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六、錢穆

錢穆的故鄉在江南水鄉無錫的七房橋。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後，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入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孤兒寡母，家境貧困不堪。母親卻堅持不讓孩子輟學，她說：“我當遵先夫遺志，為錢家保留幾顆讀書的種子……”於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 少時，錢穆就讀於無錫蕩口鎮果育學校。當時教體操的老師是21歲的錢伯圭，曾就讀於上海南洋公學，思想激進，系當時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錢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師便藉此教誨道：“此等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此番話給年僅十歲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此後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餘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1907年，錢穆升入常州府中學堂。錢穆所在的四年級在年終大考前，全年級集體提議，請求校方對明年的課程作些改動，要求減去修身課，增加希臘文課等。學生公推錢穆等五人為代表與校長商談，又以集體退學相要挾，結果均為校方拒絕。錢穆作為學生代表，性格倔強，於是拒考，填退學書，自動退學。在這次學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錢穆外，還有兩位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創辦《國故》月刊的常州張壽昆；另一位是江陰的劉壽彭，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大名鼎鼎的劉半農；還有兩位分別是校長的三弟以及比錢穆低兩個年級的瞿秋白。 錢穆因鬧學潮退學，回到了七房橋老家。由於錢穆國文和歷史的成績為同學之最，年齡又是最小，所以，校長屠元博雖將他除名，但對錢穆依舊欣賞，於是他薦錢穆到南京鍾英中學就讀。

錢穆在南京鍾英中學求學不久，辛亥革命爆發。學校停辦，錢穆輟學了。他自知家貧，升學無望，雖“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但並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學，閉門苦讀。年十八，即輾轉鄉村，執教謀生。”十年鄉教，十年苦讀，十年求索，為他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深厚紮實的基礎。這十年中，他在國學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後來，他又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在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學教書著述，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 1913年，錢穆以沒有上大學讀書為憾，看到北京大學招生廣告，曾準備報考北京大學，不知何故沒有結果。但錢穆為準備考試勤讀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和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前者為必考書目，後者為北京大學教科書），是錢穆自學的開始。他效法古人剛日誦經，柔日讀史之例，定於每天清晨讀經子難讀之書，夜晚後讀史籍，中間下午則讀閒雜書。幾年過去之後，已有博學之名。

錢穆讀書常學習古人的治學與為人，及時反省自己。一次讀曾國藩家書，曾說自己每讀一書必認真從頭讀到尾。錢穆從此要求每本書都必須認真閱讀，不遺一字，讀完後再換一本。他從古人身上總結出一條行之有效的經驗，便身體力行，規定自己早上讀經子，晚上讀史，中間讀閒書，充分提高讀書的效率（剛日誦經，柔日讀史）。 錢穆說：“我把書都寫好放在那裡，將來一定有用。”錢穆一生著書立說，達一千七百萬言之多。 晚清以來，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變化和大規模的西學東漸，諸子之學的研究逐漸興起。在這一背景下，錢穆從子學入手，研究先秦諸子思想及諸子事蹟考辨，最終完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作《先秦諸子系年》。這部著作對先秦諸子年代、行事及學術淵源，以及對戰國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深得學術界的好評。

錢穆雖然自學出身，卻從不迷信權威。當時學術界正流行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觀點，顧頡剛也是康的擁護者。錢穆對康的觀點十分懷疑，他沒有因為顧頡剛於己有恩就放棄己見，而是力排眾議撰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用事實證明康有為的觀點是錯誤的。顧頡剛對此毫不介意，不僅將此文在《燕京學報》發表，還推薦他到燕京任教。錢穆稱，“此等胸懷，萬為餘特所欣賞。”錢穆的文章影響極大，一掃劉歆編造群經說，在經學史上另闢了以史治經的新路子，對經學史研究具有劃時代的貢獻，其觀點也逐漸為學術界普遍接受。各大學的課程原來都採用康有為的學說，這年新學年開學，開始停用康的學說，而採錢穆之學說。 錢穆撰寫《國史大綱》，採取綿延的觀點了解歷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以激發對本國歷史文化愛惜保護之熱情與摯意，闡揚民族文化史觀，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

錢穆雖然是治史專家，卻披閱廣泛，發現學生手中有好書就借來一讀。四十年代在西南聯大時，見學生李埏有一本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也頗有興趣，並據此寫了《道家與安那其主義》一文，發表後引起了讀者極大興趣。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聯合、新亞三書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錢穆早就打算從行政職務中擺脫出來。錢穆乃向董事會提出辭呈，未獲通過，次年再度請辭，董事會建議休假一年後再卸任。 16年來，在繁忙的學校行政事務之餘，他出版了《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孔子與春秋》、《論語新解》等著作。至此，錢穆再潛沉書齋，埋首研讀。 自1964年開始，錢穆用七年時間完成巨著《朱子新學案》。此書得到哈佛資金協助。在書中，錢穆不僅深入論述了朱熹學術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統疏理了朱子思想資料，夾敘夾議，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國思想史後半期的重要歷史地位，同時連帶地解決了朱子卒後七百多年來學術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疑而未決的一些重要問題。 《學案》是他研究理學的重要著作。國際漢學批評家楊聯昇讀《學案》後，讚歎不置，說錢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能出其右者”。

1967年10月，錢穆應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築素書樓於台北市士林區外雙溪，1968年膺選中研院院士。晚年專致於講學與著述，雖目力日弱仍隨時提出新觀點，賴夫人誦讀整理出版，謙稱為《晚學盲言》。 錢穆的夫人胡美琦回憶：他（錢穆）73歲大病後，身體尚未完全復原，兩眼也患目疾，醫生不讓他過長時間看書，尤禁晚上看書，所以生活較前輕鬆，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這樣直到他《朱子新學案》一書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願所寄。他自己說：以後我要減少工作時間了。但也仍保持著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裡喜歡的題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幾年來，有時他對我說這幾天我真開心，寫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寫完，他總會有一場病。親戚朋友都勸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時間，他們關切地說，賓四寫作了一輩子，過八十的人，也該休息休息了。

錢穆晚年目盲，展紙落筆，亦僅偶有疊字。賴夫人查閱舊籍，引述成語。稿成後，請夫人誦讀，口授訂正。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晚學盲言》就是這樣誕生的。夫人對先生悉心照料，體貼入微。伉儷情濃，老而彌篤。錢穆先生晚年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臨終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記錄整理而成的，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最終信念。他對儒家“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命題“專一玩味”並因自己最終“徹悟”而感到“快慰”。這是他的晚年定論和臨終遺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與自然合一則是中國文化的終極理想。” 錢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讀而在學術界確立地位的一個學者，其治學頗受清儒章學誠“六經皆史”思想的影響。對中國歷史尤其是對中國歷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提出，先秦時期，儒、墨二家是後來諸子各派的發端，由此分源別派，旁通四達，互相中國古代文化的源流。此外，錢穆對宋明理學尤其是朱熹之學、對清代學術尤其是乾嘉學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錢穆認為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真偽混雜，次序顛倒，後世傳說亦不可輕信，遂詳細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蹟，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學、初仕、設教、適齊、適衛、過匡、過宋、仕魯、至陳、至蔡、及晚年居魯等，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動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錢穆重視探求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精華，並給予其以高度評價，他認為“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其生機”。 在錢穆逝世一周年之際，其得意門生余英時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一書，系統闡述乃師畢生之學問風骨、道德文章以及對於中國學術的巨大貢獻，亦算是對其畢生繁華的蓋棺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