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1章 風雅

梁啟超13歲時，在廣州越秀山三君祠見到陶濬宣用魏體楷書寫的一副楹聯後，久久不願離去。從此，他對書法藝術產生濃厚興趣，常以書法臨池為日課，專心學習書法。 1897年，梁啟超應邀到湖南長沙的時務學堂做中文總教習，譚嗣同將自己“二十年刎頸交”——唐才常介紹與梁啟超相識，二人相見恨晚。唐才常以菊花硯相贈，譚嗣同為此硯題銘曰：“空花了無真實相，用造莂偈起眾信。任公之研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適時，湖南學政江標去職離湘的前一日到梁啟超住所辭行，見硯與銘，欣然連夜刻成。此菊花硯成為凝聚維新四志士深情厚誼的歷史見證。 後譚嗣同喋血於戊戌變法，唐才常就義於“武力勤王”，江標空懷滿腔熱血，英年早逝。 “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歿矣”。而菊花硯在梁啟超被迫流亡國外時丟失。懷想舊念，梁啟超常常神情有傷，他還在《飲冰室合集·詩話》中寫道：“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佚，顧無可留戀。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惟一菊花硯。……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沒矣。而此硯復飛沉塵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併時也，念之淒咽。”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往日本。出逃時，他仍不忘帶上心愛的碑帖。在流亡的14年中國，梁啟超對書法的興趣沒有絲毫減退。梁啟超的《雙濤閣日記》中，極具體地記述了他羈居海外讀書生活和刻苦臨池的情況，其中有每天臨池的內容、數量、進度及其體會。 1911年，梁啟超在跋自臨《張猛龍碑》卷中道：“居日本14年，咄咄無俚，庚戌辛亥間，頗复馳情柔翰，遍臨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茲烏頭報白，竟言歸矣。世務方殷，度不復有閒情暇日以從事雕蟲之技，輒撥萬冗，寫成茲卷，其末四紙，則瀕行前一夕醉後之作也。” 梁啟超終身研習書法，1916年7月14日，梁在《致梁思順書》中寫道：“惟學書較前益勤，日常盡二十紙，經已鈔完，頃方鈔子，稍足收斂此心耳。”

梁啟超的書法，由方筆凝重的北魏碑體脫胎而來，很有新意，均為時流所稱譽。他每天必定要由侍役磨墨，隔一晚的墨汁，即倒去不用，而劣紙也一概拒絕使用，得者都珍如瑰寶，人爭模仿。 1926年3月，梁啟超因尿血住進北京協和醫院。手術前的3月10日，他在《致孩子們書》中寫道：“我這封信寫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醫院吃飯用的盤子當桌子寫的。我發明這項工具，過幾天可以在床上臨帖了。” 梁啟超在陳師曾的追悼會上，看到陳列的遺作中，有集姜白石的一副篆書聯：“歌扇輕約飛花，高柳垂陰，春漸遠汀洲自綠；畫橈涵明鏡，芳蓮墜粉，波心蕩冷月無聲”，深歎其集聯工麗。他受此影響，常常集詞成聯，送與親友。他曾送胡適一聯爲：“胡蝶兒，晚春時，又是一般閒暇；梧桐樹，三更雨，不知多少秋聲。”

梁啟超又曾送徐志摩一集句聯：“臨流可奈清癯，第四橋邊，呼棹過環碧；此意平生飛動，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梁對此聯頗為自得，他在《飲冰室詩話附錄》中寫道：“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贈徐志摩一聯……此聯極能看出志摩的性格，還帶著記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爾遊西湖，別有會心。又嘗在海棠花下做詩做個通霄。” 後向梁啟超求字的人日漸增多，梁便索性定了潤例，公開賣字，一個月竟常有兩三千元銀元收入。 梁啟超對於古董沒有特別的愛好，但他書桌上常擺著一個既大且長的酸枝木匣子，裝著顧炎武的墨寶手捲，他的外客廳特製的玻璃匣放置著埃及金字塔和意大利龐貝古城的磚石。 梁啟超愛聽戲，每日午睡之前，他便讓家人打開用手搖動的落地大型留聲機，聽幾出譚鑫培、楊小樓、梅蘭芳等人的京劇，當時還沒有無線電收音機，這已經是最高級的享受了。

號稱全世界第一人的提琴大師克里斯勒來華演出時，總統黎元洪定了一個包廂，攜帶妻妾眷屬前往捧場，並向音樂家贈送鮮花大提籃。上台致介紹詞的正是梁啟超。 梁啟超一生致力於收藏碑刻拓本。冀亞平等編寫的梁啟超所藏金石拓本目錄，記錄梁啟超一生共收藏歷代金石拓本1284件，各種書體、碑刻種類齊全。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國歷代碑刻和墓誌，梁啟超一個人所收藏的碑刻和墓誌的拓本數量達到其中的一半之多。梁啟超逝世後，其家人將他生前收藏的近1300件歷代碑刻拓本盡數捐獻給北京圖書館。 梁啟超曾收藏陳師曾生前極為珍惜的一幀《北京風俗圖》，視之為寶；他還曾花巨資，購得《淳化閣帖》，上有宋明清人的題識，以為宋拓，欣喜不已，後經方家辨別係為偽造，梁啟超得知受騙，非常懊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