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治學

陳寅恪初到哈佛，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 1919年8月18日《吳宓日記》載：“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已充櫥盈笥，得數百卷。陳君及梅（南按：即梅光迪）君，皆屢勸宓購書。” 陳封雄回憶說，陳寅恪在遊學歐洲期間兩次回國，但“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雜覽經史古籍，對史學感到濃厚興趣。他不但背誦了《十三經》，而且每字必求甚解，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細推的治學方法。” 陳寅恪常說“讀書必先識字”。陳寅恪幼年即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都曾下過一番苦功。陳寅恪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流利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就成為其經常誦讀之書。據陳氏弟子蔣天樞說，陳寅恪在國外時，曾攜有兩部《經解》石印小字本，其中一部《續經解》直到陳氏去世後尚存於遺物中。另據俞大維透露，陳寅恪對於史書讀得格外用力，特別注重各史中的志書，如《史記》中的《天官書》、《貨殖列傳》，《漢書·藝文志》，《晉書·天文志》等，即使德文原版的天文學也是他經常誦讀的史書之一。

陳寅恪認為“讀書先識字”，要研究歷史學特別是東方學，必須要懂得東方的文字，包括歷史上存在過，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歷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德國留學期間對各種古代文字與考證下了極大的工夫。 陳寅恪後來談到他學會多種外語的經驗，只強調一個“誠”字。到清華執教時，雖然已經名滿天下，可他並不滿足。就在他任清華導師後，仍然堅持跟人學西夏文和蒙古文，每個星期進城學兩天，向鋼和泰學梵文。 陳寅恪在1920年代倡導，為人治學當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民國時期，中國學術史上有一件著名的大事，就是8000麻袋15萬斤清宮內閣大庫檔案的發現。 1912年，國民政府在孔廟成立了“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原清廷學部所藏檔案與試捲全部歸入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暫存於敬一亭中，總數約8000麻袋（據王國維說是9000麻袋）。

1921年，該博物館籌備處一位旗人處長夥同幾人，將8000麻袋、總重量為“十五萬斤”的明清檔案，當做廢紙賣給了北京同懋增紙店，換得銀元4000。幸得羅振玉偶然發現了一些流入市面的檔案材料，找到同懋增紙店。當時同懋增紙店已經把檔案當做廢紙轉賣出了約計1000麻袋，其餘部分被老闆差人運到了定興與唐山兩地的紙廠，準備化成紙漿製造“還魂錢”。羅振玉最後不惜傾家蕩產以1.3萬元的高價將剩餘的檔案全部購回，並分藏在北京和天津兩地。此後，因羅振玉購買檔案已罄盡全部財力，再無力承擔整理重任，將7000麻袋檔案以1.6萬元的價格轉讓給了大收藏家，將另一小部分出售給北大國學研究所，另一小部分被偽滿洲國購得，1936年又移交給了奉天圖書館。後李盛鐸也因財力不濟，準備出手。陳寅恪得知後，希望當時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能將這批檔案買下，胡適也支持陳的建議。經過陳、胡二人的努力，傅斯年向中研院院長蔡元培申請撥款，此後，經陳寅恪與李宗侗共同出面幾次與李盛鐸協商周旋，總算將這批珍貴文獻買下。 1929年8月，在陳寅恪等人的積極努力下，這批珍貴檔案運往北平北海靜心齋，合計約6萬公斤，其中2.5萬公斤破爛不堪。

抗戰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陳寅恪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 1946年10月，陳寅恪夫人及小女美延重返闊別九年的清華園，此時的陳寅恪已雙目失明，但他決心靜下來好好做一番學問，並把自己的書齋取名為“不見為淨之室”。 1953年，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复》裡，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

鄭天挺說：“陳寅恪為教授之教授，其授課多有學者、教授聽講。陳講元白詩，第一課是，首先講的是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時有著名話劇導演賀孟斧客居成都，久聞陳大名，想去聽課，聽說第一課講處女問題，以為無聊，而罷聽課之念，實不知陳以次帶出唐朝婚禮制度，實極重要的事情。” 陳寅恪曾講授元白詩證史課程，以詩證史。中山大學一名叫劉隆凱的學生，也曾聽過陳寅恪的“元白詩證史”一課，他根據自己的課堂記錄，把陳寅恪所講的內容整理出來，於是世人得見陳寅恪“以詩證史”的研究方法。如陳寅恪曾考證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年齡。詩中寫道：“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陳寅恪以此為據進行考證：“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後年齡了。過了這個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鶯鶯，貞元十六年才十七歲，以後結婚也在二十歲之前；韋氏，在貞元十八年結婚時正是二十歲，若再不出閣，也就難了，她比崔氏大一歲。”詩中又云：“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陳寅恪說：“看來，唐代女子與人應酬是在十三歲。杜牧《贈別》：婷婷裊裊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秋娘，是貞元十五年白氏中進士時長安最負盛名的倡女。白氏淪落江州，感念昔日之遊，乃取於詩中。有人以為是杜牧詩裡的杜秋娘，謬極。假定琵琶女貞元十五年是十三歲，那麼，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潯陽江頭應該是三十歲了。她嫁商人不會太久——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茶商在長安領了專賣券，同時娶了琵琶女，再到產地買茶，蜜月裡就離開了新婦。可以說，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歲時，弟走從軍，不久，阿姨又死了；再過年餘，她三十歲時才嫁，真可謂——老大——了。”陳寅恪還以此考證出這個三十歲才嫁的琵琶女是西胡種，與商人是同居關係，不是正式結髮夫妻，等等。

文革中，一批曾聽過陳寅恪元白詩證史課程的中山大學歷史系學生，開始撰文向這位昔日的導師發難。其中一文也提到了關於“琵琶女”年齡地考證，文中說道：“陳本人從來不學習馬列主義，也不相信馬列思想，而是以資產階級厚古薄今的治學態度，對封建階級的史書古籍作了一些繁瑣考證。他對一些鄙瑣不堪的小事體和舊社會的達官貴人，王妃妓女特別感興趣，如楊貴妃身體是胖是瘦，體重幾何，入宮以前是不是處女，等等。他還特別考證出'楊貴妃和安祿山之間究竟發生過關係沒有，以及皇帝穿的龍袍是刺著五個爪的龍，大臣穿的蟒袍是刺著四個爪的龍等'。他還厚古薄今地講一些陳詞濫調，搞一些無聊的考證，如講時，鶯鶯是'如何把淡妝短眉變為濃妝細眉'；講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時，居然考證出了那個在船頭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婦，祖籍何處，什麼人種，什麼年月、什麼歲數入的妓院，在長安屬第幾流妓女，何時退居二線，何時嫁與做何生意的商人，屬於二房還是三房，是婦人還是妾身，等等。”從此文可以看出陳寅恪先生的博學和為學態度。

陳寅恪原攻比較語言學，通曉多種文學，為他從漢文以外搜羅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較大的方便，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繫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繫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對藏學、突劂學研究，陳寅恪從不輕下斷語，總以嚴謹的科學態度進行判別，不違駁事實。他是一位史識與史德統一的典範。他嚴謹處理“讚美”與“求真”的關係，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至今仍然具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陳寅恪雙目失明之後，仍能鍥而不捨，窮十年歲月，寫出《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這樣的巨著。其毅力與精神，極富傳奇色彩。而《別傳》的寫作緣起，又起因於抗戰時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錢宅紅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極富浪漫色彩。 陳寅恪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晚年的陳寅恪“體弱、多病、目盲、臏足”的，隨著政治高壓的加強，發表、出版自由都喪失了，還有時時刻刻紅衛兵的迫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難以想像，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85萬字巨著《柳如是別傳》，最後撰《寒柳堂記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