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三節轉變帝國的航向
儘管對“孝子”的角色表演盡心盡力，乾隆對雍正的真實感情卻十分可疑。
從很小的時候起，乾隆就對這個嚴厲苛刻的父親絕少親近之感。在乾隆漫長的一生中，他最尊敬也最常提起的男性親人是祖父康熙。對共同生活了25年的雍正，乾隆很少提起，偶爾提到，也口氣平淡。
康熙和雍正氣質性格迥然不同。祖父康熙在中國歷代皇帝中以“人情味濃”聞名。他為人真誠坦率，待人和藹可親，處事寬厚大度。小弘曆從見到他的第一面開始就產生了莫大的親切感和信任感。而對自己的父親，他感受更多的是恐懼。因為父親雍正的個性與祖父幾乎截然相反。
經常有人說：“歷史是最公正的。”其實，歷史通常不很公正。許多歷史人物，僅僅因為其個性上的某些缺陷而承受後世無窮無盡的惡評。雍正皇帝就是典型代表。
雍正統治的13年，是大清王朝發展史上一個十分關鍵的時段。康熙晚年諸事寬縱，且為太子之事耗盡心血，國家政務幾近廢弛，腐敗貪污蔓延，亂象層出不窮。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位之君是一個性格軟弱之人，大清必然迅速墮入亂世。歷史上已經有過無數的先例。幸運的是，康熙選擇了雍正。出於對大清王朝的責任感，也基於眼裡揉不得沙子的剛介個性，雍正向他反感的種種現象舉起了屠刀，解決了大清王朝政治深層的一些問題。
歷史上沒有哪位皇帝像雍正一樣委屈：他為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拼命工作13年，結果換來的卻是幾乎所有社會階層的反感。雖然為了政治需要，雍正也會壓抑自己的本性，對某些心腹大臣們極表親熱關懷，然而他生硬做作的表演很難真的打動人。終雍正一朝，雖然大臣們對他唯命是從，卻很少有人從內心裡愛戴這個“喜怒不定”的主子。
引起大家反感的原因有三：第一，他刻薄的個性讓人不敢親近；第二，他繼位之後對自己手足兄弟和心腹大臣的薄情殘忍，讓所有人觸目驚心；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為政過於嚴猛。凡事過猶不及，雖然他一系列酷烈的政治措施鞏固了大清王朝的基礎，卻也得罪了幾乎社會的所有階層：他對官員們過於嚴厲，在反貪過程中，對所有貪污侵占行為都不寬容，動不動就抄家罰銀，使無數官員傾家蕩產，獲得了“抄家皇帝”的惡名。他對老百姓同樣嚴厲，相信嚴刑峻法是改善社會治安的最佳途徑，宣稱“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婦人之仁，弛三尺之法”。 （《大義覺迷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時間大清天下獄案四起，酷刑濫施，輕罪時被重治，冤枉入獄之人也為數不少。他為政剛猛，一往無前，屢有興革。有些改革，比如養廉銀製度，效果良好。也有一些興革措施在執行中走了樣，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深肖父親的兒子往往對自己的父親深惡痛絕。青少年時代的乾隆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性格深處與父親的共同點，他只意識到了自己內心深處對父親的深刻反感。在懂事之後，弘曆一直在為父親惋惜，惋惜他吃力不討好，不會做人。他相信，自己當皇帝，絕不會像父親這樣偏執愚蠢。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個神奇的八字，乾隆皇帝一生的運勢確實極佳。他不但在最佳年齡登上了帝位，而且所繼承的基業又令所有皇帝羨慕：經過康熙和雍正73年的治理，大清天下國泰民安，一派昇平之象。正所謂“國家繼緒百年，累洽重熙，至於今日，可謂承平無事”。政治清明，八方無警。內無起義和災荒，外無戰爭和威脅，乾隆的帝位，可謂磐石之安。
歷史留給乾隆的任務，就是“繼父祖之餘烈”，把大清盛世推上最高點。
他有這個能力，更有這個雄心。
乾隆所受的教育在大清開國以來的歷代皇帝當中，是最完整、最系統、最嚴格的。雍正對皇子們的教育抓得很緊，從6歲到25歲，弘曆在書房中整整度過了19年的光陰，每天的學習時間長達10個小時。他天資聰穎，與弟弟弘晝同時開蒙讀書，卻處處勝過弟弟。每次背書，他都過目不忘，弟弟卻遲遲背不下來，先生不得不給他多加功課。他讀書非常勤奮。 “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禮、宋儒性理諸書，旁及《通鑑綱目》、史漢八家之文，莫不窮其旨趣，探其精蘊。”（《樂善堂全集》）學生時代，他寫作了大量的作文。翻閱這些文章，我們發現學生時代的乾隆是一個非常正統的儒家信徒，對未來的設計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在他眼中，一個完美的君主，應該是用“仁義”來陶冶教化天下，而不是以強力來推行自己的政策。他說：“治理天下，應該以德而不以力。所以德行高尚的人成功，德行不佳者失敗。”（《樂善堂全集》）
在一篇名為《寬則得眾論》的文章中，他鮮明地表達了與父親相異的政治傾向：“如果能寬以待人，寬容他人的小過，成就自己的大德，那麼人人都感其恩德，心悅誠服。如若不然，以偏急為念，以刻薄為務，雖然為政勤奮，如秦始皇那樣每天批閱無數奏摺，像隋文帝那樣親自替百官治事，又有什麼用處？”
在學生時代，他系統地研究過中國歷史上所有著名的帝王。心高氣盛的他“睥睨千古，無足當意者”。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個：漢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然而漢文帝雖賢，卻不善於挑選人才來輔佐自己；宋仁宗雖仁，能力卻有所不足。令他真正欽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青年的特權就是不需要成本的許諾、不需要證據的自信、可以無限透支的未來。他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了絢麗的想像。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他就把唐太宗樹為自己的楷模，直追唐太宗，超越唐太宗，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人”。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親。
雖然“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謂孝矣”，但真正偉大的政治家絕不會讓任何一個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縛住自己的手腳。雍正的喪禮辦得無比盛大，接下來，乾隆卻毫不猶豫地與父親唱起了反調。
就在雍正駕崩後第三天，乾隆就把父親十分信任、供養宮中的道士張太虛、王定乾等人趕出了皇宮。乾隆發布諭旨說：
皇考萬幾餘暇，聞外省有爐火修煉之說，聖心雖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為遊戲消閒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於西苑空閒之地。聖心視之，如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為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與和親王面諭者屢矣！今朕將伊等驅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內廷行走數年，捏稱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搖煽惑，斷無不敗露之理。一經訪聞，定嚴行拿究，立即正法，決不寬貸。 （《清高宗實錄》）
就是說，雍正於日理萬機的閒暇之時，聞聽外省有祛病延壽的煉丹之術，雖明知其非，卻抱著遊戲消閒、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的想法，聊且讓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於西苑空閒之地豎爐煉丹。雍正不過將張太虛、王定乾等當作排遣取樂的優伶小丑，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多次當面向乾隆及各親王說過，這些人是市井無賴，最好造謠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諭旨，命將這些人逐回本籍。
正所謂此地無銀三百兩，這道諭旨，正向天下公佈了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如此迫不及待，可見乾隆對雍正信用術士這種背離傳統帝王之道行為的鄙夷與反感。雍正時期，大肆崇佛尚道，他曾經親自在宮中舉行法會，自稱“釋主”，法號“破塵居士”。他請和尚文覺禪師住在宮中，參與國家機密的事務，“倚之如左右手”，甚至親自撰寫《揀魔辨異錄》，介入宗教學術鬥爭。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雍正一朝佛道兩教人數眾多，未免泥沙俱下。
乾隆皇帝信奉儒家正統思想，對異端之教不感興趣，對父親崇佛信道更是腹誹不已。借驅趕道士的契機，乾隆宣布，今後出家，必須由官方給予度牒，以此來控制僧尼數量的過度增長。
雍正皇帝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統治期間，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種差不多都出齊了，什麼嘉禾、瑞繭、蓍草、靈芝、麒麟、鳳鳥、甘露、五星連珠、黃河清、卿雲現，一樣接一樣出現在官員的奏摺裡，雍正說這是自己“敬誠所感，仁者所孚”，證明自己統治合法，治理有成。這自然是對篡位說的一種變相回應。 （《清世宗實錄》）
在乾隆看來，搞這一套太小兒科並且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說，如果百姓安居樂業，雖無祥瑞，“亦無損於太平之象”。相反，國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疊告”，也毫無用處。他還告誡臣工，應該以“實心實政保守承平大業，切不可務瑞應之虛名，致啟頌揚之飾說也”。因此他在繼位當年九月宣布：“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清高宗實錄》）
雍正生時，一項惹人議論的政策是“奏開墾”。雍正鼓勵百姓開荒田地，以各地開荒畝數來衡量地方官政績。結果各地官員紛紛虛報開荒數字，他們升官發財走了，但留下的卻是賦稅隨畝數同步增長的局面，變相增加了百姓的負擔。乾隆即位後馬上詔諭各省督撫：“凡造報開墾畝數，務必詳加查核，實係墾荒，然後具奏，不得絲毫假飾，以政閭閶之優異。”對以前捏報的數字，要求一一“據實題請開除”。
乾隆即位不久，基於國家財政狀況良好，下令免於徵收百姓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所欠的賦稅銀。這是貨真價實的惠民措施，一下子大面積減輕了底層貧困百姓的生活負擔。 （《清高宗實錄》）
當然，在雍正的所有作為裡，最為人詬病的，是對手足兄弟的殘酷無情。
“阿其那”“塞思黑”之獄，是愛新覺羅家族史上最大的隱痛和尷尬。在雍正以前，滿洲皇族內部雖然也紛爭不斷，但從來也沒有撕破臉到親兄弟相殺、相囚，把親兄弟連同其子孫後代一起開除出族籍的程度。雍正上台後的手足相殘，不管有多少必要性，手段確實過於殘忍，處理方式確實過於駭人耳目。大哥、二哥都在雍正任內被監禁至死，老八、老九被禁錮削籍，秘密處死。三哥和老十、老十四也永遠囚禁。其他宗室被殺、被關、被流放的更是不計其數。這不僅是雍正的恥辱，也是整個愛新覺羅家族的恥辱，甚至是整個大清王朝的恥辱。在崇尚孝悌的宗法社會，無論雍正有多少苦衷，這些行為都是無法讓人原諒的。 13年來，雖然無人敢對此提出指責，但乾隆非常清楚這一過分的舉動反而使雍正的政敵贏得了幾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乾隆自己。為了理順政治高端的關係，贏得皇室內部和中上層王公對自己的支持，他必須改正父親的這個錯誤。
在即位一個多月後，乾隆發出了一道震動天下的諭旨：
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孽由自作，萬無可矜，而其子若孫實聖祖仁皇帝之支派也，若俱屏除宗牒之外，則將來子孫，與庶民無異。當初辦理此事，乃諸王大臣再三固請，實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處理之處，著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各抒己見，確議具奏。 （《清高宗實錄》）
意思是說，允禩、允禟等人，雖然孽由自作，已經死去，但是他們的子孫的血管裡流的畢竟是愛新覺羅的血。如果繼續把他們開除於宗籍之外，與普通百姓一樣，實在不妥。之所以當初開除他們的宗籍，是出於辦理這件事的王公大臣再三固請，而非我皇考雍正的本意。這件事到底如何處理為好，請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各抒己見，拿出一個方案來報給我。
允禩、允禟，即雍正當日所稱的“阿其那”“塞思黑”。這道諭旨一下，分明是要給雍正的這些政敵平反，一時之間，朝野上下對新皇帝的膽魄無不驚訝。
皇帝旨意一下，大臣們當然知道應該怎麼做。他們建議皇帝恢復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幾乎所有因為儲位鬥爭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復了天潢貴冑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牆的宗室王公重見了天日。皇帝下令，給“阿其那”“塞思黑”的子孫撥付相當豐厚的產業，以資生活。就連最重要的案犯，父親當日最大的競爭對手前十四阿哥允禵，也被放了出來，並且賜給公爵，給予優越的生活待遇，以讓他安養晚年。據朝鮮史料記載，乾隆還想把允禵被囚13年的俸祿一一給還，因允禵堅辭不受而作罷。 （《朝鮮李朝實錄》）
這一重大舉動一下子掃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對雍正乾隆一支的怨恨之情，新皇帝的“寬仁”確實如春風一樣，讓他們重獲新生。
下一個舉動就要爭取官僚集團對自己的效忠了。
帝位更替之際，新皇帝的為人和作風當然是全天下關注的焦點。令大家欣喜的是，新皇帝的性格溫文爾雅，與老皇帝明顯不同。
雍正時期的君臣關係，是典型的貓鼠關係。雍正皇帝總是以惡意去忖度自己的臣子，對他們一舉一動都苛刻明察，一絲錯誤也不放過。
新皇帝卻讓人一望就感覺即之也溫。
一般來說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即位之初，都要罷黜一批舊臣，起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執政理念。乾隆卻沒有這樣做。他十分尊重父皇時期留下的張廷玉、鄂爾泰等老臣，即位之初對他們稱呼“先生”“卿”而不名，並且動不動就施恩賞賜，“恩逾常格”。在政治上他畢竟是一個新手，在很多問題上缺乏經驗。他處處效仿唐太宗面對諫臣的優美風度，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他無不向老臣虛心請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國務即由他們處理和轉達。
他效仿祖父，以寬大待下，每每從大臣的角度出發替他們考慮問題，解決困難。在雍正的嚴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員待罪獄中，更有很多官員因為要追賠貪污款項而傾家蕩產四處流離。從“寬則得眾”的原則出發，乾隆對那些受罰過重的官員都予開釋，比如著名將領傅爾丹、岳鍾琪都因貽誤軍機被判死刑，乾隆給予釋放。查嗣庭、汪景祺這樣令人同情的文字獄要犯，已經被雍正處決，乾隆放回了他們被流放的家屬。雍正去世時正因追賠贓款而傾家蕩產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員一律獲得寬大，賠款到此為止，不許株連親友。他即位三個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員的欠款。他下令清查歷年的虧空案，“其情罪有一線可寬者，悉予豁免，即已經入官之房產，未曾變價者，亦令該管衙門查奏給還”。總計乾隆初年，從輕處理的官員，多達2100多名。 （《清高宗實錄》）
這個舉動，一下子贏得了官僚階層的歡心。雍正皇帝統治時期，每個官員成天都提心吊膽，惴惴不安。這下，官僚集團終於放下了緊張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這艘巨輪，迅速改變了航向，由“嚴”一下子轉向了“寬”。
乾隆這樣做，有多重理由。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贏得人心。要有效贏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無疑是讓他們馬上得到眼前利益。
第二，作為一位立志“行仁義”，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會以“寬仁”為基本施政綱領。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經過父親13年風霜之治，大清社會政治紀律嚴明，貪污腐敗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綱之下戰戰兢兢，已無犯上作亂之念，已經沒有進一步高壓統治的必要。當此時化嚴為寬，既可享受父親嚴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對自己的感恩戴德，何樂而不為。
寬仁政策取得了明顯效果。經雍正13年的風霜之治，所有人對乾隆的感覺都是春風拂面，情懷暢怡。 《嘯亭雜錄》說：“乾隆皇帝即位時，正是雍正皇帝嚴厲治理之後，他凡事皆以寬大為政，罷開荒，停捐納，重視農業，限制僧尼。萬民歡悅，頌聲如雷。江南出現了'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這樣的歌謠。”《郎潛紀聞二筆》中說：“乾隆皇帝即位，所頒布的詔令，善政不絕，四海之內，無不歡呼雀躍。”全國臣民對乾隆的印像極佳，認為他是一位仁慈善良，甚至有點柔弱的賢君。連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使臣也一再稱讚乾隆的初政。一個使臣說：“新主政令無大疵，或以柔弱為病，邊境姑無憂。”另一位則說：“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寬大之政。以求言詔觀之，不以論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於罪臺諫，可謂賢君矣。”（《朝鮮李朝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