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一節政治改革的犧牲品
康熙皇帝“有福之人”四個字的評價應驗得很快。在康熙說完這句話的第二年，乾隆生母鈕祜祿氏就因為雍正即位而被封為熹妃，後來又晉為熹貴妃。乾隆即位之後，她又成了太后，尊號為“孝聖憲皇后”。
更令她感覺有福氣的是兒子乾隆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他對母親感情深摯，發自天性。登基之後，國務繁忙，他仍堅持像以前那樣“三天問安，五天侍膳，對母親的生活起居，關懷備至”。 （《乾隆帝及其時代》）
剛剛登上帝位的乾隆平時生活中十分注意節儉，甚至拒絕臣子過年過節給自己進獻貢品。但每一次母親過生日，他都大操大辦，絕不心疼錢。特別是乾隆六年（1741年），太后五十歲整生日，皇帝效法康熙五十大壽時的做法，在太后由圓明園返回宮中那天，組織許多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在路邊“瞻仰跪接”，一天下來，僅賞賜這些跪接之人，就花了銀子十萬兩、綢緞七萬多匹。至於六十大壽及以後的整生日，為了討太后的歡心，乾隆更是花錢如流水，極盡鋪張之能事。 （《清高宗實錄》）
老太太身體硬朗，喜歡活動。乾隆每次出巡，都要帶上老太太一起觀光，叫作“奉太后安輿出巡”。老太太也“樂此不疲，不管年齡已大，路途遙遠，總是高高興興地出外旅遊。一路上供應侍候，自然十分周到、殷勤，但風塵僕僕比在宮中園中無事靜養，總要辛苦得多。也許正因為她不喜歡宮廷中寂寞刻板的生活節奏，她寧願跟著兒子到處奔走，遊山玩水”。 （《乾隆帝及其時代》）乾隆“純孝”之名，赫然史冊。
但有一點，乾隆從來沒有掉以輕心，那就是絕不許太后稍稍碰一下他的權柄。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他即位後的第三天，他就發出一道諭旨，告誡宮中太監宮女：
凡國家政事，關係重大，不許聞風妄行傳說，恐皇太后聞之心煩。皇太后仁慈，撫愛朕躬，聖心切至，凡有所知，母子之間，豈有不告之理？但朕與諸王大臣所辦政務，外人何由而知？其應奏聞母后者，早已奏聞矣。宮禁之中，凡有外言，不過太監等。得之市井傳聞，多有舛誤。設或妄傳至皇太后前，向朕說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違，關係甚鉅，重勞皇太后聖心，於事無益。爾等嚴行傳諭，嗣後凡外間閒話，無故向內廷傳說者，即為背法之人，終難逃朕之覺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陳福、張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專責，並令知之。 （《清高宗實錄》）
說明白點，就是要讓太后與政治絕緣，清除她干預朝政的任何可能。
事實證明皇帝是有先見之明的。雖然已經採取了預防措施，但不愉快仍然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后在和乾隆聊天時提到，順天府東面有座廟宇很靈驗，不過年久失修，已經快要倒塌，要乾隆撥點錢修修。乾隆聞聽，當即滿面笑容地應承下來。但是轉過臉來，他就降下嚴旨，嚴厲斥責太后身邊的太監張保和陳福：“張保糊塗不知事務，陳福隨侍聖祖多年，理合深知體統，幾曾見寧壽宮太后當日令聖祖修蓋多少廟宇？朕禮隆養尊，宮闈以內事務，一切仰承懿旨，豈有以順從蓋廟修寺為盡孝之理？”雖然看在太后的面子上對他們不予嚴懲，但聲明下不為例：“嗣後如遇此等事務，陳福等不行奏止，輕意舉動，多生事端，朕斷不輕恕。”（《清高宗實錄》）
這道嚴旨，表面上是頒給太監的，實際上是說給太后的。聰明的老太太從此長了記性，再也不敢做任何有違祖宗法度的事了，乾隆朝的母子關係得以以“母慈子孝”的理想境界完美結局。
不是乾隆對母親過於苛刻，而是少年老成的他深知防微杜漸的重要性。從第一個專權的太后呂雉到乾隆皇帝的祖奶奶孝莊皇后，歷史上母后專權和外戚亂政之事幾乎每代都有。千里之堤，毀於蟻穴；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乾隆很清楚，太后也許本身並沒有乾政之心，但是如果開啟了太后影響國政的先例，必然就會有很多人伺機而入。自己“隆養”太后，尊禮倍加，也很可能使得太后的親戚們趾高氣揚，胡作非為。一旦太后和外戚形成一定的政治勢力，那時候再想處理，難度就大了。
貫穿乾隆政治生涯的第一條原則是大權獨攬。他說：“蓋權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專制權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剝削天下的權力，其自私性決定了它終日處於被覬覦和窺伺之中。 “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無不對這一權力垂涎不已。因此專制權力的性質天生是高壓的、排他的、敵視一切異己力量的，它必須建立在嚴格的等級秩序之上。如果統治者能牢牢掌握權柄，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說，保持權力鏈上嚴格的分享順序，天下才能長治久安。一旦把不住印把子，最高權力被侵奪或者分裂，利益分享次序出現混亂，那麼國家必然陷入無序，各種勢力殺成一團。換句話，如果一塊肥肉被頭狼緊緊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靜的，每條狼都會按地位高低依次進食。相反，如果頭狼不夠強壯，咬得不夠緊，那麼狼群必然會炸了窩。
所以專制政治的第一條要求是統治者必須“咬緊肥肉”，大權獨攬，有效消滅任何反對勢力和權力覬覦者。
要真正做到大權獨攬，談何容易。在中國歷史上，由於皇帝年齡過小或者過老、個人能力不足、身體狀況異常、對某些政治勢力過於信任，導致皇權被盜用、“太阿倒持”、天下大亂的狀況，豈止出現過千百次。
為了做到大權獨攬，乾隆採取了所有能夠採取的措施。
除了母親和外戚之外，皇族也是皇帝必須防範的重點。歷代以來，皇族都是最容易左右朝綱，也是最容易引發政治戰爭的敏感人物。這一弊端清代尤甚。清王朝的崛起過程中，最倚重的就是家族力量。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和兒子在為皇帝打天下的過程中爭相賣命，也形成了親貴手握重權的政治傳統。愛新覺羅氏皇室宗族內部幾乎每一代都有激烈的鬥爭，嚴重影響政治穩定。在關外有努爾哈赤和舒爾哈齊、褚英的兄弟父子之間的火併，有皇太極與四大貝勒的衝突。進關後，則有順治與多爾袞之間的鬥爭，雍正與兄弟們的相互殘殺。
剛剛登上皇位，乾隆就做出一個長遠的決定，徹底改變清王朝的貴族政治傳統，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
乾隆兄弟十人，登基之時，大部分已經早逝，只剩下弘晝和弘曕兩個弟弟。
前文已經提到，乾隆與弘晝年齡相同，二人從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師讀書，手足之情甚篤。乾隆曾說：“（弘晝）與吾自孩提以至於今，且孺且耽，恰恰如也。”（《樂善堂全集定本》）弘晝也說：“同氣之歡，豈語言文字所能盡載乎？”（《樂善堂文鈔序》）在弘曆被康熙帶入宮中的那半年，兩兄弟彼此思念，“跡雖兩地，心則相通”，可見感情之深。
但一旦乾隆登上了皇位，兄弟關係馬上發生了變化。君臣之分壓倒了兄弟之情，提防之意壓倒了親愛之心。和想做“孝子”的願望一樣強烈，乾隆希望他以一個仁愛的“皇帝哥哥”的形像被載入史冊，但是，這一點並不容易做到。
乾隆平日對兩個弟弟在金錢、爵位上絕不吝嗇，日常交往中也和藹有加，“上即位後，優待和、果二王（即弘晝、弘曕），每陪膳賜宴，賦詩飲酒，殆無虛日”，一副寬厚仁慈的兄長風度。但是政治權力，絲毫不讓他們染指，並且經常提醒他們不要干政：“時加訓迪，不許干預政事，保全名譽。”（《嘯亭雜錄》）
在帝王家中，“兄弟怡怡”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天潢貴冑身上往往都有許多天生的毛病，容易觸犯森嚴的禮法。對於自己一起同吃同住同玩耍的哥哥一下子成了遙不可攀的“上位”，弘晝一時半會兒不太習慣。有一次，皇帝命他在宮中給八旗子弟監考，考試開始了，皇帝坐在那裡遲遲不退席。弘晝大大咧咧地請皇帝回宮吃飯，說這裡有我就行了。皇帝怕八旗子弟們頑劣膽大，有人敢打小抄，所以點了點頭，但還是坐在那裡想再觀察一會兒。弘晝見他的話不起作用，不高興了，對皇帝發脾氣說：“你難道連我也不相信，怕我被他們買通了嗎？”
兄弟之間說這樣的話，在今天看來十分正常。但是在專制時代，對皇帝這樣說話卻已經是大逆不道。涵養極好的皇帝聽了這話，一言不發，退朝而去。
皇帝走了，弘晝才明白過味兒來，知道自己犯了大錯。第二天，他前去向皇帝請罪。乾隆對他說：“昨天，如果我答復一句，雙方頂撞起來，你就該粉身碎骨了。你的話雖然不好聽，但我知道你內心友愛，故而原諒了你，今後要謹慎，不要再說這種話了。”弘晝這才知道自己逃過了一劫，不免冷汗直流。 （《乾隆帝及其時代》）
作為前皇子現皇弟，弘晝性格驕亢，盛氣凌人。有一次，他和軍機大臣訥親鬧意見，竟然拔拳當眾毆打訥親。乾隆深知弘晝性格中的缺點，所以他不斷借事加以敲打，以防微杜漸，使他認清君臣名分，以免犯更大的錯誤。一次，弘晝與弘曕到宮中給太后請安，母子閒聊之際，一不小心，跪在了太后寶座旁邊的藤蓆上。這件小事卻犯了皇帝的大忌，因為這個藤蓆是乾隆平日跪坐的地方。乾隆責備他們“儀節僭妄”，“於皇太后前跪坐無狀”。因為這一點點小事，弘晝就被罰俸三年。 （《清高宗實錄》）
生為御弟，在專制時代表面上榮幸，實際上卻是天生不可觸摸政治權力的“政治賤民”。他們雖然精力充沛，不乏才幹，一生的任務卻只有“混吃等死”。弘晝經此挫折，對政治畏如猛虎，以青春盛年，在王府中終日無所事事，醉生夢死，逐漸心理變態。他常玩一種特殊的遊戲，即演習自己的喪事。他高坐院中假扮死人，由王府的護衛侍從等陳設好各種冥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則一邊吃著供品，一邊觀賞家人侍從的哭相，以此為娛，玩到六十多歲老死，算是落得個善終。
另一個幼弟弘曕就不這麼幸運了。乾隆即位時，這個弟弟年僅兩歲。對於這個幼小的弟弟，乾隆很是關照。果親王允禮家產豐厚但沒有後人，皇帝特意令弘曕出繼，以繼承他的財產。但自幼嬌生慣養的弘曕性格缺陷很多，特別是他的任性貪財，屢為乾隆所不喜。因為那次給太后請安跪錯了地方，弘曕被皇帝諸過併罰，革去親王，降為貝勒，並解去了一切差事，永遠停俸。弘曕經過如此挫辱，心生抑鬱，居然因此身患重病，很快不治身亡，年僅三十二歲。 （《清高宗實錄》）
對兄弟都如此嚴峻，對其他皇族，皇帝當然更不假辭色。雍正剛剛去世時，乾隆遵奉遺命，以自己的叔父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為顧命大臣，組成御前臨時機構“總理事務處”。結束居喪期後，乾隆撤掉了這一臨時機構，恢復軍機處，以鄂爾泰、張廷玉等人為軍機大臣，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卻被排除在外，從此形成了親王宗室不入軍機處的製度，自此歷經乾、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直到慈禧時期才被打破。
皇室貴族對乾隆的印象本來極好，因為他為雍正政敵恢復名譽的做法輕易贏得了整個皇族的支持。但突然中斷親貴干政的傳統，卻讓他們認為新皇帝比老皇帝更為薄情。從努爾哈赤時期起，親貴們已經習慣手握重權，如今突然讓他們無所事事，不免要說說怪話，發發牢騷。
康熙時的廢太子之子弘皙及其平輩的幾個叔伯兄弟，經常來到賦閒家居的莊親王家，談論朝政，發洩不滿。耳目眾多的乾隆很快捕捉到了這一消息。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後，他決定提前加以打擊，以防他們釀成大患。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他宣布以“結黨營私，行動詭秘”為由革去莊親王的親王雙俸。前太子之子弘皙被革去親王，永遠軟禁，罪名之一是“胸中自以是舊日東宮嫡子，居心甚不可問，即如本月八日，遇皇帝誕辰，制一鵝黃肩輿進呈，似欲待皇上不要，自己留用”；罪名之二是他曾經找人算命，算當今皇帝能活到多大歲數。其他幾個叔伯兄弟，也分別受到圈革處罰。 （《清高宗實錄》《乾隆朝起居注》）此舉徹底熄滅了皇族對皇帝的反抗之心。
為了徹底貫徹禁止親貴干政的原則，乾隆不光犧牲過親情，也付出過友誼的代價。
青年時代的乾隆有一個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在學生時代最好的同學，叫作福彭。此人是曹雪芹的親表哥，也就是北靜王水溶的原型，是清初八家鐵帽子王之一岳託的後代，世襲平郡王。
此人髫年早慧，聰明絕頂，很小的時候就被康熙所喜歡，帶入宮中讀書。對於皇孫來說，這都是異常恩遇，何況其他普通王孫。弘曆上學之時，他又被雍正選中，做了皇子的同學。雍正對他極為欣賞，雍正十一年（1733年）年僅25歲時，福彭就被任命為“在辦理軍機處行走”，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軍機大臣。當時清軍與準噶爾蒙古作戰大敗，急需一位大將去收拾殘局。滿朝文武雍正都沒看上，偏偏看上了25歲的福彭，命他為定邊大將軍，馳往邊關。此人之才，可見一斑。
英雄相惜。同窗六年，弘曆與這位同學關係極好，稱他為“知音”。年青時代，他寫過許多詩文，表達對這位同學的讚賞、欽佩和想念。說他“年雖少而器識深沉”，“與言政事，則若貫驪珠而析鴻毛”。
乾隆繼位之後，立即召福彭回京，協辦總理事務處。看來，皇帝非常賞識和倚重這位老同學，他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但隨著皇帝下定決心剷除宗室干政的舊習，福彭的命運也就被意外地決定了。後來他只管理過正黃旗、正白旗事務，一直不曾大用。
作為一個男子，在傳統社會，獻身政治是最光榮的追求。但福彭卻成為他最好的朋友政治改革的犧牲品，斷送了一生的政治前程。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福彭在鬱鬱寡歡中病逝，年僅40歲。皇帝諭旨稱：“平郡王宣力有年，恪勤素著。今聞患病薨逝，朕心深為軫悼。特遣大阿哥攜茶酒往奠，並輟朝二日。”（《清高宗實錄》）
對於一個郡王來說，這是特殊的禮遇，說明皇帝對這位昔日同學心中存有一絲難言的內疚。
在中國歷史上，乾隆也是防範太監干政最成功的皇帝之一。太監是最容易破壞政治秩序的特殊群體，尤以漢代、唐代、明代為甚。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一日，剛剛登上皇位兩個月的乾隆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敲打太監。他發布上諭，提及雍正時期，一些太監不遵守既定禮制，妄自尊大。他舉例說，雍正駕前的四品太監蘇培盛，“以前在朕弟兄面前，或半跪請安，或執手問詢，甚至與莊親王並坐接談，毫無禮節”，“前朕與和親王等在九州清宴瞻禮時，值蘇培盛等在彼飲食，伊等不但不行迴避，且複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貪其口腹，與之同餐者。朕躬後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復在九州清宴用飯。”
乾隆在這道上諭中嚴厲地說：“太監等乃鄉野愚民，至微極賤，得入宮闈，叨賜品秩，已屬非分隆恩……爾等當自揣分量，敬謹小心，常懷畏懼，庶幾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嗣後爾太監等各自凜遵制度，恪守名分……尋常以公事接見王公大臣時，禮貌必恭，言語必謹，不可稍涉驕縱，以失尊卑大體。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許被詈之人，即行重責。至接奉內廷阿哥等事件，必當莊重敬謹，不可曲意順從。”（《清高宗實錄》）
清朝初期，宮廷典制並不完備，為有效管理太監，乾隆總結了積累近百年的管理經驗，下令編纂“宮廷法典”——《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宮史》。除了詳細規定太監的等級、職掌和待遇外，還對太監的管理及處分做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根據這個條例規定：太監口角斗毆、酗酒鬧事、聚眾賭博以及不慎火燭、大聲喧嘩、貪睡誤班、失誤損物直至請假逾期、當班遲到，都要被體罰重責，從二十板到六十板不等。太監稍有小錯，經常被打得血肉模糊。
雖然天生重感情的乾隆也與許多太監建立了不錯的個人關係，但是太監一旦犯錯，他決不寬假。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他在更換夏衣時，由於太監未曾認真檢查，被藏在袖口處的一根縫衣針劃了一下手臂，於是龍顏大怒，立將太監張玉、蔡勳枷號一個月、鞭一百，刑滿之後罰做苦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一個夜晚，皇帝在睡夢中醒來詢問時刻，發現在寢宮內值夜坐更的小太監常寧、霍集撒徠由於困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將他們拖出去重責四十板。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
對於太監干政的苗頭，乾隆打擊起來更是毫不手軟。乾隆三十九（1774年）年，奏事處太監高雲從向當朝大臣們洩露了職官任免檔案，乾隆皇帝異常震怒，牽涉此案的大學士於敏中、軍機大臣舒赫德、尚書蔡新、總管內務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嚴厲申斥，左都御史觀保，侍郎蔣賜棨、吳壇受到了革職處分，而太監高雲從則立即被處斬。
由於時刻提防，堅持不懈，所以終乾隆朝六十年，太監們始終沒有對皇權構成任何干擾和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