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 性情

梁啟超為人天真、率直、熱忱、進取、虛心、內省、無我、重感情，他自稱為“中國之新民”和“少年中國之少年”，熟識者皆認可，不覺得他矯情。 胡適說：“任公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人們說他是陰謀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對我雖有時稍漏一點點爭勝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話文，如在北大公開講演批評我的《哲學史》，如請我作《墨經校釋·序》而後移作後序，把他的答書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書，——但這都表示他的天真爛漫，全無掩飾，不是他的短處。正是可愛之處。以《墨經校釋·序》一事而論，我因他虛懷求序，不敢不以誠懇的討論報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錯誤，但這態度非舊學者所能了解，故他當時不免有點介意。我當時也有點介意，但後來我很原諒他。”

1923年，胡適曾應《清華周刊》之請為青年開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胡將、《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梁啟超也受邀開出一份書單，他在《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中說：“胡君這個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又說：“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裡面有、《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豈非笑話？”又說：“若說不讀、《九命奇冤》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讀過這兩本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漏，但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 1924年正月，梁啟超與胡適在安徽會館共同主持戴東原二百年生辰紀念會，當時“《晨報》特別印專刊，副刊編輯孫伏園抱來散發，全部是任公一個人的文章。到開會，他又幾乎獨占了兩小時的講演時間，最後給胡適之留下了十分鐘”，胡適登台前，梁介紹說：“現在請不講理的胡適之，來講不講理的戴東原！”

胡適少時，受梁啟超影響至深。但胡適學成歸國，並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後，時時以創新見解刺激梁啟超，梁因而發憤寫出了《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歷史統計學》等著作。對此，周善培說，任公常以不知一事為恥，如胡適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種極無價值的東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這種不值研究的東西研究一番，有時還發表一篇文章來競賽一下。周常常勸他：“論你的年輩，你的資格，應當站在提倡和創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對，你卻總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這種求足的方式，天下學術無窮，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達到你足的願望呢？”梁啟超當時也一再點頭，而始終控制不住一個“名”字，因此就造成一個無所不通的雜家。 梁是一個情感至上的人。他曾說：“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對於我的感情都不肯壓抑，聽其盡量發展。”

梁濟仰慕梁啟超，四次造訪“未得一見，兩度投書亦無回答”，梁啟超從梁濟遺書中得知此事後，自責“虛驕慢士”“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致函梁濟之子梁漱溟，表示“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梁濟）之教……”。 梁啟超在日本時，聽說王寵惠之名後，便致函王，邀他到小石川東亞商業學校敘談。王得書後，並不前往，而是複函責備梁失禮，說梁啟超是一黨魁首，理應禮賢下士，現在想以一紙書使人奔走，只能讓受書的人難堪。梁啟超見信後，並不生氣，反致函稱謝。 戢元丞、秦力山在《新大陸》雜誌上稱梁啟超剽竊德富蘇峰的文章，“不過為新聞記者中之一乞兒、一行竊者而已”。其時，新思想、新知識競相輸入，知識界往往以風氣之先為榮，一有新說，人爭傳述，並沒有今日“知識私有”、“版權所有”的觀念。梁啟超並不避諱其中有抄襲的成分，因此也沒有回文進行辯解。

梁啟超說：“我生平是靠興味作生活源泉。我的學問興味、政治興味都甚濃，……我覺'我'應該做的事，是恢復我二十幾歲時候的勇氣，做個學者生涯的政論家。” 李仁夫回憶，梁啟超演講時，不是口若懸河。他雖循循善誘，但在緊要關頭，他往往是將兩手交叉胸前，好似準備與人搏擊的姿態，非常緊張。 1922年，梁啟超在天津講演，開頭便說：“假如有人問我，你信仰的什麼主義？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有人問我，你的人生觀拿什麼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對於自己所做的事，總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興會淋漓，什麼悲觀咧，厭世咧，這種字眼，我所用的字典裡頭，可以說完全沒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敗，但我不僅從成功裡感到趣味，就是在失敗裡也感到趣味。”

姜亮夫想考清華大學，考試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但榜還沒有發。姜就寫信給梁啟超，希望能得到一個補考的機會。然後他就接到了面試的通知。姜亮夫到清華是梁啟超親自面試，此後姜亮夫又過了王國維這一關，就這樣，他進入清華讀書了。 梁啟超在東南大學任教時，學生羅時實問他：“國粹將亡，奈何？”梁反問：“何以國粹將亡？”羅對曰：“先生不見今日讀經之人之少乎？”梁聞聲大怒，拍案道：“從古就是這麼少！” 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中，人們常將王國維排在首席，但有時也將梁啟超排在首席。梁對王也極為推崇，他對學生說：“教授方面以王靜安最難為，其專精之學，在今日幾為絕學，而其所謙稱未嘗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又說：“王先生腦筋靈敏，精神忠實，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極謙虛，此誠國內有數之學者，故我個人亦深以得與先生共處為幸。”

徐志摩愛上陸小曼，為與其結合，要與結髮妻子張幼儀離婚。當時徐的好友大都勸他不要為了陸離婚，徐父更是認為徐有辱門風，其師梁啟超亦致信徐志摩，力勸其懸崖勒馬，免為世詬。梁在信中說：“嗚呼，志摩！世間豈有圓滿之宇宙？”徐意堅決，復書亦說：“嗚呼，吾師！吾唯有於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耳！” 1925年陰曆七月初七，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證婚人為梁啟超。梁本不願意，但礙於徐志摩之父和胡適的情面，才答應出席證婚。梁啟超的證婚致辭這樣說：“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又用情不專，所以你再婚再娶，以後務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稍停又道：“徐志摩，陸小曼，你們聽著，你們都是離過婚的人，都是過來人！這都是由於你們用情不專，今後一定要痛自悔過，希望不要再一次成為過來人。我，作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們還認我這個先生的話，我送你們一句話，祝你們這是最後一次結婚。”他的話使滿堂賓客瞠目結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和高堂留點面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