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六節君臣賭局

按理說，王撣望案這樣嚴重的案子發生在眼前，應該足以驚醒皇帝的盛世迷夢。事實是皇帝仍然渾然不覺。越到老年，皇帝越形成一個心理定勢：形勢總是大好的，成績總是主要的，問題總是局部的。他多年經營的江山，是鐵打不破的。雖然乾隆晚年連續爆發多起貪污大案，皇帝仍然認為這些不過是一個指頭的問題，並且經過發現和處理，就已經解決了。 那麼，為什麼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視而不見呢？是他老到昏聵了嗎？不盡然。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老皇帝成了徹頭徹尾的“洞穴人”。 “長期執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種'權力幻覺'……權力成為一個洞穴，而這個權勢人物就成為穴居人。他是自己權力的俘虜。他看到的、聽到的，都是支撐權力的正面信息，負面的信息都作為錯誤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機制，它自動地過濾掉錯誤的信息，輸入正確的信息。在此情況下，這個領袖往往無法正確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無法對自己的力量形成恰當的符合實際的判斷。”（《“倒薩戰爭”與薩達姆的結局》）

中國的專制者極易成為“洞穴人”。因為他周圍聚集著大量以窺測他心思為生的人。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諛言比批評更容易入耳。因此，最高權力所有者很容易被大量的正面信息所洗腦。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見到許多官員在掌握權力之前行為做派都很正常，甚至不乏理智精明，而一旦握了重權，馬上滿面紅光而滿腦糨糊。 乾隆早年對臣下的欺騙伎倆十分警惕，“難眩以偽”。而到了晚年，他的自信心越來越膨脹，喜諛惡直之弱點逐漸暴露。大臣們自然也就窺測風向，報喜不報憂。對專制者來說，從“精明太過”到“顢頇糊塗”，中間並沒有什麼鴻溝，只需要心態稍作轉變。在大量的“正面報導”的包圍下，他對尹壯圖這一激烈的“負面報導”產生無比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公佈尹壯圖奏摺的同時，乾隆連篇累牘，從頭加以反駁：

尹壯圖說天下吏民，多蹙額興嘆。這絕無可能。因為我即位五十五年來，對天下百姓天恩高厚，史無前例。六次普免錢糧，無數次賑濟災民。不惜巨資，修築海塘河工保衛百姓生命安全。 “偏災賑恤，蠲貸頻施，以及修築河工海塘，捍衛民生，所費何止萬萬。而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漕糧二次，為數又不啻數千萬萬，孚惠閭閻，有加無已。朕歷觀史冊，自勝國以溯漢初，僅有漢文帝賜農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為美談，從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愛養黎元，如傷在抱，惟恐一夫不獲，施惠猶以為不足，是以宵旰憂勞，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秩，猶日孜孜，無事無時不以愛民為念，雖底小康，猶怀大惕，從不肯矜言示惠。”大清天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已經達到小康。因此，廣大人民對朝廷是感恩戴德的，絕不會有“蹙額興嘆”之情事。

至於尹壯圖所說的官場腐敗、各地虧空，皇帝認為這也是一葉障目，以偏概全。事實上，如果歷史地、全面地、本質地看，當今這個時代，是歷史上最清廉的時期。不但超越歷代，而且也遠優於皇祖皇父時期：“康熙、雍正年間，雖法度嚴明，吏治整飭，尚不免有明珠、徐乾學、索額圖、噶禮、隆科多、年羹堯諸臣竊權交結，鄂爾泰、田文鏡、李衛亦尚有三家鼎峙之說。”而乾隆年間，懲貪之嚴厲前所未有，各地官員凜如冰淵，絕大多數不敢犯法。即使有一二膽大之徒，也馬上遇到嚴懲：“自朕臨禦以來……其有貪婪不法如王撣望、陳輝祖、國泰、郝碩諸人，一經敗露，無不立寘典刑，天下各督撫當此吏治肅清之際，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潛移，豈敢以身試法！夫各督撫……倘謂藉端賠項派累屬員，則斷斷不敢為此……”

因此，目前大清的形勢是史上最好，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而且還會越來越好，好得不能再好。 那麼，尹壯圖為什麼還要閉著眼睛瞎說呢？ 在上諭中，皇帝公開分析說，尹壯圖此舉出自如下卑鄙動機：他自揣學問才幹均屬平庸，在朝廷不能升為侍郎，外放派不到學政，至於尚書、督撫的職位更難夢想，所以想藉此奏摺顯示才能，或許能僥倖錄用，又可藉盤查為名，沿途進行恐嚇訛詐，希望得到賄賂好處，可以名利兼收，此等居心，豈能逃得了朕的洞察？ 打賭還沒有見出分曉，皇帝先進行一通人身攻擊，其氣急敗壞之心態袒露無遺。 皇帝更趨氣壯地與尹壯圖擺下了擂台，要公開較量一場。然而遊戲規則卻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戳穿“乾隆盛世”的紙糊外衣，辦法很簡單。暗訪一下，形勢立判。

尹壯圖也是這樣想的。 然而皇帝卻不給他這個機會。皇帝明確拒絕了尹氏“密往查訪”的要求，理由是“無此政體”。 其實，老皇帝雖然不願意聽到任何批評之聲，但是他心裡也很清楚，當今天下並非沒有可議之處。尹壯圖所說的吏治廢弛，倉庫虧空，在某些局部也確實存在。此前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他就曾經派阿桂、曹文植等到浙省查辦過府庫虧空案。而云南一省現在虧空100萬兩，這也是乾隆明確掌握的。如果真的派尹壯圖進行暗訪，那麼難保不查出幾處虧空，他的面子往哪裡放！ 皇帝和尹氏的分歧點並不在於虧空的有無，而在於，皇帝認為，這些現像是局部的、可控的，並不影響大清政治的光榮和偉大。皇帝和尹氏打這個賭，就是為了反擊那些惡意唱空大清政局的不和諧聲音。因此，採取點小小手腕，也是必須的。所謂“行大事不拘小節”。

因此，皇帝從大局出發，高屋建瓴地做出了一系列相關決策： 第一，拒絕尹氏“密往查訪”。非但不允許密查，還規定尹壯圖每到一處，朝廷先五百里通知地方官。 第二，在尹氏出發前，發出通諭，給全國官員打一劑預防針，以防大家思維混亂。皇帝在上諭中點明打這個賭的目的，是以尹氏為反面教員，對全國臣民上一次形勢教育課，以為無識之徒戒。皇帝說，令尹氏盤查盤查的結果必然是用事實“服其心”。 “若所盤查倉庫毫無虧缺，則是尹壯圖以捕風捉影之談為沽名釣譽之舉，不但誣地方官以貪污之罪，並將天下億兆民人感戴真誠全為泯沒。而朕五十五年以來子惠元元之實政實心，幾等於暴斂橫徵之世。”尹氏的罪惡，因此會大白於天下。 了解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如此盤查，當然什麼東西也查不出來。在“大是大非”面前，地方官絕不會有半點含糊。因此，尹壯圖還沒有出發，這個賭局事實上勝負已定。

但是，形式還不得不走。皇帝諭旨一下，戶部侍郎慶成就帶著尹壯圖上路了。老皇帝因為生氣而特別刻薄，在諭旨中還特別說明，慶成是因公出差，一切費用國家報銷。尹壯圖是自願前去盤查，自找多事，所以不能給他提供差旅費，一路花費由他自己負責，以示國家大公。 慶成官轎儀仗在前，尹壯圖騎著匹騾子孤零零地跟在後面，第一站來到了山西大同。 “檢查”的結果當然毫無懸念。地方官員領著兩位檢查官，一個個打開糧倉銀庫，一本本打開賬目，果然倉庫銀兩“絲毫並不短少”，所儲糧食“石數亦屆相符”。檢查完畢，地方官領著慶成去看石窟，留下尹壯圖一個人在旅館裡寫匯報材料。 再不知趣的人也知道現在應該怎麼辦。老實倔強的尹壯圖終於學會說謊了。他用極為認真的語氣，詳細匯報了檢查過程以及結果。然後，他無比沉痛地總結說，自己以道聽途說的材料來“冒瀆聖聽”，實在是喪心病狂，“戇愚”之至。經過皇帝的玉音和事實的雙重教育，他深刻認識到自己對大清天下的認識是徹底錯誤的。山西大同一處如此，自然證明全國處處皆然。當今天下府庫充實，自不待言。現在形勢已經明朗，因此就不打算耽誤皇帝的寶貴時間了，“懇即回京治罪”，讓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思來辦別的大事。

按理說，事情到此，皇帝已經達到了目的，此事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皇帝並不滿意。比賽剛剛開始，尹壯圖就應聲倒地，顯然是用假死來逃避打擊。皇帝一定要把尹壯圖拉起來，迫使他繼續打下去，直到打得他真正心服口服，整得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算解氣。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二月初三，皇帝發布上諭，說尹壯圖要求事情就此結束，這是面服心不服，想以“半途而返”的姿態，造成“抗疏錚諫，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他罵尹壯圖此舉“居心巧詐，殆不可問”！皇帝說，尹氏要回京，我偏不讓他回來。因為“一省查無虧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當前赴山東及直隸正定、保定等處”。一定要讓他心服口服後，再定他的罪。 “居心巧詐”這句詈罵一出口，老皇帝積累了多日的邪火噴薄而出，接下來又把尹氏從頭到腳細細罵了一頓。皇帝也真有閒心，他把尹氏幾次的奏摺又讀了一遍，挑出了兩個用詞不當之處，然後說，尹壯圖因為升不了官外放不了學政而怨恨朝廷。其實不是朝廷不想重用他，而是因為他才學實在有限，這樣白字連篇的人，豈能外放學政擔當教育士子的重任？

皇帝還推測說，尹壯圖當初提出要密查，其實主要是想到淮揚一帶敲詐鹽商們。因為那一帶鹽商都是巨富，如果尹氏以欽差大臣的聲威一恫嚇，他們必定會大加賄賂，尹氏就能名利雙收了。 連諷帶刺痛快淋漓地挖苦譏笑尹氏一通後，皇帝大罵道，這類伎倆就是庸主也不會受騙，還想拿來騙他？真是沒長眼睛，活該倒霉！ “若朕燭照所及，情偽周知，小人心術，早已洞見肺肝！” 罵夠了的皇帝突然又想到了一個問題：他怕嚴責之下，尹壯圖畏罪尋死，不能完整地起到反面教員的作用。所以他在上諭中要慶成轉告尹氏，不會殺他的頭，叫他好好活著，配合朝廷：“謬妄之處，固難辭咎，然究系愚昧無知，其罪斷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皇帝大開宏恩，上一次說不能給尹氏報銷出差費，但現在考慮到他是窮書生，帶的盤費大概不會多，如果不夠用，讓慶成在出差費中酌情分一些給他，讓他健健康康地回來，好接受最後的處理。

沒有辦法，尹壯圖只好硬著頭皮，跟著慶成繼續這哭笑不得的“全國大檢查”。 他一邊檢查，皇帝還一邊不停地給他寫信，問他“途中見商民蹙額興嘆狀否？”全國人民的精神狀態到底怎麼樣？大家對大清政權支不支持？ 尹壯圖知道，自己接下來的任務就是用自己的嘴徹底否定自己那道惹事的奏摺。因此，接下來這一路，尹壯圖都忙於絞盡腦汁，撰寫大量考察報告匯報給皇上。 在報告中，他一再奏稱：“目見商民樂業，絕無蹙額興嘆情事。”“經過州縣地方，百姓俱極安帖。隨處體察，毫無興嘆情事。” 在報告中，他用大量篇幅，一次次“如實”報告沿途見聞，熱情歌頌大清王朝的富庶安定，人民的安居樂業： 目擊各省庫項豐，他儲充足，並無絲毫短缺，而往來數千里內復見商賈士民安居樂業，共享昇平，實無地方官滋擾之事。 所過淮、揚、常、鎮，以及蘇州省會，正當新年慶賀之時，溢巷摩肩，攜豚沽酒，童叟怡然自樂，未聞有官吏滋擾之事。 …… “全國大檢查”結束之後，尹壯圖再次上書，表示徹底認罪，“自承虛誑，奏請治罪”。說自己“業已傾心帖服，可否懇恩，即令回京待罪”？ 這些匯報符合皇帝的期望。皇帝帶著大獲全勝的滿足總結處理此案。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初十，乾隆發表長篇上諭，“令慶成帶同赴山西、直隸、山東、江南等省，盤查倉庫，俱無虧短，是尹壯圖逞臆妄言，其罪已無可逭”…… 皇帝總結此案，從頭道來，說尹壯圖原為內閣學士，只是因為雲南沒有大員，皇帝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說他的才幹學問，當閣學已屬僥倖，還想往上爬，“其希榮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見其肺肝”。因此而污衊國家政治，其罪甚大。 不知為什麼，皇帝總覺得這樁罪過雖然“甚大”，卻還是不足以服眾。他百般羅織，力圖把尹氏徹底搞臭。 反复推求之下，皇帝又提出了新的問題：尹壯圖當初由北京丁憂回籍雲南，只應該經過直隸、河南、湖廣、貴州等省，怎麼會經過江、浙、廣西各省？ 皇帝自問自答：自然故意繞道各處，與地方官交往，以便打秋風，必須老實交代。 這個指責皇帝也知道不十分有力，因為畢竟只是推測，沒有人證物證。不過他還有更有力的武器。經過調查，皇帝發現尹壯圖年過70歲的老母仍在故鄉雲南生活。皇帝說，孝道乃人倫之首。作為孔孟之徒，既然你不能將老母接來北京，就應辭職回鄉供養。而尹氏二者都不選擇，一個人在京做官，“乃竟戀職忘親，棄之不顧，尚得謂之人類乎？尹壯圖不但無君，而無親，人倫喪失，豈可忝居朝列，玷辱縉紳？尹壯圖著革職，交與慶成押帶來京，交刑部治罪”。 無君無親，罪過還有比這更大的嗎？ 這麼大的罪，應該如何處理呢？大臣們經過多次商議，按照“挾詐欺公，妄生異議律”（製造假象欺騙政府，故意提出非法建議的罪名），提出應該將尹壯圖判處死刑。 二月初四，乾隆對此案做了終審判決。皇帝做事，向來注意既要達到目的，又要籠絡人心。出人意料地，皇帝採取了打擊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皇帝說，大家對尹壯圖的量刑是十分正確的，尹氏所犯大罪，即便不殺頭，也應該充軍。 但是皇帝特別仁慈，他尹壯圖雖然卑鄙無恥，心懷惡意，但皇帝肚量如海，風格太高，“不妨以謗為規”，無則加勉而已。因此“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內閣侍讀用，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那意思是說，原本是“敵我矛盾”，不過按“內部矛盾”處理。降級使用，從副部級降為司局級。因內閣侍讀並無缺額，尹壯圖被安排為禮部主事。 說來有趣，皇帝此時忘了他把尹壯圖“戀職忘親”列為定罪的重要理由，處理起來居然讓他繼續在京任職，與母親分離。 倒是尹壯圖知趣，一通感激涕零之後，他以侍奉老母為由，申請辭職。辭呈一上，皇帝無法拒絕，只好放他回家。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尹氏領了聖恩，捲了鋪蓋回老家養母去了。 七中國人的“盛世夢” 盛世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夢。生逢盛世，是每一個中國人對時代的最大期望。 所謂盛世，就是內無嚴重的政治腐敗，外無迫在眉睫的敵國外患，社會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飽飯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這樣大規模的盛世出現過三次，即漢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開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這三大盛世，還有過幾個小規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東漢的“光武中興”、隋代的“開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裡的小王朝也取得過不錯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國時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堅，南北朝的劉宋文帝時代，以及五代十國的後周南唐統治下的某個時段。 然而也就僅此而已了。雖然歷代中國人夢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現就是這樣屈指可數，而且持續的時間也不長。 文景之治持續了近40年。事實上，文帝剛剛即位時，天下還相當殘破，真正的盛世出現在景帝時期，並由漢武帝推向高峰。算上武帝前期，漢代治世持續近70年，其中盛世大約30年。 唐代盛世史稱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這兩個階段並不接續。貞觀之治從627年到649年，持續22年，這一階段是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階段，成就並沒有超越前代。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續大約30年。 只有康雍乾盛世持續時間最久，然而從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為止，持續也不到100年。即使從康熙元年（1662年）算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不過130多年。 有人統計過，數千年中國歷史，盛世和治世累計加在一起，不過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著災荒、動亂和腐敗的平世和衰世。 “盛世”這個詞是中國獨有的。漢文化圈以外的史書中，找不出這兩個字。無怪乎中國歷史多災多難，細細掂量，“盛世”這個詞本身就蘊含著無奈和不祥。 “盛”“衰”相對，沒有衰世作為背景，就沒有盛世的美麗和燦爛。 第一，中國歷史上的每個盛世，都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禍亂之世作為前奏。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是文景之治。在這個盛世出現前20年，中國剛結束了秦末戰亂。十餘年的戰亂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 《漢書》中多處提及改朝換代之際各地驚人的人口變化。 《漢書·陳平傳》記載，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萬戶，而劉邦在秦末戰爭中路過這個城市時，發現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戶。 《漢書》還說，在劉邦即位十二年之後，全國統計上來的人口數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考慮到逃亡等因素，歷史學家一般的推斷是秦漢更替過程中的戰亂使中國人口損失了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至於經濟損失，更是慘重。大漢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個王朝都要狼狽。 《漢書·食貨志》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就是說，老百姓沒有一點存糧，連皇帝的馬車都配不齊馬匹，宰相出門都得坐牛車。 中國歷史上最為人艷稱的盛世當然是“貞觀之治”加“開元盛世”。這個盛世的背景一樣是空前慘烈的人口損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624年），隋末的大規模戰亂方才平息。中章章都是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貞觀六年（632年），魏徵描繪戰亂的後遺症時仍說：“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貞觀政要集校》卷2《直言諫爭附》）貞觀十一年（637年），馬周上書時仍然說：“今之戶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續數十年的大屠殺和大破壞。明清易代之際，人口損失至少四千萬，其中直接死於清軍屠城的就高達七百萬。據《揚州十日記》所載，僅揚州一地，焚屍“約計八十萬餘”。一個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變化。 《清史稿·王騭傳》裡記載的王騭在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里，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創痍。自蕩平後，休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餘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趙文林、謝淑君所著《中國人口史》認為真實的數字並沒有這樣極端，有大量逃亡隱匿人口沒有被王騭統計出來。他估計說1626年，四川人口為三百五十六萬。到了三十多年後的1661年，人口還剩下九十五萬。也就是說，損失了四分之三。 極衰之世的大破壞，正是盛世出現的必要條件。中國傳統王朝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壓力，而大戰亂則為新王朝解脫了人口壓力，提供了興起的寬闊舞台。正是隋末戰爭導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拋荒，唐王朝才能實行均田制，給每個男丁發放一頃田地。戰亂導致的自然“土改”，同樣是漢初“招附流亡”、清初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在大動盪過去之後，新王朝只要能保證幾十年內不發生大的政治動亂，那麼並不需要它提出多麼高明的發展策略，只需無為而治，順勢而行，自然就會收穫一個豐盈的經濟自動恢復期。所以說，每一次盛世，都是對前一階段大災難大破壞的一種反彈、一種彌補。 第二，盛世的出現，得益於衰世提供的經驗教訓。 前代統治者倒行逆施的嚴重後果，給看夠了人間悲劇的後代統治集團以極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們，都非常善於從前人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 漢王朝建立之後，整個政治高層都在思考強秦何以暴亡。貞觀之治的出現，更要感謝隋煬帝這個“反面教員”。與此相似，清初的幾代帝王，也無不以晚明弊政作為自己施政之鏡鑑。明代後期帝王以好貨貪利聞名。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百姓剝削過甚。而清人入關之初，立即廢除明末“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鑑於明代教訓，清代統治者所定的賦稅水平為歷代最低，從康熙到乾隆，皇帝們都恪守“永不加賦”原則，怕重蹈晚明覆轍，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後期帝王的懶惰登峰造極，萬曆更是創下二十年不上朝的歷史紀錄。而清代皇帝則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勤政的一個帝王群體，個個未明而起，勤奮不懈。有明一代朋黨之禍最烈，造成嚴重的政治腐敗。而從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續不懈地大力打擊朋黨，使清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朋黨之禍最輕的時代。 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盛世，都是極衰之世付出高昂學費後考出的高分。 當然，付出了極衰之世的代價，並不見得肯定收穫盛世。事實上，盛世出現的條件遠比這個要苛刻。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所有的災難都能由進步來補償，更多的時候，災難換來的只是更大的災難。 司馬炎篡位不久，攻滅吳國，結束三國混戰歷史，晉武帝也成為繼秦始皇、漢高祖、漢光武帝之後，第四個一統全國的帝王。在統一之初，他積極進取，順應民意，減免徭役，一時“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隱隱然出現了“盛世”徵兆。如果他再加一把勁，一個大規模的盛世就會水到渠成。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備漢文帝和唐太宗那樣出眾的素質。晉武帝迅速陷入物質享受之中。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晉貴族文恬武嬉，大肆揮霍，興起了一股中國歷史上聞名的“比富風”。因此不出人們意料，武帝死後不久，西晉便陷入了混亂之中。 因此，盛世出現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中國歷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質超強的君主締造。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眾，二是要自製力超群。深宮之中，婦人之手，培養出這樣的人才並不容易。除去唐太宗算是半個開國之君外，漢文帝、漢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實在是中國帝王中的異數。 事實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強幹還不夠。盛世的出現，都是幾代人的接力努力達到的結果。中國盛世出現的規律是，一個英明強悍的開國帝王為新王朝立定規模，打下基礎。開國帝王去世後，往往會出現一個小小的磨合動盪調整期，再由另一個精明強幹的子孫打開王朝發展的瓶頸期，將王朝推上盛世。漢代劉邦開國，確立了清靜無為的治國思路，但也留下了諸侯分裂的政治隱患。劉邦去世後，出現了呂后、惠帝時期的動盪。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面將“與民休息”的治國方略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打擊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勢力，消除了政治體制上的重大隱患，從而催生出武帝時代的極盛。唐代的盛世，經高祖、太宗開基立業，奠定基礎，再有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短期動盪調整，直到玄宗時才達到高峰。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爾袞和順治打下基礎。而康熙繼位，解決了權臣和三藩這兩個發展的瓶頸問題，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出現一個英明的帝王，在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是小概率事件，而連續幾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獎一樣難得，因此中國歷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難解釋了。 盛世難以出現，更難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結局也是衰世。 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漢武帝前期是漢代統治達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極盛之後，鞭撲天下過甚，很快導致了衰敗。晚年更是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群數百人，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 752年，也就是唐天寶十一年，唐代人口達到頂峰，達5200萬。但八年之後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萬。天寶年間最繁華的地區，從宜陽到武牢500裡，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1000戶人家，“居無盡椽，人無菸爨，蕭條淒慘，獸遊鬼哭”。王朝衰敗之迅速可以想見。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與全面腐敗更是只隔了瞬間。乾隆死前3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從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這些盛世的出現依賴的是人治。中國歷史上的幾大盛世，只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製度性的成就。 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說，“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佈在方案，其人存則其政舉，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幾千年間，中國專制制度的框架和運轉規則沒有根本的突破和進步。統治績效如何，更多地依賴於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沒有內外條件的嚴厲制約，個人的英明與自製無法抵制環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由勞而逸，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與昏聵集於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他們既是輝煌成績的創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禍首。 西方歷史上沒有盛世這個詞，這並不是說其他國家歷史上沒有過輝煌的時代，在西方歷史上，它們往往被稱為“黃金時代”，比如大英帝國的“伊麗莎白時期”。與中國的盛世比起來，西方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則沒有這麼短命。 伊麗莎白時代與乾隆時代有許多巧合。伊麗莎白女王與乾隆同是25歲即位，與乾隆一樣，她也是一位理智又靈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蘭內部因宗教分裂而處於混亂狀態，對外則面臨與法國的戰爭和與蘇格蘭及西班牙的緊張關係。她以高明的妥協策略使英國擺脫了宗教戰爭的陰影，又以靈活的外交與周圍大國周旋，結束了與法國的戰爭，為英國獲得了寶貴的發展時期。 伊麗莎白統治英國45年。她登基時英國還是個貧窮衰弱的二流小國，而當她逝世時，英國已經成為世界頭號海軍大國。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她是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王之一。她的統治期因此在英國歷史上被稱為“伊麗莎白時期”。 與中國的盛世不同的是，“黃金時代”之後，英國並沒有衰敗。 “黃金時代”成了一個國家長久上升的起點，在那之後，英國國勢繼續蒸蒸日上，在隨後的幾百年間一直領先於世界。 原因是英國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隨著制度創新。一部英國政治史就是一部製度演進史，雖然英國社會始終存在種種無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於這種獨特的政治進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衝突都能夠得到及時的化解，英國也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力量。 通過對歷史的回顧，我們會很容易發現，重提“盛世”二字，許多時候已經不合時宜。 第一，中國歷史上，“盛世”兩個字叫得最響的時代，往往問題重重。 一個蒸蒸日上、富於自信的政權並不需要通過自我宣傳來為自己壯膽。相反，在一些有問題的時代，人們卻常常會高唱盛世的調子。 因為“盛世”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有力證明。歷經暴力奪權後，一個政權就需要以“養民”“牧民”的成績來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現，當然是統治成績的最佳證明。 在一個王朝埋頭開拓進取的過程之中，統治者們並不會經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於發現和解決問題。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從來沒有帝王和大臣自誇為盛世。相反，那些底氣不足的統治者卻常把“盛世”掛在嘴邊。宋高宗因動亂而幸得大寶，偷安一隅，大敵在側，卻無心進取。這種治績，無論如何與盛世不沾邊。然而宋高宗卻常常自詡為“中興”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勵下，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鋪天蓋地，應接不暇。他們說皇帝“於皇睿明，運符中興，綿於肅清，乾夷坤寧”。 “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過於堯禹”。他們誇秦檜“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聖賢一出五百歲，開闢以來能幾人”。這些當初精心撰寫的諛詞，今天聽起來只是諷刺。 中國歷史上另一個“盛世”聲音叫得最響的時代是清代。眾所周知，清代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內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詔書中，連篇累牘的內容是宣傳大清政權的“深仁厚澤”。 但是，在整個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響的又是兩個特殊階段，一個是身背篡位惡名的雍正統治時期，另一個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經漸行漸遠之際。康熙時期，對盛世二字並不那麼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後，群臣請上尊號，康熙明智地拒絕了，他說：“賊雖已平，瘡痍未復，君臣宜加修省，卹兵養民，布宜德化，務以廉潔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正是這種難得的清醒，才有了以後一系列正確政策的出台。 第二，“盛世”是循環論的產物，而今天的中國歷史已經擺脫循環。 “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與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多元交錯發展不同，中國歷史是一個封閉的自我線性循環體，其線性發展的規律是一治一亂，一盛一衰。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無陂不平，無往不復”。就是說，凡事發展到頂點後，無不向反方面運動。這確實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運轉規律。 《孟子·滕文公下》中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左傳》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則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無一不證明著中國人治循環規律的牢不可破。在傳統政治中，一個社會如果達到了“盛世”階段，那麼就意味著眼前無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盡量推遲那不可避免的衰敗來臨了。 然而，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身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歷史的發展，已經從自身的一治一亂循環轉向與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國文明的視界，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並不是只有盛極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這一條路可走。 全球化使中國人有機會吸收和借鑒其他人類社會創造的政治文明成果。雖然中國自我運轉的規律仍然在深層次地起作用，但是無論是誰，都已經不希望中國再次回到盛極而衰的舊有軌道。正如梁啟超說： 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為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