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學術

梁啟超一生高文博學，《中國大百科全書》設專條介紹梁氏生平業績的，有《新聞出版》、《教育》、《中國歷史》、《哲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中國文學》等8卷。另有《宗教》、《社會學》、《地理學》、《農業》、《戲曲》、《體育》等十多卷，在敘述各該學科發展時，都講到他的貢獻。 梁啟超博聞強記，讀書極雜，知者甚多。一次宴會上，胡適說：“中國古詩很多，詩人都吃肉，就是沒有人寫過豬。這個牲畜沒有人作過詩。”梁啟超馬上反駁：“不見得，清朝乾隆就寫過'夕陽芳草見遊豬'的句子。”乾隆一生詩作無數，佳作甚少，少有人讀，由此可見梁讀書之雜。 梁啟超因參加護國運動，被袁世凱派人追捕，只好躲入荒山，與同伴走失後，他寄居於一個小牧莊，大病一場，差點命喪於彼。病稍好，他便寫出了《國民淺訓》一書，他在自序中說：“病既起，念此閒暇之歲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負，乃奮興草此書，閱三日夜，得十三章。”

1918年，梁啟超和蔣百里一起遊歷歐洲。回國後，蔣寫了一本《歐洲文藝復興史》，請梁為之作序。不料梁一動筆便一發不可收拾，洋洋灑灑便是8萬字，比蔣的正文篇幅還大。蔣啼笑皆非，只好請梁單獨出版，並為樑的書作序。此即樑的著作《清代學術概論》。後來梁啟超又將此書補充至25萬字，是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啟超為學生講解賈誼的《治安策》，全文七千餘字的，梁且講且背，並不看書。學生很是驚訝，梁笑著說：“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麼能上'萬言書'呢？” 梁啟超曾在清華演講《情聖杜甫》，他說：杜甫在寫《石壕吏》時，“已化身做那位兒女死絕，衣食不給的老太婆，所以他說的話，完全和他們自己說的一樣。……這類詩的好處在真，事愈寫的詳細，真情愈發揮得透徹。我們熟讀他，可以理會得真即是美的道理。”

梁啟超認為：“史學為國學最重要部分。”他的國學研究，始終以史學為第一重頭戲。他先後撰寫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專著。 在經歷了政治的失敗後，梁啟超認識到：“在中國政界活動，實難得興致繼續。蓋客觀的事實與主觀的理想全不相應，凡所透勸皆如擊空也。”從此，梁啟超專心問學，不再關注政治。 梁啟超潛心研究學問，以西學的方法研究中學，“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在學術界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他希望重新喚起人們對傳統文化的信心，批判地總結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從歐洲回國後，梁啟超就與胡適等人發起整理國故的運動，成為國粹主義史學派的中堅。

梁啟超在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 陳達曾在清華擔任《清華學報》總編輯，一天，他對學生梁思永說：“你跟老太爺說，讓他來篇稿子吧。”很快，梁啟超的稿子就送來了，陳達說：“出乎我意料之快，這篇文章是寫的中國學術的地理分佈，只說了幾天，就送來了。我一看，可了得，裡面寫了中國有史以來各學派的地理分佈，各學派的內容和比較，各學派的代表人，這些人的下面又有幾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稱，地理分佈，如廣東是什麼派，浙江是什麼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觀。這篇東西，如果讓我來寫，起碼得半年。” 梁啟超治學勤懇，生活極有規律，無論冬夏，五點起床，每天工作十個小時，連星期天也有日課（工作計劃），不稍休息。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滬日報》和一本與《新青年》等齊厚的雜誌，還要摘錄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讀的日文和中文書籍縱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懶。他經常以“萬惡懶為首，百行勤為先”來勉勵學生們。

梁啟超規定工作時間不接待賓客，偶有人來訪，談話不超過一個小時。他在書齋上掛了一個木牌，上書：“除研究生外，無要事莫入。” 東南大學學者云集，一位學生問梁啟超：“現在南京延攬國內外名流學者公開講學，有人說只有諸子百家爭鳴才能與今天的盛況媲美。依先生看，這種提法是否合適？”梁頓時莊重地說：“非常不合適！主要是沒有新的東西。諸子百家各有獨到之處，2000年後的今天還值得重新估定它的價值。今天的自由講學幾乎找不出一種獨立見解，不過二三十年後，就被人們遺忘得一干二淨了。” 梁啟超“平昔眼中無書，手中無筆之日亦絕少”，晚年著述，用力尤勤。 1920年，他僅一年就撰成《清代學術概論》、《老子哲學》、、《墨經校釋》等著作，並有多篇佛教歷史論文。

梁啟超學識淵博，但有時也會犯些小錯誤。他撰寫《中國歷史研究法》時，引用阿拉伯人的著作，因未見原文，將“五朝”誤寫成“五代”，將“10世紀的中國”寫成了“9世紀”。王森然對此感慨道：“著書求入世界作者之林，真不易矣。” 梁啟超晚年熱心於文化傳播活動，他成立共學社和講學社，前者出版了大量書籍，包括介紹社會主義的譯作，後者則出面邀請了杜威、羅素、杜里舒、泰戈爾四位大師訪問中國，成為二十年代中國的重大文化事件。 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作題為《人生觀》的講演，不意卻引起地質學家丁文江的極大反感，旋即撰文《玄學與科學》予以批駁。張丁兩人往復辯難，由梁啟超帶頭參加、張東蓀、林宰平、胡適、王星拱、吳稚暉等名流紛紛發表文章，爭相參戰，掀起了轟動一時的科學與玄學之爭。

1928年9月，在梁啟超離開人世間的四個月前，他開始著手編寫《辛稼軒年譜》。在與病痛鬥爭中，梁啟超始終堅持寫作，直至最終無法提筆。梁啟超與辛棄疾有相同的人生境遇，感同身受，故有編寫《辛稼軒年譜》之舉。 1929年初，梁啟超的病情漸趨惡化，身體越來越差，學生謝國楨和蕭龍友勸他停止工作，多休息。梁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不久不治而逝。 1982年，謝國楨因病住院，堅持看書，蕭龍友的兒子蕭璋去探望他，勸他不要看書，注意休息，謝以老師在50多年前的話回答道：“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師訓不可違！” 梁啟超學識博雜，藏書甚多。他的飲冰室藏書多達3470種，四萬多冊。他潛心研究圖書文獻學，支持圖書事業。梁啟超逝世後，家人遵其遺囑，將所有藏書捐贈給了北京圖書館。

梁啟超一生勤奮，著述繁多，各種著述達一千四百萬字，每年平均寫作達三十九萬字之多。這些著作，是他在近三十六年的政治活動之餘寫出來的，足見其勤奮。他的《飲冰室合集》共148卷，曾經產生“飲冰一集，萬本萬遍，傳誦國人”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