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第三節太上皇

傳位之前，老皇帝擔心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十五阿哥性格過於老實端方，似乎就缺了那麼一點機智圓滑，或者說缺了一點就通的那麼一點“靈犀”。比如，在當上了“皇帝”之後，是否知道如何處理與他這個“太上皇”的關係，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 雖然已經準備了六十年，但是在禪讓大典舉行之際，乾隆心中還是不免時時浮現出隱憂：“禪讓”之名雖然如此風光盛大，但畢竟不是沒有風險。自古及今，還沒有一個太上皇是幸福的：唐高祖李淵還沒當夠皇帝，就被兒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當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後，悄無聲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兒子的猜忌中膽戰心驚地生活，身邊的大臣和朋友一個個被流放，最終自己被兒子軟禁，鬱鬱而終。中國歷史上的另幾個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無一不是悲劇人物，下場都十分悲慘。

因此，在舉行禪讓大典的同時，乾隆皇帝已經為了保證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無數準備：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確宣布，自己只將那些接待、開會、祭祀、禮儀之類的日常工作交給皇帝，至於“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他“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聽我訓導，將來知所遵循，不至錯誤，豈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後接待朝鮮使臣的時候，他又明確向各國宣稱：“朕雖然歸政，大事還是我辦。” 他規定，退位之後，他仍稱朕，他的旨意稱“敕旨”，文武大臣進京陛見及高級官員赴任前都要請示他的恩訓…… 雖然在退位前花費巨資修建了寧壽宮，可是真正退位之後，他並沒有從象徵著皇權的養心殿搬出來，用他的話說：“予即位以來，居養心殿六十餘載，最為安吉。今既訓政如常，自當仍居養心殿，諸事咸宜也。”

一句話，雖然退了位，他還是處處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國之主。 握了一輩子權柄的老皇帝對權力愛如自己的眼睛，防衛過度，眷戀到了近乎失態的程度。 事實證明，老皇帝過慮了。直到真正禪讓了皇位之後，乾隆才發現他選的這個接班人其實是應該打滿分的。 正當盛年、血氣方剛的嗣皇帝比他想像的要聰明，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謹地做著大清國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勤勤懇懇地閱讀所有奏摺，準時上下班，認真出席每一個他應該出席的活動，卻從來不做任何決定，不發任何命令，不判斷任何事情。他十分得體地把自己定位為老皇帝的貼身秘書，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個原則：“聽皇爺處分。” 朝鮮使臣的記述裡，把嘉慶韜光養晦的狀貌描繪得躍然紙上：“（嘉慶帝）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遊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於此亦有可知者矣。”賜宴之時，嘉慶“侍坐上皇之側，只視上皇之動靜，而一不轉矚”。 《清史稿·仁宗本紀》也記道：“初逢訓政，恭謹無違。”

人們常說，老年意味著智慧和達練，老年其實更意味著身體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轉的退化。不論多麼英明偉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給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帶來的傷害。乾隆皇帝一生剛毅精明，到了晚年，卻像任何一個平庸的老人一樣，分外怕死。或者說，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年輕時的好大喜功，到了暮年演變成了只喜歡聽吉祥話。他尤其畏懼與死亡有關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認為這些會帶來晦氣和不吉祥。嘉慶二年（1797年）二月，嘉慶的結髮妻子、皇后喜塔臘氏病故。嘉慶帝十分悲傷。嘉慶和喜塔臘氏結婚二十多年，感情很好，一旦斷絕，那種痛苦是可以想見的。 然而嗣皇帝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即位後，他第一次單獨做了一個決定：他命令禮部，皇后的葬禮按最簡單迅速的方式處理，雖處大喪，皇帝只輟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還特別命令大臣們，因為“朕日侍聖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邊）”，“朝夕承次，諸取吉祥（凡事都盡量營造吉祥氛圍）”，凡在大喪的七日之內，來見太上皇的大臣們，不可著喪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時人記載說，國喪的七天之內，嘉慶皇上從不走乾清宮一路，以防把喪事的晦氣帶到太上皇日常經過的地方。皇帝去皇后靈堂時，俱出入蒼震門，不走花園門。去奠酒時，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換上素服，一回宮，立即換回常服，隨從太監也穿著天清褂子，不帶一點喪氣。 “且皇上其能以義制情，並不過於傷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無意間，會把和砷叫過來，問問他皇帝的心情怎麼樣，有沒有因為妻子去世而耽誤國事？聽過和砷的匯報，太上皇閉上眼睛，微微地點點頭。 兒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來。他一如既往地繼續著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整個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謂“嘉慶元年”，不過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當然，遺憾是永遠存在的。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乾隆最大的遺憾是陷入了一場沒能取勝的戰爭。那就是平定白蓮教起義之戰。 陝西四川湖北的交界處，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稱南巴老林。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長林綿亙千數百里，彌望蓊鬱，竟日不見人煙”。 （《三省邊防備覽》）本非宜人類所居。但是，乾隆中葉起，大批流民湧入這片森林，伐樹造屋，開荒種地。這些流民來源極廣，不但有四川陝西湖北三省，還有廣東湖南安徽江西之人。 “攜帶家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對這些移民的估計，保守的是十餘萬，有人說有百餘萬。 （《三省邊防備覽》） 大批移民的出現，說明了乾隆中葉人口壓力的嚴重程度。當時尚殘留的山區本不宜耕種，因為這些深山老林地勢險峻，土地貧瘠，且無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損很快，勞動與收穫不成比例。在老林中生活是極為艱難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築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故統謂之棚民。”

雖然艱難如此，人們仍然樂此不疲。這說明大清王朝社會體制內的潛力挖掘到極限，仍然無法解決人口問題。又一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迫在眉睫了。 流民雜居之地，向來是民間宗教的溫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嚴厲打擊的白蓮教迅速在這裡滋生起來。 “習教之人，入彼黨夥，不攜貨糧，穿衣吃飯，不分爾我。”這種廉價的烏托邦，對於缺衣乏食的窮苦移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因果報應，分毫不爽。乾隆剛剛完成禪位大典，宣布自己成為了“千古完人”，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發了白蓮教起義。起義在陝西四川湖北的交界處爆發，迅速蔓延到川、陝、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縣、廳、衛等二百零四個。 當太上皇這幾年，乾隆的全部殘存精力都用在了鎮壓起義上。僅三年時間，動用的軍隊已經有十萬，花掉餉銀已經有七千萬兩。雖然“猶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調兵遣將，起義的烈火卻越燒越旺。

掌握權力六十年來，乾隆還是頭一次這樣一籌莫展。野史記載，一日早朝已罷，嘉慶帝和和砷入見。 “砷至，則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宗（指嘉慶帝）西向坐一小機，（每日召見臣工皆如此）。砷跪良久，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語，上（嘉慶帝）極力諦聽，終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啟目曰：'其人何姓名？'砷應聲對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蓮教首領姓名）。'上皇复閉目誦不輟。移時，始麾之出，不更問一語，上大駭愕。他日，密召砷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作何語？汝所對六字，又作何解？'砷對曰：'上皇所誦者，西域秘密咒也，誦此咒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里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聞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對也。'”（《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點評說：一個叱吒風雲的英明君主，晚年對農民起義無可奈何，獨自念咒，意欲制敵於死地，這種行為典型地反映出一個意志昏瞀的孤獨老翁的心理狀態，別人幾乎不能理解。 事實上，鎮壓這次起義最後耗費了清王朝白銀二萬萬兩，相當於當時清政府五年的財政收入；使清軍損失一、二品的高級將領二十多人，副將、參將以下的軍官四百多人。可以說，正是這次起義，徹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後一層面紗，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結束。大清王朝在這場戰爭中元氣喪盡，從此一蹶不振，再也沒有了往日的榮光。 正是在戰爭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終點。 進入嘉慶三年（1798年）以來，太上皇的身體並未見有什麼異常。嘉慶三年臘月底，八十九歲的太上皇得了輕微的感冒。新年將至，朝野上下，誰也沒有在意。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諸王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慣例來給太上皇拜年，上皇還能如常御座受禮。不料，初二，病情轉劇，身體各器官出現衰竭徵兆，陷入昏迷。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時，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長的人生旅途。 在去世前一天，他還做了“望捷”一詩，期盼平定白蓮教的捷報早日到來。在遺詔中，他仍然念念不忘這最後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籌筆勤勞，日殷盼捷，已將起事首逆緊要各犯，駢連就獲，其奔竄夥黨，亦可計日成擒，蕆功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