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尊崇

陳寅恪號稱大師中的大師，教授的教授，幾乎所有同時代的文人和學人都對這位大師極其尊崇。 抗戰爆發後，陳寅恪一家南下香港，途經廣西梧州市。當時廣西大學就設在這裡，李運華校長原是清華教授，得知陳寅恪一家來到此地，親自到車站迎接，熱情招待一家人吃飯。因不能在此過多停留，晚間，李校長與夫人一道踏著沿江燈火，親送陳家老小登上內河輪船，茫茫夜色中，輪船沿江而下。 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陳寅恪樓下。當時日機對昆明轟炸正酣，為了躲避轟炸，傅斯年命人在樓前挖了一個大土坑，上蓋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住在三樓的陳寅恪為此專門作過一副帶有調侃意味的對聯：“見機而作，入土為安。”每次警報一鳴，眾人皆爭先恐後向防空洞奔跑，以盡快“入土為安”。這個時候，身體虛弱的陳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視力模糊，行動極其不便。陳寅恪本人有睡早覺和午覺的習慣，傅斯年怕陳寅恪聽不到警報，或聽到警報因視力不濟遭遇危險，每當警報響起，眾人大呼小叫地紛紛向樓下衝去，傅斯年卻逆流而上，搖晃著肥胖的身軀，不顧自己極其嚴重的高血壓和心髒病，喘著粗氣，大汗淋漓地向樓上急奔，待跑到三樓把陳寅恪小心翼翼地攙扶下來，送進防空洞。號稱“大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的傅斯年，竟對陳寅恪如此敬重呵護，一時在昆明學界傳為佳話。

在西南聯大後，當年名震一時的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就剩下陳寅恪一個人了，因此被劉文典譽為“國粹”。劉文典對陳寅恪卻極為尊崇，不敢有半點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學問不及陳氏之萬一，並多次向他的學生們雲：自己對陳氏的人格學問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萬分的敬佩”。 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時，一日，日機空襲，警報響起，聯大的教授和學生四下散開躲避。劉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且目力衰竭，於是便率幾個學生折回來攙扶著陳往城外跑去。他強撐著不讓學生扶他，大聲叫嚷著：“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們攙著陳先走。這時，只見他平素藐視的新文學作家沈從文也在人流中，便顧不得自己氣喘如牛，轉身呵斥道：“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了！你替誰跑？”據說劉文典還給身邊的教授估薪水，陳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塊，沈從文最低，連四毛錢都不值。

馮友蘭早年留學哈佛時，就仰慕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時，當時已任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已是位大哲學家，在清華也稱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國哲學史》課時，馮總是恭敬地跟著陳先生從教員休息室裡出來，一邊走一邊聽陳講話，直至教室門口，才打個大躬，然後分開。 陳寅恪做學問用功極苦，以致眼睛受損，不得不住院治療。學生們自動組成看護隊，輪班伺候，替陳師母分憂。陳寅恪感動之餘，對梅貽寶校長說：“未料你們教會學校，倒還師道尤存。”梅貽寶後來說：“能請動陳公來成都燕京大學，是一傑作，而能得陳公這樣一語評鑑，更是我從事教育五十年的最高獎飾。” 陳寅恪回到北京，住在清華園。季羨林知道老師回來後，立即去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頗費周折，宛如一次短途履行。沿途幾十里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但是季羨林不以為意。季羨林知道陳寅恪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甫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就到現在的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甫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陳先生手中，心裡頗覺安慰。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時，本打算前往英國治療眼疾並講學的陳寅恪尚滯留香港，形勢危急，生死不明。重慶國府於12月18日派出的最後一架飛機抵達香港機場，搶救困於香港的政府大員和學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二小姐孔令俊率領幾十名保鏢竟然阻止他人登機，卻把自己的僕人、洋狗、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運上飛機！陳濟棠、何香凝、許崇智、茅盾、郭沫若、陳寅恪等人均被攔截不能登機。時人得知此事時後輿論一片嘩然，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殺'飛狗院長'孔祥熙以謝天下”。幸得歷經中研院院長朱家驊營救，“九死一生”的陳寅恪一家人最終安抵桂林，逃過此劫。 1941年陳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時，嶺南大學教授冼玉清託人給他們四十元“軍票”小小資助，陳婉拒了。後來陳寅恪到廣州後，陳家大到與學校的對話，小至女兒婚事，冼玉清都十分關心。這給晚年的陳寅恪精神上增添了暖色。 1956年春節，唐篔曾手書陳寅恪撰的春聯贈冼玉清：春風桃李紅爭放，仙館琅玕碧換新。

陳寅恪的助手黃萱是印尼華僑首富黃奕住之女、周壽愷教授的夫人。 1952年，一個偶然機會，黃萱應中山大學之聘任陳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陳寅恪晚年的著述融入了黃萱大量的心血。 《論再生緣》、《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等都是由黃萱記錄、整理的。陳寅恪與其合作十分愉快，對其工作十分滿意，曾藉著作出版之際專事附記鳴謝。她在陳寅恪身邊工作了十四年。因愛人工作調動，黃萱一度欲辭職。陳寅恪說：“你的工作幹得不錯，你去了，我要再找一個適當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黃萱被感動了，就又留了下來。直至1966年被迫離開。 陳寅恪以身後著作相託的學生蔣天樞，到廣州看望老師時，每天與老師晤談，筆錄。有一天，蔣天樞去，陳寅恪忘記讓坐，蔣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說話，不敢坐，而陳寅恪目盲，竟不知。

解放後不久，周恩來總理專門派人看望他，轉達黨和國家對他的關懷。他的腿跌傷以後，週總理曾親自過問醫院的治療方案。陶鑄一直給他大陸知識分子難以奢望的待遇。陶鑄任中南局書記期間，對陳寅恪的治學和工作極為關心。 “因他目盲腿殘”，特專派三名護士照顧他的生活。由於陳寅恪殘存的視力只能微弱地辨別白色，故在他院子里特意修一條白色甬道，使這位老人在工餘散步時不致跌倒。陳轉任中大教授後，他的工資待遇在中大以及全國的教授之中都是最高的。陳毅，周揚，胡喬木等對他都十分尊重，到廣州時都專門前去拜訪，並同他探討文史學術問題！ 陳寅恪當過學部委員。對於學部委員的選舉，張稼夫說：“在這個工作中，矛盾最尖銳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歷史學家陳寅恪，他是這個學科的權威人士，不選進學部委員會不行，他下邊一班人也會有意見。若選他進學部委員會，他卻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只好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選上'。這樣，陳寅恪就進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會。”1949年，毛澤東訪蘇，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問起陳寅恪的行踪，原來是他的著作《中國革命問題》中引用了陳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澤東答應回國後再查找，後來查知是在廣州的中山大學，便囑咐廣東當局要好好優待。英國女王訪華，專門提及陳寅恪，還專門去拜訪陳。周恩來對陳寅恪也一直照顧有加，解放後不久，專門派人看望他，轉達對他的關懷。

1962年胡喬木過訪，由陶鑄陪同，“以學生見老師的心態走到陳寅恪的跟前”（20世紀30年代胡喬木在清華大學歷史係就讀）。 “陳寅恪頻頻發問，胡喬木盡量委婉地解釋”。諸如談到國家近年經濟形勢時，陳寅恪發問：“為何出現那麼多的失誤？”胡喬木笑答：“就好比在一個客廳裡將沙發、檯椅不斷地搬來搬去，目的是想找一個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產生搬來搬去的失誤，就好比是經歷一場地震一樣。”當陳寅恪問及他的著作為何遲遲不能出版時，“胡喬木以八個字回答陳寅恪的八個字發問：陳曰'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答'出版有期，蓋棺尚遠'”。因胡喬木、陶鑄的過訪，陳寅恪作《壬寅元夕後七日，二客過談，因有所感，遂再次東坡前韻》，中有兩句值得玩味：“南國有情花處處，東風無恙月年年。”

陶鑄對陳寅恪呵護備至：關照中山大學將當年“中右”的陳寅恪“脫帽加冕”；為方便陳寅恪的散步，安排人在他家門前修了一條白色水泥路；陳病重時為其配三個半護士；為了陳寅恪能欣賞戲曲，他指示中山大學為其弄一台好收音機，當時學校不認真辦，陶鑄很生氣，說“學校不送我送”。他送了台落地電唱兩用機給陳寅恪。陶鑄被打倒後，“造反派”曾統計出1966年6月到12月間，遠在北京的陶鑄先後三十八次用電話對廣東省委作“遙控指示”，其中數次指示：“對陳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狀不變。” 文革開始後，雖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陶鑄特指示廣東省委善待寅恪，然而紅衛兵置之不理，反而逼寅恪交待與陶鑄的關係，想藉此整跨陶鑄。當時陳已經“體弱、多病、目盲、臏足”，紅衛兵就佔據了陳宅對面的辦公樓，整天用高音喇叭往陳宅呼喝口號，而且還凍結了寅恪夫婦的工資。更可恨的是，他們還用武力趕走了陳的助手黃萱及和陶鑄派給陳的三名護士，在屋內遍貼大字報，搶掠物品撕毀文稿，如寅恪自傳《寒柳堂紀夢》，一時家徒四壁。陳不屈服，他們想到抬他去禮堂批鬥，陳夫人阻攔被打成重傷。劉節時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時，每年春節都要去老師陳寅恪家裡叩頭行禮。在“文革”初起時，學生要鬥爭陳寅恪，劉節攔住，大呼：“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鬥我就行了！千萬別鬥他！”劉節於是自願代寅恪受批鬥。紅衛兵問劉有什麼感想，劉答道：“能替恩師受批鬥，是我一生的光榮。”不久陶鑄被批鬥，紅衛兵問他為什麼庇護寅恪，陶正色回答：“你們如果有陳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樣對待你們。”

文革開始後，眾人皆批陳寅恪，但季羨林不願違心出手，落井下石，雖經再三動員，曉以大義，他仍效金人三緘其口。季羨林晚年回憶：“我不願意厚著面皮，充當事後的諸葛亮，我當時的認識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畢竟沒有行動。現在時過境遷，在四十年之後，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在天之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