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純儒

中國近現代文壇，能當“純儒”兩字的只有陳寅恪。陳先生一生只知治學，不願為官，不關心政治，不參與黨派之爭；陳先生提攜後進，但結黨而不營私，從不搞門第之爭；陳先生學貫中西，但始終以國學為自己的研究重心，他學西學只為更好地研究國學；陳先生一生以傳道授業為已任，眼盲、臏足，仍堅持上課，進行研究。 陳寅恪夫人唐篔，是大清最後一任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清廷割讓台灣給日本，台灣人悲憤之下，籌劃成立台灣共和國，擬奉唐景崧為總統，參與此事的人中也有陳寅恪的族人。此事卒未成功。 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中，與陳寅恪最能談得來且引為知己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寅恪七載同學的俞大維在晚年回憶時曾這樣說過：“到了中、晚年，對他（陳寅恪）早年的觀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兩位大學者的影響。一是瑞典漢學大家高本漢先生。高氏對古文入聲字的說法與假借字的用法，給他極大的影響。二是海寧王國維先生。王氏對寅恪先生的影響，是相得益彰的。對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響；對梵文及西域文字，則王氏也受他的影響。當時王國維居住在清華西院，陳寅恪經常到王氏住處論古話舊，說到傷心動情處相對而泣，幾不能語。當王國維自沉後，陳氏的挽詩'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即指此段情誼。王國維遺體入殮之時，清華師生去給王遺體三鞠躬以敬禮。陳寅恪與眾不同，他身著袍子馬褂，跪在地下磕頭，並三叩頭。”

當王國維紀念碑在清華園落成後，陳寅恪再以悲天憫人的大情懷、大心願，以明晰的哲理與深邃的思想，為其書寫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恪守孔孟之道，他在國學院時，其學生到上海陳家去謁見其父散原先生，散原老人與一幫學生談話，均坐，獨陳寅恪站在一旁，並堅持到談話完畢。

季羨林回憶：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往攘來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裡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闆，絕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鑑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面，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陳寅恪留學十六載，依舊鄉音未改，裝扮如故，與大多數歸國留學生如羅家倫等輩一派西裝革履大相徑庭。陳寅恪夏秋總是一身長衫布履，冬春則棉袍加馬褂。數九寒冬，就在脖間纏一條五尺圍巾，頭戴厚絨帽，褲腳扎一根布帶，僅從外觀上很難令人想到此人乃學貫中西的大師。

石泉的《甲午戰爭前後的中國政局》，是在導師陳寅恪的指導下開題的，這是陳寅恪唯一一次指導學生作中國近代史學位論文，在很多細節上對石泉有發蒙解惑之力。但陳同時對石泉說：“我可以指導你，其實我對晚清歷史還是熟悉的，不過我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認真做，就必然會動感情，這樣一來，看問題就不客觀了。” 對於古代詩詞，陳寅恪最佩服陶杜，雖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除宋代詞人外，他對於清代詞人經常提及龔自珍、朱祖謀及王國維三大家。 解放前夕，陳寅恪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併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晚年失明臏足的陳寅恪在寫《柳如是別傳》時，曾提及少年時在南昌住居期間，一日偶隨父親三立夜逛書肆，購得尚有錢牧齋（謙益）序文之《吳梅村集》，寅恪讀之竟至入迷，經年不忘。後來陳氏對文學興趣大增，並致力於錢謙益與柳如是關係的研究，與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關係。 陳寅恪晚年治《柳如是別傳》，視柳為千秋知己，尤其愛柳的《金明館詠寒柳詞》，遂為書齋命名“金明館”和“寒柳堂”。 陳寅恪晚年因撰寫《柳如是別傳》，頗受不少學人譏諷。陳對吳宓說：“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籍已察出當時夷夏之防與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素存焉，絕非清閒風流之行事也。” 20世紀50年代，陳寅恪對自己的學生汪箋說：“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的帶到科學院。碑文你要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也不會湮沒。”

1953年，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复》裡，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