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一節張廷玉的過人之處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入仕已47年的老臣張廷玉在漫長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處分。 乾隆十三年九月，“皇家出版社”文穎館修成了皇帝的《御製詩集》，進呈御覽。皇帝翻閱一遍，發現了幾處錯別字，勃然大怒，遂命將大學士、文穎館總裁官張廷玉等三人“交部議處”。這是張廷玉有生以來第一次被“議處”，雖然處分不重，已足使他驚心。 這一年冬至那一天，翰林院按慣例，為去世不久的孝賢皇后寫祭文，文中用了“泉台”二字。尚未從喪妻之痛中解脫出來的皇帝又吹毛求疵，認為這兩個字不夠“尊貴”，用於常人尚可，“豈可加之皇后之尊”，以大學士張廷玉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員以“全不留心檢點，草率塞責，殊失敬理之義”的罪名，罰俸一年。此詔一下，張廷玉更是心膽欲碎。

張廷玉本來是中國歷史上最幸運的大臣之一。 雖然高處不勝寒，但張廷玉卻有本事在政治中樞這一高危區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走出一波驚人漫長的大牛曲線，成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張廷玉，安徽桐城人。他出身書香門第，29歲高中進士，並被點為翰林。 33歲那年，他獲得了一次與康熙交談的機會，給皇帝留下了極為良好的印象，康熙認為他持重得體，遂“奉旨侍值南書房”，成為皇帝貼身低等小秘書。由於服務出色，45歲時升為副部級的禮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見他“氣度端凝，應對明晰”，迅速升他為禮部尚書，參與機密。雍正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難伺候的皇帝，對科舉出身的漢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對他卻一見如故，欣賞至極。不論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諭旨均由他繕寫。雍正與他君臣相得十三年，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分離。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張廷玉生了一段時間病，病好後進宮，雍正說：“我前兩天對近侍們說，我連日臂痛，你們知道嗎？他們驚問其故。我說，大學士張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這不就是我臂痛嗎？”此事傳開，成為一時佳話。雍正末年，張廷玉回家省親，皇帝寫信給他說：“朕即位十一年來，朝廷之上近親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沒有分離過。我和你義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餘，未免每每思念。”（《張廷玉年譜》）

雍正累次升遷張廷玉為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兼管吏戶兩部，權傾朝野。為了表達對張廷玉的欣賞，雍正特別立下遺囑，要以最信任的兩位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在身後配享太廟，也就是死後與他一起到陰間做伴。這是一項極高的政治榮譽，整個清朝二百餘年，他是唯一享受到這個待遇的漢人。 乾隆即位後，對這位三朝老臣更是優禮備至，繼續奉為漢臣之首。他平時和張廷玉說話，從來都是和顏悅色。張廷玉上朝時，皇帝從來不忘提醒身邊太監上前攙扶，生怕老人家有什麼閃失。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張廷玉為三等伯爵，開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謂至渥。在此之後，屢有獎勵。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賜詩給他，詩中有云：“喉舌專司歷有年，兩朝望重志逾堅。魏公令德光閭里，山甫柔嘉耀簡編。”另一首詩中更說：“潞國晚年尤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把他比作周宣王時的賢臣仲山甫，後世名臣文彥博與呂端，足見尊重之至意。漢大臣中，張廷玉的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稱空前。

在傳統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別是位高權重的近臣，絕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 由於專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權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和防範心理。這就決定了君臣關係、尤其是君相關係的脆弱性和暫時性。俗話說，“伴君如伴虎”。確實，生活在專制政治的高層，處處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機。一個人想始終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難上加難。 中國歷史上那些聲名顯赫的文臣武將，大多數下場不佳。特別是曾經居大位、享大名者，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完滿收場的。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則亡，韓信功成被滅，周亞夫絕食以終，岳飛血灑風波亭，于謙上了斷頭台，袁崇煥則慘遭凌遲。以魏徵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懷疑有結黨之嫌，死後更是被唐太宗“親僕其碑”。以寇準之功績，一生的結局卻是罷相遭貶，死在謫戍的路上。雖然許多君主為了讓臣下放心，向他們頒賜鐵券，但最終還是沒有幾個人逃得過猛虎之口。即以清代而論，清代中前期的幾位權傾朝野的權臣，其中除了明珠屬於善終外，其餘都死於非命：鰲拜、年羹堯、和砷都被勒令自盡，索額圖於拘禁地餓死，隆科多死於監獄。事實上，清以前的幾千年曆史中，立有巨大功勳而得到善終的，只有郭子儀一人。後來的名臣曾國藩對此體認極深，他說：“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立不世之勳而終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陽一人而已”。這就說明，君主與權臣之間這種潛在的緊張是專制制度的本質使然，並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截至乾隆十三年前，張廷玉在政治最高層一直穩如泰山，四十多年從沒有犯過任何錯誤，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不能不說，這個人身上確有過人之處。 首先，張廷玉有過人的才華。張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值南書房，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錶現了出色的秘書天才。雍正即位之初，屢有詔命，皇帝“口授大意，（張廷玉）或於御前伏地以書，或隔簾授幾，稿就即呈御覽。每日不下十數次，皆稱旨”。每次雍正口述後不過片刻，張廷玉即可擬就，每日十數次從未出過差錯，其文思之敏捷實非常人所及。 其次，張廷玉辦事非常勤勉，為皇帝服務不惜心力。史載他晚上退朝後還要點雙燭治事，即使已經就寢，還經常在枕上思索所擬之文，或覺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縝密，記憶力極強，能將各部院大臣、全國疆吏的出身、經歷，以及各司員府縣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貫絲毫不差地說出來，就像一個活檔案庫。對其辦事能力，雍正帝曾這樣稱讚：“爾一日所辦，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懷園語》卷一）

當然，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則與才華無關。 張廷玉是康熙時期的大學士張英的兒子，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優越之處。張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為“縝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賞，被提拔為一朝“宰輔”，在政治高層數十年如魚得水。為了讓張廷玉繼續光大家門，張英言傳身教，傳授給他大量做官的獨門心法，所以剛剛進入仕途的張廷玉就將成熟老練的風姿展現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別注意，年紀輕輕，卻已深通“為臣之道”與“保身之術”。 熟讀經史而又得到父親獨門秘傳的張廷玉早就認識到，為臣之道不外兩個重點：一方面要能從君主那裡成功地獵取功名富貴，另一方面又要不為皇帝這只猛虎所傷。 這就好比火中取栗，實在是一個高難度動作。

張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備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為進，以無求為求，以無私來營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他為官數十年，處處事事都從皇帝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和判斷，從不露骨主動地為自己牟取私利。朝廷上下公認他為人淡泊寧靜，氣質和平。乾隆皇帝誇獎他“風度如九齡”。他平日生活無聲色之嗜，辦事出於公心，從來沒有貪瀆指控。他做主考官時，有人欲通關節，以微詞試探，他賦詩以辭道：“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幕夜看。” 當然，越是這樣皇帝越不會讓他吃虧。因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後多次對他進行賞賜，賜銀動輒上萬兩，還給了一所當舖，讓他補貼生活。因為他從不主動為自己的親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對於他的子弟親戚的仕進也多有照顧。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謙退，皇帝每有獎賞，他必盡力遜讓。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長子張若靄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張廷玉聞知“驚懼失措”，立刻面見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舉很盛，請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張廷玉說，“天下人才眾多，三年大比，莫不望為鼎甲，官宦之子不應佔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為感動，經他懇請，特將張若靄改為二甲一名，並把此事前後情由在諭旨中加以公佈，表揚張氏的公忠體國。 （《張廷玉年譜》）

除了以上這些原因，張廷玉身上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柔”與“順”。 張廷玉對歷代大臣得禍之由深有研究。他認為，做高級大臣最忌諱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性格過於剛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們不講方式方法地與天子作對，下場當然悲慘。 二是做事過於講原則，比如岳飛。他只從國家民族角度去考慮問題，卻不顧及帝王個人心理隱私，以社會正義去挑戰帝王的一己之私，終至非死不可。 三是權力過大，不知謹慎。歷史上倒霉的權臣多是由此。皇帝與大臣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性格氣質思維方式及個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與皇帝意見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積隙成仇。 第四點則比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於大臣們因為“好名”而獲罪。專制主義發展到清代，連儒學的人格追求，也成了專制極度擴張的妨礙。原因很簡單。儒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統治術上大有創新。他們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他說：“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上與皇帝意見不同。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給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雍正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尋故將其抓入大牢。 （郭成康《政治衝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

張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錯誤。他的政治信條是絕不要因為政治思路的差異而與君主產生衝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書。不做思想者，只做執行人。 張廷玉有一句名言，叫“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他一生為人，謹慎小心，緘默持重。這一特點直接遺傳自父親張英。 《清史稿》稱“英性和易，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所居無赫赫名”。專制政治是充滿風險的絞肉機，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每天退朝回到家裡，張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細細梳理一遍，看看有沒有說錯的話、做錯的事。他從不留片稿於私室，也不讓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為官多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雍正對他極為信任，人事決策多向他諮詢，他卻從來不會透漏任何一絲風聲。他以皇帝之心為心，以皇帝之意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張揚。許多人經他推薦而受重用，卻終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在雍正這樣一隻“喜怒不定”的猛虎身邊，張廷玉恰如一個走鋼絲的演員，全神貫注，始終緊張，沒有一分鐘鬆懈過。

他襄贊雍正十三年，幾乎雍正朝的每一項重要決策他都參與過。但是《清史稿》的列傳提及他的功績卻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議對守節十五年婦女加以表彰之類。對此，他的學生汪由敦有這樣的解釋。他說張廷玉主掌樞府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經常與皇帝造膝密談，一商量就是很長時間。至於他所籌劃者，我們卻舉不出一件事可以具體歸到他名下，他為國操勞一生，卻沒有留下什麼明顯的記載”。他又說：“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安樂……張氏從容坐而論道，享極盛之世……那麼張氏的縝密周詳，略可想見也。”（《張廷玉墓誌銘》）那意思就是說，雍正以來的治績，多賴張廷玉的襄助。皇帝的軍功章裡，沒有張廷玉的一半，也有張廷玉的一塊。只不過張氏自己不提而已，這正可見張氏的縝密周詳。 從康熙開始，三代皇帝都對他這點極為讚賞。乾隆描寫他這一特點時說：“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