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八、陳寅恪

20世紀20年代陳寅恪在清華大學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滿蒙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任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宮洞》到《琵琶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准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 1933年，陳寅恪的弟子陳哲三到日本，一次飯間遇到日本史學界大名鼎鼎的學者白鳥庫吉，剛見面時白鳥對他十分傲慢無禮，後得知他是陳寅恪的弟子，便執禮甚恭，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原來白鳥研究中亞問題，遇到困難，寫信請教奧國學者，复信說向柏林大學某教授請教，而柏林的複信說應請教陳寅恪教授，當時錢稻孫度春假來日，正住隔房，他說可以代為求教陳教授，錢的春假未完，陳教授的複信已到，而問題也解決了。他說如無陳教授的幫助，可能至死不解。

蘇聯學者在蒙古發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後來，陳寅恪以突劂文對譯解釋，各國學者都毫無異詞，同聲嘆服。 唐德宗與吐蕃的《唐蕃會盟碑》，許多著名學者如德國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難以解決，又是陳寅恪作了確切的翻譯，才使得國際學者感到滿意。 《蒙古源流》是明朝萬曆年間內蒙古薩囊徹辰所著，其中夾雜不少神話傳說，與元代蒙漢文史書多有不同，往往讓人們困惑不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陳寅恪發表了4篇論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書的本來面貌，使人們對原來困惑不解的難題，得以了解通釋，對後來的蒙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陳寅恪從事敦煌文獻研究並把它納入到世界學術領域中，得到各國學術界的認可。為了引導國內學者重視研究北京圖書館收藏的敦煌殘卷，他在閱讀後，就有關摩民教經、唐代史文、佛教主義等9個方面，著文列舉其價值，為從事敦煌文獻研究者開闊了視野，為我國敦煌學研究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基礎，開創了先河。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赴英國治療眼疾，並應邀在牛津大學講授東方學和漢學，歐洲各大學校的學者云集牛津，以親聆他講學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數人外，大多不能聽懂。因為陳寅恪在演講中廣泛徵引各種文獻，使用10餘種中亞古語，一般學者聽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金岳霖回憶陳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裡去，有一個學生來找他，問一個材料。他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注裡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線索去找其餘的材料。”寅恪先生記憶力之強，確實少見。 中印戰爭結束後，中共密擬以麥克馬洪線為準談判邊界問題，但當時卻無人知曉，毛澤東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陳寅恪。當時陳寅恪已被打倒，早已雙目失明，但他憑藉記憶歷數每段每句當在某書某頁，從而向政府提供了珍貴的歷史證據，保證了我國在談判中佔了主動，保證了我國在那次談判中不失領土。

陳寅恪於1923年在柏林求學期間，寫給其妹的一封書信。信中云： “我前見中國報紙告白，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出售，其預約券價約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價亦更貴。不知何處能代我籌借一筆款，為購此書。因我現必需之書甚多，總價約萬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兩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續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類書百種而已……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文等之同屬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註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師天台宗之祖師，其解悉檀二字，錯得可笑（見《法華玄義》）。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經正義二疏之體，說佛經，與禪宗之自成一派，與印度無關者相同，亦不要緊也。（禪宗自謂由迦葉傳心，系據護法因緣傳。現此書已證明為偽造，達摩之說我甚疑之。）舊藏文即一時不能得，中國大藏，吾頗不欲失此機會，惟無可如何耳。又蒙古滿洲回文書，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滿蒙回藏文書，價廉者，請大哥五哥代我收購，久後恐益難得矣……”

這封書信被當時主持《學衡》雜誌的吳宓得知，於這年八月的第二十期以《與妹書》為題刊載，梁啟超就是通過《學衡》看到了這封信，並為陳寅恪之博學傾倒。一年之後，梁啟超向曹雲祥力荐陳寅恪，陳得以到清華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