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一節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
乾隆皇帝從小喜歡西洋玩具。
這個興趣顯然與父親有關。雍正以工作狂聞名於史，其實業餘時間也是一個相當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歡西洋玩意兒。現在故宮博物院裡還保留著他好幾張穿西裝、戴假髮的畫像，以及他玩過的大量西洋鐘錶、望遠鏡甚至顯微鏡。
乾隆青出於藍，同樣領娛樂風氣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隻小鳥或者走出一個小人報時的西洋鐘錶，從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讓他驚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二月，皇帝傳旨兩廣總督李侍堯和粵海關提督李永標多進貢幾件鍍金洋景表亭，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貢，有清一代並不多見。看得出皇帝確實是“喜歡得緊”。
不要以為閉關鎖國之下，清代的統治者與外界毫無接觸。事實上，巴黎或者倫敦流行的玩意兒，往往不久後就會隨商船或者傳教士傳入北京。歐洲最頂級的鐘錶師成天琢磨康乾時代中國皇帝的喜好。還有歐洲人不遠萬里，從歐洲運來機械設備，在廣州開辦了鐘錶工場，專為皇帝和貴族生產奢侈品。一些中國匠人也發揮中國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產品，並且惟妙惟肖。不過乾隆一眼就看出這些合資及仿冒品並非正宗，強調宮中所用必須是原裝進口貨：“從前進過竹葉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進鐘錶、洋漆器皿、金銀絲緞、氈毯等件，務要是在洋做者方可。”（《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除了鐘錶外，皇帝還對西洋自動玩具著迷，特別是“機器人”和“機器動物”。宮中的西洋傳教士西澄元研製了一頭“自行獅子”，體量大小與真獅子無異，發條藏在獅子腹內，能行百步之遙。皇帝親自前來觀看，看著“自行獅子”昂首闊步向他走過來，大為開心。 （《乾隆皇帝大傳》）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西洋器物引起了皇帝的興趣。皇帝對西洋樂器很好奇。他命傳教士魏繼晉與魯仲賢教小太監學習“大拉琴”（估計是大提琴）和“小拉琴”（小提琴），在宮中組織了一個包括了大小提琴、鋼琴、雙簧管、單簧管、吉他在內的西洋管弦樂隊，以便讓居於深宮的女眷們也領略一下異國風情。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皇帝接到了兩廣總督的一封緊急奏摺。奏摺說，有一個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國家，派人到廣州來送信，說打算要來朝貢天朝。
奏摺後面還附上了翻譯成中文的英國“商業總管”“百靈”的“禀文”。
這封禀文極具“中國特色”，內容如下：
英吉利國總頭目官管理貿易事百靈謹呈天朝大人，恭請鈞安。我本國國王，管有呀蘭地嘧噸、佛蘭西、噯崙等三處地方，發船來廣貿易。聞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萬壽，本國未曾著人進京叩祝萬壽，我國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國王說稱：“懇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我本國的人來廣，與天朝的人貿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餉貨豐盈。”今本國王命本國官員公輔國大臣嗎嘎爾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賞見此人，我國王即十分歡喜，包管英吉利國人與天朝國人永遠相好。此人即日揚帆前往天津，帶有進貢貴重物件，內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難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損壞，並冀早日到京。另有差船護送同行。總求大人先代我國王奏明天朝大皇帝施恩，準此船到天津，或就近地方灣泊。我惟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壽綿長。 （《掌故叢編》）
這封從天邊不知名國家寄來的信語氣真的極為“恭順”。你看，去年皇帝八十大壽，他們知道信兒晚了，沒趕上，他們國王居然就“心中十分不安”，因此就巴巴兒地趕著今年來給皇帝慶生日，如果皇帝肯賞臉見他，那麼他們國王就會“十分歡喜”，還“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壽綿長”，真是懂得禮數。皇帝閱後極為滿意。
不過，問題是，英吉利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在哪個方向？多遠多大？禀文中提到了“佛蘭西”，難道與傳教士提過的法蘭西有點關係？
皇帝命人搬來八年前調集中外所有博學者修訂的《大清一統志》。這本書中已經記載了中國人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國家。然而，從頭到尾翻了一遍，雖然找到了傳教士們常說的什麼法蘭西、意大利，卻沒找到英吉利三個字的影兒。
皇帝於是找來了宮中傳教士，詢問英吉利國是怎麼回事。傳教士們果然知道，告訴他，“該國即係紅毛國，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與法蘭西國及意大利國在同一個方向，也以製造器械見長。
皇帝十分高興。這既意味他將收到大批西洋貴重玩意兒，更意味著，大清國的屬國名單上，又將添上一個新的名字。
中國歷代，對屬國的數量多少都十分重視。
中國人想像的世界是，中國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四周國家環繞在中國周圍，都沉陷在野蠻愚昧之中。因此，中國願意懷柔遠人，向四周“傳播聲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將他們從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來。而四周明白事兒的夷人大都“傾心向化”，急切地想到中央王國來參觀學習，學習先進文化。
來了自然不能空手，他們帶著本國最好的土特產，恭恭敬敬獻給中國皇帝。這標誌著他們向先進文明的緻禮，也標誌著對中華帝國的臣服。這些國家就叫朝貢國，又稱屬國。
“萬國來朝”“四夷賓服”向來是中央帝國統治成功的標誌。中華帝國的屬國越多，就證明帝國治理得越良好。中央王朝通過冊封，賜予四周小國以合法性地位。而中央王朝自身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小國的捧場來證明。歷代王朝都熱衷於展示自己的光榮偉大，以吸引周圍國家前來朝貢。
大清王朝的屬國數量自然也不少。因為中國與屬國的關係根本上是禮儀性的，中國是君，外國是臣，所以清代的外交分別由禮部和理藩部來劃片兒管理。東南及海上一片，如朝鮮、琉球、越南、南掌（即老撾）、暹羅（即泰國）、蘇祿、緬甸，以及西洋的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羅馬教皇廳（即意大利）等，歸禮部管。而歸理藩院管轄的，主要是西北陸上屬地及國家，比如哈薩克、尼泊爾、錫金、不丹和中國人一廂情願中的“屬國俄羅斯”等等。
一般來講，在進貢國名單上增加一個新名字絕非易事。除了千方百計遣使招徠，就要大動兵戈武力威服。大清屬國數量在乾隆年間增長最速，主要是因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擊敗準噶爾，這一戰使“哈薩克左右部、布魯特東西部、安集延、瑪爾噶朗、霍罕、那木幹四城、塔什罕、拔達克山、博羅爾、愛烏罕、奇齊玉斯、烏爾根齊諸部落”均“同屬內地”或者“列我藩服”。 “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 （《清史稿》）
而如今，既沒用大清帝國出兵，又沒有遣使，數万里外大西洋上的從不知名的英吉利國就“遠慕聲教，傾心向化”，主動前來納貢。這難道不是中華帝國文化影響力的有力證明嗎？這難道不是大清盛世的最好註解嗎？這難道不是皇帝晚年遇到的一樁大喜事嗎？
何況這個新的“臣僕”將為皇帝貢獻許多奇珍異寶。那篇禀文裡不是說得很清楚嗎：“帶有進貢貴重物件，內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難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損壞，並冀早日到京。”
依慣例，海上達到的外國貢使一律由廣州上岸。皇帝回复兩廣總督，特別批准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陸：“閱其情詞極為恭順懇摯，自應准其所請，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誠。”（《清高宗實錄》）
其實英國人並非是中華帝國的陌生客人。他們來到中國海邊已經幾百年了。長期以來，他們一直是大清國最重要的外貿夥伴國之一。
自古以來，英國人就一直被東方這個神秘的大國所吸引。早在1497年，英國人卡波特就企圖打通前往中國的航路，可惜沒有成功。直到1635年，英國商船“倫敦”號抵達澳門，才標誌著中英交往的開始。
從那時起，中英間就建立起了貿易聯繫。不過當時的明朝官員並不知道這些外國人從何而來，看他們一樣是紅頭髮藍眼睛，以為他們是荷蘭人，所以將他們也稱作“紅毛番”。在中國人眼裡，荷蘭是當時海上最強的國家。
其實世界大勢早就發生了變化。 16世紀末起，英國相續擊敗西班牙和荷蘭，實現了海上崛起。在中外貿易中，英國人同樣後來居上，很快就取代了荷蘭和西班牙，成為中外貿易的主力軍。中國茶葉風靡全球，主要就是英國商人的功勞。
雖然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人就開始種植茶樹，但直到16世紀中葉才為西方人所知。 1606年，荷蘭人首次將茶葉輸往歐洲。然而在此後100餘年間，歐洲人並沒有對這種新飲料表現出多大的興趣。中英貿易興起後，經過英國商人的大力推介，茶葉逐漸成為歐洲人客廳裡的時尚，並且使越來越多的人著迷。從1685年到1759年，70多年間，英國從中國每年採購的茶葉數量從8萬多磅增長到269萬磅，增長了30多倍。茶葉也已經成了中國出口到歐洲的最大宗貨物，佔了歐洲人從中國採購商品量的一半以上。英國人因此成了對華貿易的絕對主力。 1764年，歐洲運往中國的貨物總值為191萬兩白銀，而其中英國所運為121萬兩，佔63.3%；而當年中國出口到歐洲的貨物總值為364萬兩白銀，英國人購買的為170萬兩，佔46.7%。及至18世紀末，英國對中國的貿易輸入值已佔西方國家總值的90%左右，輸出值則佔70%以上。英國早已經是中國第一大外貿出口國，也是第一大外貿進口國。 （《閉關與開放，中國封建晚期對外關係研究》）
可是中國皇帝與中國政府對此一無所知。英國人仍然如明末一樣，與荷蘭人一直都被稱為“紅毛番”。對這兩種“紅毛”之間的關係如何，連與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國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於前幾年剛剛修訂的《大清一統志》，記載了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等國，卻竟然沒有這個最重要的外貿夥伴。
中國皇帝何以閉目塞聽如此？
其實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記性不好。對於這個英吉利國，他本來應該有印象的。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事。那一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出現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個中文名叫“洪仁輝”的英國商人，自稱“英吉利四品官”，說有要事，要進京告御狀。
“英吉利四品官”的到來驚動了天津知府。充滿好奇心的知府靈毓來到洪仁輝船上，對這個金發碧眼的洋人進行了拜會。洪仁輝操著流利的中文對他說，他們本來在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但是在貿易過程中，受了許多欺負，因此想找中國皇帝評評理。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沒出過的奇事。按理靈毓不應該允許這個不守規矩的夷人進入天津。但是頭腦靈活的他早就听說過外國商人都很有錢，因此認為這是一個極好的發財機會。於是他對洪仁輝表示，聽了洪氏的講述，他十分同情。他會向上級匯報這件事，但是替一個外國人“越級上訪”，他要冒著被革職的風險。
所以，靈毓悄悄伸出5個手指頭。如果沒有5000兩白銀的好處，他不敢做這樣的事。
其實洋人洪仁輝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英國翻譯，根本不是什麼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從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翻譯。之所以自稱四品官，是因為他很清楚，一個普通的英國商人或者翻譯根本不可能見到中國的官員大人。雖然對中國官員的腐敗十分熟悉，洪氏還是覺得5000兩實在太多了。他與靈毓討價還價，最後談定的價格是2500塊西班牙銀圓，先交2000，事成之後再交500。
收受了沉甸甸的銀圓後，19日下午，靈毓允許洪氏的船由水路開到天津，並將洪仁輝安排在一座廟宇中住了7天。在這7天當中，洪仁輝的狀紙層層上交，被從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達乾隆皇帝的御案。
洪仁輝的狀紙中，向皇帝敘述了他們幾十年來在對華貿易中遇到的許多困難。他說幾十年來，十三行製度一直像一個難受的枷鎖一樣困擾著他們。他說他們的貿易因此嚴重不平衡，很難直接了解中國老百姓真正需要什麼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國在廣州之外，再開一些貿易口岸。他還提出了以下具體要求：
我們要求我們所僱用的所有通事和買辦，不必向海關官員繳付規禮或經其認許。
我們控告設在我們商館與貨船之間的三個關卡的人員，他們曾向即將起航的商船諸多勒索，尤其是最後一個關卡的官吏，去年竟將“霍頓”號引水的執照扣留。
我們要求把我們稱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這種告示張貼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們在路上經常受到侮辱。政府不僅有責任保護我們，同時亦應保護和我們來往的商人、通事、買辦和僕役等。
我們控告我們商館附近的海關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為。約在兩個月前，他藉口我們沒有向他鞠躬行禮，竟禁止我們在自己的艇上乘涼。我們要求命令他到我們的住所道歉，或將其解職。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讓英國人壯起膽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門呢？
原來，雖然與中國貿易多年，但英國人只到過中國的一個城市，那就是廣州。在廣州，他們也只到過一個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200多年前，那些萬里迢迢奔赴中國來的外商，雖然也腰纏萬貫，到了中國之後處境是今天難以想像的可憐：
他們只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許進入中國。來到廣州後，他們不能住到廣州城內，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內，而且沒事不允許外出。
除此之外，他們不許攜帶妻子一起來華，也不許找中國女人，只能幹熬著。他們不許與普通中國人交往。中國人一旦和他們聊聊天，就會被視為“漢奸”。
特別是，中國政府從來不屑於與他們直接打交道。中華帝國從來沒有過外交部，也沒有管理外貿的政府機關。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貿事務，都由“十三行”這個民間機構經手。
所謂“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國商人，專門負責與外國人做生意。外國商人到達中國後，所有的貨物都只能賣給十三行，不管他們給的價格比別人低多少。採購所有東西，都必須經過他們，不管他們如何提高價格，降低質量。外商在中國的所有行動，都要受十三行的監視約束，不得亂走一步，不得亂說一句話。如果他們在中國遇到什麼困難，對中國外貿政策有什麼不滿，不得直接與中國地方政府聯繫，只能通過十三行向政府提出請求，而中國政府對這些轉達來的請求大多數時候都不聞不問，不予理會。
所以，傳統時代來到中國的外國商人，不但不是貴賓，反而有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國自古以來的輕商觀念所致。中國人認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類之末，與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國的體面。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防範”意識。雖然樂於吸引外國人朝貢，但中國人的“華夷”觀念中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嚴華夷之防”。中華帝國需要的，主要是自我道德上的優越感，以及外夷精神上的服從，而不是從對外貿易中得到實惠。中國專制體制是有潔癖的，“里通外國”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政治家加給對手的慣用罪名。中國這個攤子已經夠大了，如果不是鞏固國防的需要，往往並沒有擴張主義衝動。他們喜歡關起門來過日子，除了朝貢一途外，他們希望把外貿規模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內，並且給外國商人設置重重阻礙，以給自己的鐵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煩。
不但不希望外國人給帝國帶來麻煩，甚至那些從事海外貿易的中國人也被統治者所厭惡。乾隆皇帝即位後的第五年，發生了荷蘭人屠殺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華僑的“紅溪事件”，荷蘭士兵和暴徒開始瘋狂屠殺和洗劫巴達維亞華僑，縱火焚毀華僑住宅，屠殺持續了半個多月，一萬多名無辜華僑的鮮血染紅了巴城的溪流，故人們稱這次慘絕人寰的事件為“紅溪之役”。
翌年，福建巡撫將此事奏聞於朝廷。皇帝宣布：“內地違旨不聽召回，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就是說，這些華僑本來是在國內不安分之人，違法私自出洋，被屠殺是自找倒霉。
在這種觀念和知識水平下，清王朝高層對於自己的外貿發展水平，外貿國的數目，外貿商品的變化一概漠不關心，因此也一無所知。
外商在中國居住，生活上的委屈與侮辱是顯而易見的。法國人拉佩魯斯1787年曾在廣東短暫停留，後來他寫道：“人們在歐洲喝的每一杯茶無不滲透著在廣東購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馬戛爾尼也表達了同樣的沮喪心情：“我們在廣東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種屈從的狀態下，與這個所謂的文明國度不相稱。”
不過這不是主要問題。雖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國人還是對中國之行樂此不疲。原因很簡單，利潤。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從中國進口一磅茶葉，只要2個多先令，而在英國市面上，卻可以賣到14個多先令。為了利潤，老外可以把自己禁錮在十三行內，忍受寂寞，足不出戶；可以抑制性慾，做苦行僧。天朝上國的所有這些關於生活起居的規定，他們都可以一閉眼，忍了。
可是，還有比這些更難以讓他們忍受的：
因為對外貿易全部由廣州十三行壟斷，十三行就成了一個半官半商、不倫不類的機構。他們一手遮天，任意定價。他們充當著外國人與中國政府的中間人，在中國官員面前奴顏婢膝，唯唯諾諾，但對洋人卻耀武揚威、風光無限。外商居住廣州，一舉一動都要接受他們的監督和管理。不明白緣由的洋人，尊稱他們為“官”。海關官員每年都會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賄賂，而這些都如數轉嫁到外商頭上。這是讓洪仁輝們憋氣的原因之一。
而更讓他們痛苦的，則是中國官員們的勒索壓榨。
中國政府不屑於與外商發生關係，這是體制所決定。不過，中國官員對外商帶來的銀子卻無一例外非常感興趣。廣州海關是眾所周知的肥缺，由於缺乏制約機制，他們擁有極為廣泛的權利和毫無節制的貪欲。腰里裝滿銀子又無法與正常中國社會發生聯繫的外商，在中國官員眼中就是一個個待宰的肥羊，無論他們怎麼樣痛宰，外國人都無法發出聲音。廣州海關的貪污腐敗，在全國幾乎是公開的秘密。歷史上中國海關的關稅水平一直不高，然而名目繁多的“計劃外稅收”卻讓外商難以承受。中國官員在貿易過程中，隨意制定各種“陋規”，其數量遠遠超過了“正稅”。各項明里暗裡的費用加在一起，有時高達進口貨物的20%。
根據尤拔世《粵海關改正歸公規例冊》記載，雍正年間到廣州經商的洋船，每條船送給粵海關衙門的陋規多達68種名目，總計1950兩白銀。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初四，奉旨查辦廣州海關的新柱在奏摺中向皇帝列舉了粵海關對外商收的種種“陋規”。
外商船舶到達中國後，要想上岸，要給各級官員交納以下禮金：
丈量洋船收火足僱船銀三十二兩；
官禮銀六百兩（法蘭西加一百兩，蘇喇減一百兩）；
通事禮銀一百兩；
管事家人丈量開艙禮銀四十八兩，小包四兩；
庫房規禮銀一百二十兩，貼寫十兩，小包四兩；
稿房規禮銀一百一十二兩，掌按貼寫四兩，小包二兩八錢（內八錢掌按小包）；
單房規禮銀二十四兩，貼寫二兩，小包一兩；
船房丈量規禮銀二十四兩，小包一兩；
總巡館丈量樓梯銀六錢，又規銀一兩；
東砲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西砲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黃埔口收銀五兩，小包七錢二分；
虎門口收銀五兩，小包一兩三錢二分；
押船家人銀八兩；
四班頭役銀八兩三錢二分；
庫房照鈔銀每兩收銀一錢；
算房照鈔銀每兩收銀二分。
在中國採購貨物，想要離港，要交納：
管事家人收驗艙放關禮銀四十八兩，小包四兩；
庫房收禮銀一百二十兩，貼寫二十四兩，小包四兩；
稿房收禮銀一百一十二兩，貼寫二十四小兩，小包二兩；
稿房收領牌銀一兩，小包二錢；
承發房收禮銀四十兩，小包一兩四錢四分；
單房收禮銀二十四兩，貼寫八兩，小包一兩；
船房收禮銀二十四兩，貼寫八兩，小包一兩；
票房收禮銀二十四兩，貼寫六兩，小包一兩；
算房收禮銀一兩，小包五錢；
柬房收禮銀十六兩，貼寫一兩五錢，小包七錢二分；
簽押官收禮銀四兩，小包二錢；
押船家人收銀八兩；
總巡館水手收銀一兩；
虎門口收銀五兩，小包一兩三錢二分；
東砲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西砲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黃埔口收銀五兩，小包七錢二分。 （《新柱等奏各關口規禮名色請刪改載於則例內折》，見《史料旬刊》）
這張清單是新柱簡單調查後所列，而實際所收的，遠比這些還要多。
廣州海關之所以可以如此明目張膽地勒索外商，原因很簡單，一是他們有壟斷權，外商必須通過廣州一地進行貿易。二是外商沒有申訴權。中國政府規定外商不得直接與中國政府發生關係，只能通過十三行代轉，這實際上就取消了外國人反映問題的權力。
數十年來，英國一直在想辦法突破十三行的控制。
事實上，前兩年，一貫敢於冒險的英國人曾經嘗試過到中國別的地方開展貿易。
康熙年間，大清王朝結束海禁，開放對外貿易，在廣州黃埔、福建廈門、浙江寧波和江蘇雲台山設立了四個外貿口岸。不過，外國人還是按明末慣例，只在廣州貿易。寧波等港口作為開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國商船登陸的紀錄，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實在受不了廣州海關和十三行的種種限制剋扣，壯著膽子，北上寧波直接採購茶葉和絲綢。
多年沒見到外國人的寧波官員和商人對洪仁輝等人很熱情，採購進行得很順利。 “洪仁輝船長和他的水手們抵達寧波，並受到熱烈歡迎。回國時，洪仁輝船長帶回了滿艙的中國貨物。”在寧波採購的茶葉比在廣州買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國貨在寧波也很受歡迎。在這個成功的開始後，英國商人來寧波越來越頻繁。
然而兩年過後，風雲突變。 “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當他（洪仁輝）再次到達寧波時，中國人先讓他等著，然後沒收了他半船的貨物，並不做任何解釋就收繳了船上的所有火砲。”（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原來，頻繁到達的英國船隻讓地方官很不安。他們上報了皇帝。
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來。
乾隆皇帝治理天下的秘訣就是收緊韁繩，強化控制。在他眼裡，任何民間的自發性和主動性都是危險的。整個社會的每一個分子，都要歸攏到政權的羅網之內。大清王朝的千秋萬代，固若金湯，是他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出發點。雖然重新啟用寧波等港口，會給浙江經濟帶來推動，但是卻給帝國的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煩。多開一個通商口岸，就讓百姓多了一個里通外國的窗口。所以經過權衡，皇帝向地方官員下達諭旨：
向來洋船進口，俱由廣東之澳門等處，其至浙江之寧波者甚少……於此復又多一市場，恐積久留居內者益眾。海濱要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蓋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從中取利，往往有私為招致者。此輩因緣覓利無有已時；即巡邏兵役人等，亦樂於夷船進口抽肥獲利。在此時固不過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誠恐別滋事端，尤當時加體察。 （《清高宗實錄》）
皇帝發出諭旨，規定對外貿易依舊只能在廣州進行。
剛剛從直接貿易中嚐到甜頭的英國人卻不想再回頭，對於英國人來說，這個好不容易取得的突破對他們實在太重要了。
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兩年，英國人發明了飛梭，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 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國人又發明了新式紡車，紡織業異軍突起，帶領整個工業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機器的大量採用，促使格拉斯哥大學的技師詹姆斯·瓦特開始改進紐科門的蒸汽機，使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擺脫了對畜力、風力和水力由來已久的依賴。而在這一年，乾隆進行了第三次南巡。
工業革命使英國迅速強大起來，英國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製造出來的大量產品賣到全世界。從1698年至1775年，英國的進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長到500%至600%之間。因為國民的普遍富裕，英國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大量的中國茶葉。而英國人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急於把自己生產的紡織品、鋼鐵產品及其他工業製成品賣到中國。 （《全球通史》）
由於十三行的限制，多年來中英貿易處於嚴重不平衡狀態。茶葉越來越成為歐洲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但問題是，貿易的本質是交換。用什麼來換取中國的茶葉？這是一個讓英國人極為頭痛的問題。英國本土出產的商品，很少能通過十三行在中國打開銷路。從1786年到1829年，英國人八次把棉紡織品運到廣州，結果都銷路不佳。 1821年那次英國商人帶來英花呢4509匹，剪絨與天鵝絨416匹，在廣州市場上拍賣脫手，結果賠本60%。 （《林則徐“禁煙運動”新評》）
英國可以為中國皇室提供一些奢侈品，但市場需要量畢竟很少。除了在蘇、浙一帶棉花歉收時賣一點印度棉花外，英國人竟然找不到能賣給中國的東西。因此，英國人只能用現銀來買中國茶葉。當時來廣東的英國商船，船上只有10%是貨物，另外90%以上都是現銀。所以在中英貿易中，英國是連年絕對的逆差。從18世紀中葉起，白銀一直佔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這樣巨大的貿易赤字他們實在承受不了。他們急切地想繞開十三行，親自深入中國市場，了解中國老百姓到底需要什麼。他們不相信，在全世界都受歡迎的“英國製造”，在中國會打不開銷路。
因此，在寧波貿易的嘗試被阻止後，生性不那麼馴服的英國人實在忍不住了。他們選擇了派洪仁輝向中國皇帝控訴他們的“委屈”，並直接提出多口通商這個鋌而走險的要求。他們認為，中國皇帝是通情達理的，只不過多年來一直被廣州海關所欺騙，不了解中外貿易中的種種實情。如果他們找到渠道把真實情況反映到皇帝那裡，皇帝派人一調查，一切都會真相大白，因為廣州海關的貪腐幾乎是公開的秘密。英明的中國皇帝也許因此而徹底改革這種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十分不合理的外貿體制。
在天津等了7天，直到7月28日晚6時，洪仁輝終於等來了一名官員。他告訴洪仁輝，乾隆皇帝已經讀了他的狀紙。並且要他返回廣州，聽候皇帝派的專員在廣州審理此事。
英國人的目的似乎達到了。讀了這道狀紙，乾隆大為光火。在與外國人的交往中，政治永遠壓倒經濟，天朝上國的體面是第一位的。如今海關官員貪污腐敗到逼得外國人沿海直抵京畿，鬧嚷嚷來告御狀，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沒有過的事情。
皇帝批示，涉外事件，必須高度重視。 “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務須徹底根究，以彰天朝憲典。”
為了徹查此事，皇帝命福建將軍新柱、兩廣總督李侍堯審理此案。
洪仁輝暗自得意。中英貿易中積累了幾十年的問題，終於有機會解決了。他將要成為英國外貿界的英雄人物。
兩廣總督李侍堯向以“能員”“幹練”聞名。他的最大特點是能洞悉皇帝旨意中每一個字背後的意義。
此案事實清楚，並不需要太複雜的調查取證過程。廣州海關的貪污事實很快被送達皇帝面前。據1759年新柱、李侍堯向皇帝匯報說，外商所述基本屬實：“外洋番船進口，自官禮銀起，至書吏、家人、通事、頭役止，其規禮：火足、開艙、押船、丈量、貼寫、小包等名色共38條。頭緒紊如，實屬冗難。”
李侍堯很快就做出了判決：
一是懲處腐敗。以“失察”為名，將粵海關監督李永標革職查辦；參與貪污勒索的粵海關役吏“杖流科罰”。
二是免除部分陋規。但是由於大部分陋規實際上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故此將這部分合法化。 “規禮名目，一概刪除，合併核算。”
三是同意英國人提出的一個小小要求，就是帶來的自己消費的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免稅。 “番商食用所需，已徵進口，所有出口稅銀，准予豁免。”
這三點都是英國人的要求。
接下來的判決，就大出英國人的意料了：
一是英國商人提出多口自由通商等從根本上改革中國外貿制度的要求被斬釘截鐵地駁回，告以中華體制，不可變更。
二是處理“漢奸”。在派遣新柱、李侍堯處理此案時，皇帝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天朝向來嚴格控制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以防他們對中國內政有所了解。如今外國人直接闖到天津大沽來告御狀，顯然是有中國人在背後給出主意，至少也是顧問。要不然，外國人怎麼會對告御狀這麼門兒清？此事必須查清楚。
因此，李侍堯在調查廣州海關的同時，倒將更多的精力用於調查到底哪些中國人在英國人告狀過程中提供了幫助。
經過細緻調查，兩個人物被確認與此事件有關，一是執筆請願書的四川人劉亞匾，一是與洪仁輝有密切交易關係的安徽商人汪聖儀父子。
皇帝命令，將替英國人寫狀子的劉亞匾砍頭。汪聖儀依照“交結外夷罪”，被處以杖六十、徙一年的刑罰，以為其他敢於交通外國人的華人戒。
三是將敢於北上告御狀的英國人洪仁輝抓起來，以“勾結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圖違例別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門圈禁三年，期滿後驅逐出境”。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方式。中國政府處理民眾上訪，一直是這樣的思路：一方面，懲戒不法官員；另一方面，對於上訪者也絕不給好臉子，以免鼓勵這種歪風。所有帶頭上訪者，不管有理沒理，最後從來沒有好下場。
出了這樣的事，皇帝認為是對外國人管理不嚴所致，他命令兩廣總督重新研究制定對外國人的管理辦法。李侍堯精心製定了《防範夷商規條》，上報皇帝，立刻得到了批准。
這些規定有的是新訂，有的是重申，具體內容如下：
按中國政府的規定，外商只能在每年五月份到十月份間這個貿易期內可以在中國廣州停留進行貿易，其他時間必須回國，或者居於澳門，絕不許在廣州過冬。
在廣州期間，他們不許到外面租房住。所有已租房屋，必須退回。 “十三行街”兩邊都要派人嚴守，禁止外國人隨意出入。外國人只能在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次，由中國商人組織，外出到指定地方參觀學習一次。
外商不得任意與中國人交往，中國人也不許為外商提供信息。以前外商經常僱用中國人到浙江等地打聽各種物價高低，民間俗稱為“千里馬”。中國政府得知後嚴厲禁止，一旦發現，則嚴拿究治。
外商除了“通事”和“買辦”外，不得僱用其他中國人為他們服務。英國人說，“他們只能在地方官員佯作不知情的情況下才能僱用僕役”。
外商無事不許出門閒遊，不能到廣州城內觀光，不得在江中划船取樂。
外商不得在中國進行板球、足球等體育活動。
外商出門，只能步行，不許坐轎。
外商不得學習漢語。劉亞匾被處死的罪名之一，就是教授夷人讀書。 （直至嘉慶年間的1807年，英籍教士馬禮遜到廣州學習漢語，還要遮住房間燈光，以保護他的中文教師。）
規定還重申，外商不許帶老婆來中國。因為番婦袒胸露臂，有傷風化。另外，中國政府一貫不歡迎外國人在中國久住。如果攜帶妻兒老小一同住在中國，很容易樂不思蜀，歡送不走，平添不安定因素。
洪仁輝做夢也沒想到，他自以為將留為後世傳奇的上訪就落得了這樣的下場。外國商人的受約束狀態進一步加劇，而他自己更是被關在澳門的囚牢裡，苦苦熬了三年。天朝聲威不可挑戰，東印度公司的同仁們想盡了辦法，也無濟於事，只好任他一個人在中國人的監管下受苦。洪仁輝在寫給英國同行的信中說：“我被關在一幢像籠子似的四間小房子裡，全部門和窗都上鎖，每晚七時，敲過鑼和竹筒四五聲後，即行上鎖。早晨六時才開啟，有兩個人睡在室內，防我逃走。”
在另一封信裡，他可憐巴巴地說：“我的腳浮腫很厲害，我不得不穿一雙大鞋，在腳跟的三四英寸以上有色腫紋，在伸腳時非常疼痛，希望醫生給一些藥物治療……”（《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這就是中國和英國第一次交往的結果。
經過這次挫折，英國政府決定，必須派出使團，直接與中國政府建立聯繫，否則中英間的貿易問題永遠無法解決。因此才有了開頭的那篇禀文。
事實上，早在明朝萬曆十一年（1583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就懷抱著種種夢想，給中國皇帝寫過一封小心翼翼的信，派遣商人紐伯萊送往中國，不幸的是，這封信在中途被葡萄牙人截獲。
英國人無可奈何。那時的英國還是歐洲二流小國，只能任憑葡萄牙的欺負。
如今是今非昔比了。從萬曆十一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二百多年的時間裡，英國已經從一個無名小國崛起成為頭號強國。 1588年，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邁出了崛起的第一步。其後的英國革命結出了憲政之果，使英國率先在人類社會建立起了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憲政制度調動起了英國全國的活力。 1652年到1674年間，英國連續多次打敗了荷蘭，將今天的美國徹底劃入其殖民圈。 1756年到1763年，通過七年戰爭，英國又徹底打敗法國，將印度和加拿大歸於自己的統治，成為海上霸主。此時的英國早已稱雄歐洲，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他們稱自己為“世上最強大的國家”。雖然一個是小小三島，另一個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一個人口只有八百萬，另一個人口多達三億。但國勢蒸蒸日上的英國人卻認為他們有充分的底氣來與東方巨人握握手了。
使團的團長是國王的親戚、著名外交家馬戛爾尼勳爵。這個使團規模十分龐大，成員多達七百人，這些人包括了外交官、學者、醫師、畫家、樂師、技師和僕役，當然還有水手和士兵。這個使團不但是到那時為止的英國歷史上規模最龐大的，甚至也創下了歐洲歷史的紀錄。
使團的使命是與中國建立有史以來第一個正式的外交關係。英國人希望在中國設立大使館，與中國互派大使。希望與中國簽訂一個外交條約，建立穩定的外交關係。
當然，英國最迫切的目標是促使中國政府改革外貿體制，允許英國商人自由貿易，以減輕中國官員對外商的剝削和刁難。除此之外，他們還有更大的胃口，他們還打算勸說中國開闢新的、更方便的港口來進行貿易，比如寧波和天津。如果一切順利，他們還打算提出一個他們自己也感覺有點過分的要求：給英國人提供一個小島，讓英國商人堆放貨物，並長年居住。此外，還有一個不是最重要的，卻為全體歐洲人所關心的任務：“在不引起中國人懷疑的條件下，使團應該什麼都看看，並對中國的實力做出準確的估計。”（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馬戛爾尼使團分乘安裝了六十四門火砲的戰艦“獅子”號、巨大的三桅船“印度斯坦”號和一艘小型護衛艦“豺狼”號，從英國南部的朴茨茅斯港乘早潮出發了。
為了敲開中國的大門，英國人確實動足了腦筋。
多年來與中國官員打交道，使他們深知中國政府的驕傲自大和剛愎自用。他們知道，如果以外交談判的架勢前往中國，很可能被拒之門外。所以他們找了一個非常冠冕堂皇的藉口——向乾隆皇帝祝壽。當官不打送禮的，給皇帝拜壽，應該會受到皇帝的親自接見吧。
因此剛剛接到任命通知後，馬戛爾尼就向英國外交大臣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要先行通知特使行將到來，特別要發出聲明，保證此行的目的不是強求改正過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國王參加向皇帝祝賀八十大壽的慶典，並附帶談一下兩國以後貿易的互利問題。”
對於使團的規模和座艦，英國人也是精心考慮。馬戛爾尼認為，要使中國對英國重視起來，必須使使團的外表令人注目。 “對付一個如此驕傲的朝廷，它對西方國家的力量與重要性無知，而堅持東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須給予皇帝及其大臣以莊嚴華麗的印象。”（《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所以他特意安排以兵艦作為大使座艦，並派輕裝步兵和野戰炮上船以作檢閱之用，以直接展示英國軍力。
在準備禮品過程中，他們更是費盡了苦心。他們知道，乾隆皇帝是一個喜歡西洋物品的人。他們也知道，其他歐洲國家的天主教士已經向中國傳播了一些歐洲的科技產品。不過那都是一百年前的技術了。 “天主教傳教士未能把我們最現代的機器展示給中國人。把我們最新的發明如：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介紹給中國人，準會讓這個好奇而靈巧的民族高興的。”（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他們要選擇那些最能體現歐洲技術進步的產品，準備讓中國人大吃一驚。
他們帶上了他們所能想到的所有好東西：天體運行儀、地球儀、赫歇耳望遠鏡、帕克透鏡、氣壓計等科學儀器；還有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和織布機等工業機器；也有吊燈、座鐘、機織布料、韋奇伍德瓷器、帶有減震裝置的馬車、用特種鋼製作的刀劍等生活用品；也還有榴彈砲、迫擊砲、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等先進武器和裝備有一百一十門火砲的巨型戰艦“君王”號艦艇模型；另外還準備進行機械和光學示範以及熱氣球和復滑車錶演，也準備進行陸軍、砲兵表演和銅管樂隊的演奏。
他們甚至還帶去了一個熱氣球駕駛員，如果皇帝感興趣，可以坐著英國的熱氣球到天上轉一圈。那樣，他就成為東半球第一個飛上天空的人。英國人充分相信，這些全人類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會讓中國皇帝大開眼界，對歐洲人刮目相看。因為他們通過貿易深知，中國的工業還停留在中世紀時代，與英國的差距實在是不可以道裡計。
英國人判斷得很準。乾隆皇帝被這些還沒有到來的禮品吊足了胃口。早在英國人到來前幾個月，皇帝就已經降旨給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等沿海幾省最高長官，命他們無論何時遇到英國船隻，都要馬上穩妥地護送進京，不得遲誤：“海洋風帆無定，或於浙閩江蘇山東等處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到口，即將該貢使及貢物等項派委要員迅速護送進京，毋得稍有遲誤。”
對於使團船隻到天津之後的搬運問題，皇帝想得也很周到。他提前吩咐：“該貢船到達天津時，若大船難於進（海）口，著穆騰額預備小船，即將貢物撥運起岸，並派員同貢使先行進京。不可因大船難以進口，守候需時，致有耽延也。將此傳諭各督撫知之。”
皇帝的心急火燎一目了然。
經過九個月的行駛，英國使團終於抵達了中國。 1793年7月26日，他們抵達天津大沽口外。兩位中國官員登上了“獅子”號。寒暄過後，他們開門見山地詢問起“貢品”情況：“中國官員對於特使攜帶的禮品更是關心，正式請求先將禮品單送呈皇帝閱覽。這項請求自始至終是中國方面所最關心的問題。所有同使節團沿途接觸過的中國官員以及在廣州同東印度公司代理人方面接觸的中國駐廣東官員無不提出這一個問題，足見他們對攜帶的禮品是如何的重視。”（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並不是他們重視，而是他們知道皇帝心急。
如他們所願，英國人提交了“貢品”名單和詳細的說明。它們被迅速轉交給了皇帝。
英國人到達北京時，皇帝正在承德。他的八十三歲生日將在這裡舉行。皇帝命人將運到北京的英國禮品畫出圖樣，飛馬送到承德供他觀覽。由於一些禮品太大，運輸到承德可能損壞，皇帝特意指示，比較大的八件禮品在北京安裝，其餘那些，隨“貢使”一起運到承德，讓他先睹為快。
皇帝在承德等了幾天，禮品圖樣一直沒有送到，這引來性急的老皇帝一通訓斥：
貢使於十七日到園，距今已有六日。今日本報到來，朕以金簡等必將如何裝飾，及西洋人並首領太監在旁觀看，是否得其安裝方法，大概情形分晰附本報具奏，乃竟無一言奏及，殊為不解！ ……金簡、伊齡阿、徵俱著傳旨申飭……仍著金簡遵照昨降諭旨，逐一開具尺寸清單，一併迅速具奏，勿再遲延幹咎。 （《乾隆上諭檔》）
皇帝對禮品的關注顯然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消息，英國人把這個理解成對英帝國的重視。與此同時，皇帝在使團北上的一路上又下達了大量指示，指示地方官員對英國人給予最高標準的禮遇。這使英國人認為，這意味著中國人充分認識到了英國在世界上的分量。使團很有可能順利完成使命，開闢中英貿易的坦途。
兩個國家彼此的柔情蜜意一直持續到使團到達承德。
就是在這裡，雙方發生了第一次不愉快。原因是中國官員提出，馬戛爾尼覲見皇帝時，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這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使節大吃一驚，他立馬拒絕了這一要求。
誤會從一開始就產生了。英國人採取了祝賀生日的偽裝，而這很容易被中國人理解為稱臣納貢。而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環節，加重了這個誤會。
傳統中國對翻譯的要求不僅僅是“準確”，那些對皇帝心思揣摩得十分透徹的中國翻譯深知怎麼樣才能得到皇帝的歡心。所以在翻譯時，他們往往將外國來文的語氣加工得十分“恭順”。前面提到的那篇皇帝讀後認為情詞極為恭順的“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壽綿長”的呈文，其實原文並不怎麼恭順，翻譯們卻在漢文中添加了“謹呈天朝大人，恭請鈞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壽綿長”等原文中根本沒有的“慣用語”。同樣，英國國書經過中國翻譯加工後，也味道大變。
國書的原文是這樣的：
英王陛下奉天承運，事事以仁慈為懷，踐祚以後，除隨時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進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並在可能範圍內設法促使全人類同受其惠。在這種崇高精神的指導下，英國的軍事威力雖然遠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勝利之後，英王陛下對於戰敗的敵人也在最公平的條件下給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進自己臣民的繁榮幸福外，陛下也曾幾次派遣本國最優秀學者組織遠航旅行，作地理上的發現和探討。此種舉動絕非謀求擴充本國已經足以滿足一切需要的非常廣大的領土，亦非謀求獲取國外財富，甚至並非謀求有益本國臣民的對外商業。陛下志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出產，向落後地方交流技術及生活福利的知識，增進整個人類世界的知識水平。
改頭換面之下，就成瞭如下內容：
咭唎國王熱沃爾日敬奏中國大皇帝萬萬歲。熱沃爾日第三世蒙天主恩，咭唎國大紅毛及佛郎西依拜爾呢雅國王海主恭惟大皇帝萬萬歲，應該坐殿萬萬年。本國知道中國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長把天下的事情、各處的人民時時照管，不但中國的地方，連外國的地方都要保護他，他們又都心裡悅服，內外安寧。各國所有各樣學問各樣技藝，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們，叫他們盡心出力，又能長進生髮、變通精妙。本國早有心要差人來，皆因本境周圍地方俱不平安，耽擱多時。如今把四面的仇敵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處，並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國土，自己的國土也夠了；也不是為貪圖買賣便宜，但為著要見識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處，各處事情物件可以彼此通融，別國的好處我們能得著，我們的好處別國也能行著。恐各處地方我們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從前的想頭要知道，如今蒙天主的恩可辦成了。要把各處禽獸草木土物各件都要知道，要把四方十界的物件各國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是以長想著要將各國的風俗禮法明白了。如今聞得各處只有中國大皇帝管的地方風俗禮法比別處更高，至精至妙，實在是頭一處，各處也都讚美心服的，故此越發想念著來向化輸誠。
翻譯們自作主張，讓英國國王在信中歡呼中國“大皇帝萬萬歲，應該坐殿萬萬年”，又刪去信中英王說他自己“仁慈為懷”，關注臣民與全人類的幸福，及其軍事威力強大，“遠及世界各方”，對戰敗的敵人，“在最公平的條件下，給以同享和平的幸福”等語，反而把這樣內容加在乾隆身上，改寫成英王讚揚乾隆“大皇帝心裡常把天下的事情、各處的人民時時照管”，不論中國人或外國人，大皇帝“恩典”，“都要保護”。
讀了這樣的譯文，能不認為英國人是前來進貢的嗎？
“平等精神”和“等級觀念”，這是英國人和中國人的矛盾焦點所在。在英國人眼裡，他們對中國進行的是一次平等的友好訪問。而在中國人眼裡，國際關係中根本沒有平等二字。凡是到中國來者，都是向中國表達順從。中國人處理國內事務時，以等級制度為原則來獲得秩序。他們處理外交事務時，也依然如此。朝貢體系的核心精神是等級制度，是基於文明不平等而產生的政治不平等。
而馬戛爾尼的頭腦中，文明國家的外交是平等的。英國人是以英國紳士的姿態，挺著腰板來到中國的。航行幾萬里，只為了給中國皇帝磕個頭，這對英國人來說是不可想像的。馬戛爾尼使團的目的是“為了使整個東方向英國開放貿易，並使英中關係建立在條約的基礎上”。那個時代英國人頭腦裡裝著的是歐洲社會流行的啟蒙運動的信念，那就是外交是為經濟利益服務的，而擴大國際貿易對全世界都有益。歐洲人的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可以擴大生產，互通有無，提高就業水平，改善人類整體的福利。在起程之前，馬戛爾尼說過這樣慷慨激昂的話：“要使人類的知識更趨完善，不顧我們天性裡的缺陷去建設一個幸福的社會，這就不光需要我們同中華帝國間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關係。”這是典型的啟蒙時代的話語。
因此，英國人說：“在地球上我們必須渴求的唯一東西是貿易自由。我們比地球上其他商業國家擁有更多的工業、更多的首創精神和更多的資本，除了開拓市場我們別無所求，讓我們忠實地與對手開展競爭吧。”正是在這種信念下，馬戛爾尼被授權向乾隆表述說“大英帝國除了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外別無所求”。 （《中英通使二百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然而，在乾隆時代，這是中國人根本無法理解的觀點。中國人的財富觀是靜態的，他們不相信貿易會增加整個人類的財富。在西方人眼中，利潤是壓倒一切的。而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利潤從來不屑一顧。在中國人眼裡，天朝的尊嚴是至高無上的。英國人不太理解中國人為什麼如此在乎那個三跪九叩之禮，而中國人也實在不能理解英國人為什麼拒絕做這個並不難學會的動作。兩個民族的思維，實在是大相徑庭。
英國人拒絕行禮的消息震動了整個中國朝野。中國朝廷的臉色立刻由晴轉陰。
英國人記述道，他們會見和砷談判覲見禮儀時，遇到了一副陰沉的臉色：“和中堂接見公使的時候坐在正中一個鋪著綢的高椅上，兩旁有四個大臣。”“他們見了我們也不起立，態度冷漠，語氣傲慢專橫。”英國人感覺和砷故意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勢：“為了表示國家的尊嚴，他們似乎決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關於在此之後的爭執的記載，已經汗牛充棟，沒有必要在此羅列。事情的結局眾所周知：因為英國人拒絕行禮，整個中華帝國都極為不悅。最後雙方各退一步，英國人同意單膝跪地，隨眾俯首，中國人也不再勉強他們非要把頭碰在地上。晉見因此勉強得以舉行。
不過從此之後，中國人對英國人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餐桌上的菜少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也不再可口。其他豐富的供給也減量一半，甚至英國人所住的賓館檔次也降低了一格。中國官員的臉色冷淡下去。一切都表明，這個帝國感覺自己受到了侮辱。
但是，不論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都是實力論者。他們都十分清楚，國家的實力主要建立在軍事及物質基礎之上。因此，英國人對於此行還抱有希望。他們認為，皇帝看到那些代表英國國力的禮品後，會改變對英國人的態度。
確實，英國人的倨傲並沒有影響皇帝對英國禮品的關注。
皇帝首先看到的是運到承德的體積較小的禮品，內容如下：
二百匹呢料，兩台大望遠鏡，兩支氣槍，兩支漂亮的獵槍，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嵌銀；二對加長了像步槍的馬槍（可一次連射八發子彈）；兩箱愛爾蘭特產波紋絹，每箱裝七匹；兩箱高級英國手製華貴地毯。還有一大批英國貴族和名人的肖像。
皇帝細細觀看了這些“貢物”，不過略感失望。皇帝期望的是看到“自行人”“機器狗”那樣匪夷所思、巧奪天工的玩具。他並不需要呢料，在他的印像中，英國的呢子除了做帽子外別無用處，而他並不需要那麼多帽子。至於槍械他也應有盡有。老人戀舊，雖然這些英國槍支做工很別緻，但他用不太習慣，況且大生日的舞刀弄槍不太適合，所以他也沒有試用。至於“千里鏡”，在康熙年間就傳到過中國。這兩架大的望遠鏡他看了半天，除了別的望遠鏡是從正面看，這是從旁邊看，似乎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事實上，只有專業人員才能明白赫歇耳望遠鏡與普通望遠鏡的本質區別，而中國並無這樣的人才。英國人在寫禮品清單時，十分強調這架望遠鏡的特殊之處，還特意強調了它是大科學家牛頓所發明。可是英國人的一片苦心白費了。在翻譯時，翻譯圖省事，語焉不詳，而且漏掉了牛頓的名字。
這些東西讓皇帝興趣索然。
真正讓皇帝感興趣的是其中的印刷品，喜歡繪畫的皇帝承認這批畫作確實十分精美。留在圓明園沒有北上的巴羅寫道：“（這批印刷品）主要是英國貴族和名人的肖像。為了易於接受，用黃色的摩洛哥革裝訂成三冊。皇帝對這批肖像極其歡喜，派飛騎來到圓明園，（向英國畫家）索要每一個人的姓名、爵位和官銜，並將其譯成滿文和中文。”
看過之後，皇帝命人把這些貢品擺在澹泊敬誠殿前，供中國百官觀賞。
雖然對這些小件禮品有些失望，不過對於那些留在北京的大件，皇帝還是充滿期待。畢竟，這些東西用了三千人才運到，光安裝調試花了二十多天的時間，其新奇巧妙，應該可想而知。
為了早點見到這批禮品，皇帝取消了每年生日之後都要舉行的狩獵活動，提前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後，皇帝沒有進城，而是直接去圓明園看貢品。因為馬戛爾尼不願在他面前下跪，所以他沒法叫馬氏陪同講解：“皇帝一到圓明園，便前來觀看禮品——這是當時在場的丁維提告訴我們的。他寧願表現出這一合乎情理的好奇姿態，因為他知道馬戛爾尼不會來向他誇耀這些'貢品'。特使只是在第二天才獲悉皇帝參觀的事。”
然而皇帝的反應大出英國人的意料之外。英國人對“天體運行儀”寄予了很大希望。它向中國人立體而清晰地展示了太陽系的全貌。中國人的宇宙觀還停留在天圓地方階段，而英國人已經通過儀器，直觀地告訴了中國人地球是如何圍繞太陽運動的。 “該儀器準確地模仿地球的各種運動，月球繞地球的運行；從儀器上還可看到太陽的軌道，帶四顆衛星的木星，帶光圈及衛星的土星等……它所設計的天體運行情況可適用一千多年。”
然而在翻譯過來的清單中，這個儀器被稱為“天文地理大表”，中國人認為，它是用來測算節氣的。甚至認為它和那種被稱為“八音盒”的音樂裝置類似。
皇帝也沒有興趣弄明白這架奇怪的大表到底是做什麼用的。他關心的是裡面的機關消息是不是與以前見過的鐘錶有什麼不同。然而，據中國匠人匯報，並無新奇之處：據派出學習之西洋人及首領太監、匠役等僉稱，連日留心看得大表內輪齒樞紐運轉之法，並無奇巧，與京師現有鐘錶做法相同。
皇帝因此對它就沒了興趣。
至於地球儀，皇帝更看不上眼。因為這東西康熙的時候就傳到中國來了。寧壽宮、樂壽堂裡的地球儀已經放了上百年了。英國人想要通過地球儀展示的是他們的地理知識和航海成果。 “該地球儀標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遠航所發現的新地方，並畫出所有這些遠征的航海路線。”而這些奇怪的地名和符號，皇帝根本看不懂。況且翻譯也沒有提到什麼新航線的問題，只翻成：“天下萬國四州山河海島，都畫在球內。亦有海洋路道，及畫出紅毛船隻。”
對於那架“地理運轉架”，皇帝和中國官員只注意到了其座架花紋一般，不如宮中舊藏：“地理運轉架一件……座架上裝飾花紋尚不及景福宮儀器精好。”
唯一引起皇帝興趣的是帕克透鏡。英國天文學家在皇帝面前賣力地做著各種示範。他將一塊金屬放在透鏡前面，一會兒工夫，金屬熔化了。皇帝十分驚奇，由此得出了結論：“無論透光鏡或望遠鏡的原料都是玻璃，同一種東西通過歐洲人的技巧而做出不同功能的儀器來。”
這真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不過皇帝並不以為奇。西洋人的長處就在於製造這些淫技奇巧而已，於人生日用並無大的裨益。試想，誰會用這樣笨重的傢伙來點火呢？只有和砷表現出了漫不經心的興趣和一定程度的敏銳。 “和砷用它來點他的煙斗——似乎這個儀器只是個'笨重的打火機'——並提了幾個問題：'是否可以用這透鏡去火攻敵方的城市？陰天時它們如何起作用？'但他並不聽回答。”
帕克透鏡的表演以哄堂大笑結束：“一個冒失的太監伸出手指被燒痛了，匆忙把手縮了回來，這引起了哄堂大笑。示範表演就到此為止。這太可憐了。”
皇帝又看了一眼氣壓計，確定了他的失望。 “他看了一眼氣泵，臨走時冒出這麼一句話：'這些東西只配給兒童玩。'”
在禮品中，英國人最希望中國人重視的是“君王”號的縮小模型，這是一艘裝備著一百一十門大砲的戰列艦，是英國艦隊中最出色的戰船。如英國人所願，皇帝被它吸引了片刻。但是他提的問題卻遇到了翻譯上的困難。
皇帝掃興地走了。不過基於他不同尋常的英明偉大以及他的軍事素養，他後來還是補看了一下英國火砲的演練。不過很不幸，他們沒有用英國砲手。 “來了一名官員，他要求把砲彈即刻送到圓明園去試射。但中國人自以為技術熟練，沒有要用我們的砲手。”
這次沒有英國人目擊的演練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不過從此之後，這些歐洲的最先進的迫擊砲就再也沒有被搬出來用過。總的來說，皇帝認為英國人是一個愛吹牛的民族，開始所稱的極大極好的貢物，只不過是“張大其詞”，很多甚至比不上中國人自製的“精巧高大”。
皇帝總結說：
現今內府所製儀器，精巧高大者，盡有此類……至其所稱奇異之物，只覺視等平常耳。
英國使團還有一樣撒手鐧。這雖然不是什麼高精尖產品，但使團成員幾乎個個認為它會在中國打開銷路，這就是英國馬車。
中國馬車幾千年來一直沒有大的變化。由於車輪是木製的，座位位於輪軸上方，人正好坐在重心上，又沒有彈簧等減震設備，因此乘客飽受顛簸之苦。坐上幾十里路，往往困頓不可言狀。
英國人馬上註意到了這一點。他們發現，甚至皇帝坐的馬車也是一樣的不舒服：“皇帝轎後有一輛二輪馬車，式樣笨重，又無彈簧座位，同中國的普通馬車相差無幾……同英國贈送的舒適、輕便、華麗的馬車比較起來，上下懸殊簡直無法比擬。”（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而中國人乘坐英國馬車的感受也讓他們信心大增。斯當東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