你這胖子是不是班第達之子的同事？當噶倫的？”然後，又問兩個漢人是不是四川成都府人氏。最後，皇帝特地招丹津班珠爾到跟前來問道：“你會不會漢話和蒙古話？”他回禀說：“漢話只會幾個詞，拼成句就不懂意思了，而蒙古話說得不太好。”皇帝在轎上擺擺手，用蒙語說道：“可憐可憐，來來，到這兒來。”於是，他走近轎子跪下。
乾隆皇帝對丹津班珠爾在藏廓衝突中的經歷深表同情，表明丹津班珠爾的罪責將會予以赦免，但是他不宜繼續擔任噶倫之職。皇帝又說，你等藏人可暫時合住黃寺，由朝廷內庫撥給薪俸，等新年盛宴之後再回西藏。
對乾隆皇帝的寬宏大量，丹津班珠爾深表謝意。大皇帝面展笑容，點了點頭。
這是藏文資料中關於乾隆皇帝音容狀貌最詳細的一則。
所有關於乾隆皇帝外表的記載中，英國人所作的是最詳細傳神的。
大約在丹津班珠爾到達北京的同時，馬戛爾尼使團也正從英國出發。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底，英國使團抵達承德，在這裡覲見了八十三歲的乾隆皇帝。
這一天英國人半夜兩點就起床了，梳洗穿衣。在萬樹園邊上的一個小帳篷裡，他們等了兩個多小時。直到太陽出來，園中響起了音樂聲。那位歐洲人心目中非常神秘的東方大君主終於要出現了。 “太陽剛剛出來，從遠處傳來音樂聲和人的吆喊聲，說明皇帝快要駕到了。不久以後，皇帝從一個周圍有樹聳立的高山背後，好似一個神聖森嚴的叢林中出來。”
英國人描述說：“皇帝坐在一個無蓋的肩輿中，由十六個人抬著走，輿後有警衛執事多人手執旗傘和樂器。皇帝衣服系暗色不繡花的絲綢長褂，頭戴天鵝絨帽，形狀同蘇格蘭軍帽有些相似，帽前綴一巨珠，這是他衣飾上所帶的唯一珠寶。”
皇帝所過之處，所有人都紛紛下跪。英國人也沒有機會仔細打量這位亞洲的主人。匆忙中掃了一眼，唯一的感覺是皇帝精神矍鑠，遠遠比他的年齡年輕。赫脫南說他只有“五十來歲，動作敏捷”，“風度翩翩”。
皇帝在萬樹園中的大幄前下輿，緩步走入大幄。英國使臣隨即進入，跪在寶座之側。藉這樣近距離接觸的機會，英國人終於得以觀察這位地球上統治著最多人口的君主。馬戛爾尼的回憶錄，雖然經劉半農翻譯成半文半白，讀起來不太暢快，但仍然可以看出乾隆的風貌：“余靜觀其人，實一老成長者。形狀與吾英老年紳士相若，精神亦頗壯健，八十老翁，望之猶如六十許人也。”
巴羅的記述更為傳神：“八十三歲的乾隆毫無一絲龍鍾老態。有著一個身體健壯、精神矍鑠的六十歲人的外表。他的眼睛漆黑，目光銳利，鼻子鷹鉤，即使在如此高齡，面色仍相當紅潤。我估計他身高約五英尺九寸，腰板極其挺拔。雖然八十三歲的他既不算肥胖也不算強壯，但不難看出他曾經有過一副強壯的體魄。他的精力充沛，一生的操勞都沒能令其衰弱。像所有的滿族韃靼人一樣，他熱愛狩獵，從不錯過每年夏季舉行的操練……他頭腦的活力和思維的敏捷也不遜於他的身體。他心思縝密，行事果斷，所以似乎無往不勝。”
乾隆皇帝情商很高，善於與人打交道，雖然在為人行政中常有暴烈苛刻之舉，但禮儀性接觸中極少會給人留下不良的印象。副使斯當東回憶覲見皇帝的一刻說：“自始至終皇帝看來非常愉快自如，絕不像外間描寫那樣陰鬱沉悶。他的態度很開朗，眼睛光亮有神。至少在接見特使的整個時間，他的表現如此。”
禮節性拜會完成後，宴會就開始了。三位英國人以及他們的翻譯被邀請坐在“皇帝左手一張桌子前的坐墊上”。英國人注意到，“皇帝進餐時候，意態非常舒適，表現胃口極好”。 “皇帝在整個典禮中對英國客人的照顧心情始終未減。在飲宴時，皇帝命執事官從自己桌上取下盛饌數色送至特使桌，宴會完畢，皇帝命人召特使等至御座前，各親賜溫酒一杯，有些近似馬德拉的次等酒。皇帝問及英王陛下的歲數，特使據實回答。皇帝說，他今年八十三歲了，身體仍然很健康，希望英王陛下也能同他一樣長壽。他看上去確是很健康，不像已經統治國事五十七年之久的樣子。典禮結束後，皇帝精神矍鑠地從寶座上走下，健步走上肩輿，毫無衰老狀態”。
雖然這次出使慘敗而歸，但是奇怪的是，英國使團的成員們無一例外地對乾隆印象良好。通過與中國官員的大量交談，他們這樣總結他的性格：“他頭腦的活力和思維的敏捷也不遜於他的身體。他心思縝密，行事果斷，所以似乎無往不勝。他善良愛民，就像在所有面對臣民的場合所顯示的那樣。他在災荒時期減免賦稅，救濟饑民，同時對他的敵人睚眥必報，殘酷無情。急躁而固執，有時候使他斷事偏頗，處罰過嚴。”
這一總結，考諸中國史料，應該說相當準確而深刻。
乾隆時代，宮中仍然生活著許多萬里遠來的傳教士。除了對紅毛人的體味有點討厭外，皇帝對西洋人的誠實、認真、不慕名利十分欣賞。和康熙皇帝一樣，他對那些身懷異能的西洋人總是很尊重，教士王致誠回憶說：在給皇帝畫像的時候，“天氣很熱。他（皇帝）發了慈悲，讓王致誠脫了帽子坐著作畫”。不要以為這是不值一提的細節，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在皇上面前只能跪著或者站著，即使工作也不例外”。
傳教士們對皇帝的印像也大抵很好。汪宏達說：“皇上高大英俊，而且和善，又令人肅然起敬。如果說他對臣民很嚴肅，我認為那不是他的性格所致，那是因為對於中國這樣幅員廣闊的帝國，他無法以其他方式來維持他的統治，盡他的責任。因此大官們在他面前都要發抖。而每次他和我說話都態度和藹，使我產生一種信任感……他是一個偉大的君主，他親自過問一切，不管冬夏，天一亮，他就上朝，開始處理政務。我不明白為什麼他怎麼能夠做得那麼細緻……從他的性格來看，他無所不為而且都能成功。他無所畏懼，思路敏捷，能隨機應變處理突發事件。”（《傳教士眼中的中國朝廷》）
總體來講，乾隆皇帝是一個外表精彩，風度翩翩，充滿自信，富於精神活力的人。他擅長與人相處，知道怎麼樣恰到好處地表現他的威嚴和善意。對於接觸不多，特別是第一次見面的人，他是迷人的，富於魅力的。但是，那些常伴身邊的大臣近侍們卻清楚地知道，這不過是皇帝性格的冰山一角，水下的部分遠比這複雜。
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生活在濃重的歷史感中。相對於生命的短暫，中國人更重視的是聲名的久遠。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當準確地表達了中國人重視身後名甚於生前樂的價值觀。
可是，似乎也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不尊重歷史。很多時候，歷史人物的身後聲名與他的真實面貌相差甚遠。比如那個雄才大略的曹操，在歷史上只留下了一個白臉奸臣的形象。六戰六敗的二流軍事家諸葛亮，卻成了戰無不勝的戰神。
乾隆皇帝肯定是歷史上自我評價最高的皇帝，他自稱為“千古第一全人”。也就是說，全人類歷史上，他是最偉大的帝王。
乾隆皇帝雖然自我評價甚高，然而和他那位不幸的父親一樣，民間野史中的乾隆皇帝與歷史真實同樣離題萬里。在老百姓眼中，乾隆是一個出身不正、熱衷享受、沉迷酒色、糊里糊塗的皇帝。
老百姓解讀歷史，自有他們的一套價值標準。第一條原則是離奇。所以，乾隆的出身就被樂於捕風捉影的老百姓毫無來由地蒙上了層層迷霧。
一個流傳極廣的傳說是說乾隆乃是漢人的後代。據說康熙年間，海寧陳氏一家連續出了許多大官。陳元龍、陳世倌、陳詵、陳論父子叔侄，多人位極人臣，因此與雍親王府過往甚密。有一年，陳氏之妻與雍正之妃同時生育，陳氏產男，雍正之妃產女。抱子心切的雍正遂以女易男，換來了日後的乾隆作為自己的兒子。
這個傳說有鼻子有眼，還有許多旁證。據說，乾隆當了皇帝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於是藉六次南巡之機四次臨幸海寧陳家，並以孩子對父母的口氣為陳家寫了愛日堂、春暉堂等匾額。
這個傳說當然不值一駁。雍正的生育能力早有證明，乾隆帝出生之時，他正在壯年，且已經連得四子，絕對沒有必要採取這個做法。再說，即使萬般無奈，滿漢分界極嚴的雍正也不會要一個漢族孩子。乾隆四次臨幸陳家是事實，不過為陳家書寫宅匾的是康熙皇帝，而並非乾隆。陳氏的極盛，在康熙一朝，而並非乾隆時期。
事實上，乾隆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滿族血統較佔優勢的帝王。清代第一、第二代皇帝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都是血統純正的滿族人，第三代皇帝順治的生母是蒙古人，博爾濟吉特氏，也就是史上著名的莊妃。所以順治身上，滿蒙血統各半。康熙的母親佟佳氏本是漢軍旗人，姓佟，貴為太后之後才被抬入滿洲鑲黃旗，並改姓佟佳。經史學家考證，其祖佟氏一族確係漢族。這樣，清代皇帝血統中就羼入了漢族血統，滿族血統降為25%。及至雍正、乾隆的生母皆為純正的滿族人，滿族血統才連續上升。乾隆皇帝身上有81.25%的滿族血統，6.25%的蒙古族血統和12.5%的漢族血統。
老百姓編撰歷史的第二條規律是投射原理。在物質享受極為貧乏的老百姓印像中，“皇帝”這兩個字主要意味著可以無節制地享受，無節制地吃“豬肉燉粉條”。所以，太平天子乾隆，成了老百姓投射他們對享受的想像力的主要方向。他們羨慕他閱盡人間春色，享盡了人間之福。小說家、戲曲家極盡演繹編撰之能事，將他塑造成一個處處留情的風流天子形象。
傳說中，乾隆皇帝日日笙歌宴飲，十分好酒，到處私訪，處處題詩。人們傳說，乾隆的皇后富察氏，就是因為皇帝南巡途中到處留情，甚至與皇后的嫂子私通，一氣之下，投河自盡。
還有一個著名的傳說，說乾隆的妃子香妃是在乾隆平定回部之亂的時候俘虜來的。香妃與乾隆既是敵人，誓死不從，怀揣利刃要刺殺乾隆。皇太后察覺之後，命香妃自盡，才免了乾隆的橫禍。
其實，乾隆皇帝性格中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自製力強。他一生生活都特別有節制，不喜飲酒。他一生寫了幾萬首詩，從不以“酒”字入詩，也從不暴飲暴食。即使舉行慶節賀宴，也日落而止，從不舉行夜宴，“凡曲宴廷臣，率不過未申時”。他處事很有條理，不躁不亂，很有涵養。他自己說：“事煩心不亂，食少病無侵，此二語為予養心養身良方，原別無求養生之術也。”朝鮮人這樣描述乾隆皇帝的生活起居：“皇帝寢食起居，自禦極後，無論四時，卯時而起，進早膳後，先覽中外庶政，次引見公卿大臣與之議決，至午而罷，晚膳後，更理未了公事，間或看書、制詩、書字，夜分乃寢。平生不飲酒，不嗜異味，朝夕進食，不過數匙，體力康旺不衰。”
乾隆是一個相當重禮法，感情也比較專一的皇帝。乾隆時代的后宮，管理非常嚴格，沒有任何妃子敢於恃寵而驕，胡作非為。事實上，香妃是歸順朝廷的回族貴族之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被選入宮，初封貴人，病逝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享年54歲，正史記載得明明白白。
當然，關於乾隆的傳說中，最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當然是劉墉劉羅鍋的故事。據說劉墉是皇太后的干兒子，乾隆的干兄弟。所以他連皇帝都敢捉弄。在老百姓的設計下，乾隆皇帝對這個精明狡黠又一身正氣的劉羅鍋又愛又恨，被他耍得團團轉卻又無可奈何。這些傳說，寄託了老百姓反抗政治權威、消解政治威嚴的心理需要。然而，把這個傳說安排在乾隆時期，特別不合理。因為乾隆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精明、苛刻的皇帝之一，他極力推崇皇權的威嚴，乾隆朝紀綱至為嚴肅，君臣相隔如天地。乾隆朝的大臣，即使貴為宰相，見了皇帝也如同老鼠見了貓，大氣都不敢出，誰還敢起意戲弄皇帝！
乾隆皇帝擁有多重角色。他既是卓越的政治家，高明的軍事家，又是資深收藏家，涉獵廣泛的學者，同時還是作品最多水平不高的詩人，平庸卻自負的書法家，偉大的旅行家，出色的射手和獵人。他的真實形象，與野史傳說實在風馬牛不相及。
他的性格非常複雜。他情商很高，風度翩翩，很善於討取別人的歡心，常使人感覺“藹然有春風和氣”；他又高己卑人，內心深處很少有瞧得起的人物，施政過程中經常峻烈嚴酷，刻薄寡恩。他為人節制，平生飲酒不過數盃；他又窮奢極欲，花起錢來如沙似海。他富於同情心，常常因民生困苦而潸然落淚；他有時又像野獸一樣野蠻，製造了一起起慘絕人寰的文字獄，甚至在戰爭中進行種族滅絕。他早年富於自知之明，謙虛謹慎，把盛世推上了頂峰；晚年卻剛愎自用，自我膨脹，聽不進任何意見，親手毀了這個盛世……
歷史上很少有人像他這樣有如此多的側面。
對母親，他是一個極為孝順的兒子。戴逸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時代》中說：“乾隆對他的母親，感情深摯，發自天性。故禮敬有加，始終不渝。”
對嫡妻，他是一個深情而專一的丈夫。他17歲與出身名門的富察氏結為夫婦，兩人感情極好。皇后不幸於乾隆十三年（1748年）去世後，他悲痛欲絕，追念終生，寫下百十首感情真摯的悼亡之詩，見證了他是一個深情重義的男人。
對女兒，他慈祥可親，甚至俯首甘為孺子牛。
對兒子，他卻一直板著面孔。為防止歷代爭儲故事重演，乾隆對皇子們管束極為嚴厲。限制之嚴，待遇之低，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他的長子因為在嫡母的喪禮上表現得不夠悲痛而受到他的嚴厲斥責，並因此驚懼而死。
對大臣，他早年彬彬有禮，寬大仁慈。乾隆十三年後，他卻一反常態，頤指氣使，任意挫辱，比雍正還要殘忍苛刻。乾隆時期是清代誅殺大臣最多的時期。
對“順民”，他“愛民如子”，經常為民間疾苦而動容落淚。他慷慨地普免天下錢糧，豁免窮困百姓的稅賦，在災荒之時，不遺餘力放賑救災。
對敢於反抗的“刁民”，他卻蠻不講理。老百姓無論被貪官污吏如何壓榨剝削，走投無路，也只能聽天由命，不得“越級上訪”。對於群眾聚眾抗議，維護自己的權利，他總是視如大敵，一再強調要“嚴加處置”，甚至“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對知識分子，他前期寬容大度，為雍正時期的幾起文字獄翻案，增開特科、恩科，增加入學名額，一時讓人感覺春風拂面。後期他卻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殘忍、最瘋狂的文字獄製造者。許多精神病患者在發病之際隨手亂畫幾個不知所云的字，也會被乾隆定性為大逆不道，本人凌遲，親人連坐……
當然，不管乾隆的性格多麼複雜，不離兩個背景：一個，他是在尊榮至極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天潢貴冑，一生順遂，在天資和智力上很少遇到對手，因此自視極高，高己卑人是他注定無法避免的缺陷。另一個，雖然身份多重，乾隆的本質卻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動物。他一生為人行事，一舉一動，都是圍繞著“政治利益最大化”，圍繞著“建立大清王朝萬代永固之基”這個大局出發。為了這個大局，他可以柔如絲，也可以堅如鋼；可以最仁慈，也可以最殘忍。他是一個高明的演員，許多時候，他的性格變化，完全是基於政治需要。
乾隆皇帝晚年精选和田玉，鐫“十全老人”之寶。在歸政時，他說自己“今明足授受，為千古第一全人，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視堯舜，不啻過之”。也就是說，全人類歷史上，他是最偉大的帝王。
確實，乾隆統治下的中國，縱向比，是中國幾千年曆史中人口最多、國力最盛的時期。橫向比，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稱之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為過。乾隆朝人自己評價說：“覲光揚烈，繼祖宗未經之宏規；轢古凌今，覲史冊罕逢之盛世。”（《素餘堂集》）《清史稿》這樣評價乾隆：“運際郅隆，勵精圖治，開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奮武，於斯為盛。享祚之久，同符聖祖，而壽考則逾之。自三代以後，未嘗有也。惟耄期倦勤，蔽於權倖，上累日月之明，為之嘆息焉。”戴逸先生說：“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