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晚景
吳宓的日記成為了吳宓“反動”的罪證，據和吳宓一起蹲“牛棚”的西師中文系古典文學教授譚優學回憶說：1968年夏，兩派鬥爭又緊張起來。 “革命群眾”突然對吳宓採取了一次“革命行動”。抄走了他的“反動日記”。這可惹下滔天大禍了。不但自討苦吃，還連累到我們。他日記裡說，叫中學生造反，等於拿小刀給孩子玩，沒有不傷手的。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這不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毛主席罪狀之一。日記說“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是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姚文元。罪狀之二。日記裡有些地方對毛主席的文藝講話，說了不全贊同的話，“狗膽包天”，竟敢“唱反調”，罪狀之三。我們在“學習”中，監督有時不在，不免對兩派的某些事有長短得失的議論，他也記在日記裡，而且記下是“某君雲”。 “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還了得”，於是我們被勒令於某日上午去某處集合。其他系的幾條“辮子”挨了毒打，殺雞給鵝看。我們挨了一頓毒罵。吳宓大概因為年老，免於挨揍，但被宣佈為“現行反革命”，嚴加監管。還據說“兩派同志都同意，公安部已批下來給吳宓戴這頂帽子”。這下真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了。
1968年6中旬，西南師範學院兩派武鬥再起，趕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團奪權後，召開批鬥原黨委書記張永青的大會，吳宓日記記載：包括他在內的“各類有罪之教職員（皆曾為張永青所尊禮、寵用、包庇者）共十六名，分列兩側，陪鬥（同受鬥爭）。”在批斗大會上，吳宓不停挨打。學生們用竹條、樹枝或扔小石子打他，在被押進會場時，“旁人則以竹條打擊頭肩背不休（此時最痛）”，在台前低頭請罪聽候大會批判發言中，“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頻頻以竹條打擊宓等之頭頂”。批鬥會結束後，吳宓回到家中，“以所歷簡告唐昌敏（吳宓所僱家務女工）。視表，正夕5時。所歷共只3～5兩小時，而在台前曲躬俯立，則覺其長且久也！又按，宓自1904冬夜，為祖母痛打一次之後，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吳宓身邊沒有親人，每次挨打後，他都只能向唐昌敏傾訴。次日：“唐昌敏以藥敷宓傷處（左肩胛骨之下尖，膚色紅腫，未破）。”
6月21日，吳宓再次在批鬥會上被打傷。當天下著大雨，學生將他手上拿的遮雨草帽奪走扔掉。回家後，吳宓將情況告訴了唐昌敏：“唐昌敏導某鄰童入大禮堂，尋取宓之草帽，未得。”“唐昌敏買白酒三兩（二角四分）來，以酒浸藥（藥名紅油克膏，治跌打損傷），為宓一再用棉巾拭洗傷處。”
1969年3月6日，吳宓與其他被打倒的教師一起被集中到西師李園，過“集體管制生活”，強迫他們交待罪行和揭發批判。 4月24日，吳宓等人又被強行遷往梁平（西師分校）集中進行所謂“鬥批改”。去梁平前，吳宓曾申請“年老衰弱留校勞動”，但未獲批准。
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開的中文系第二次批鬥吳宓大會上，將吳宓押進會場的兩個學生狠狠將他從高台上推下，致使他腿骨跌斷。腿骨跌斷的吳宓並沒有得到及時救治，而是被迫跪坐地上接受“鬥爭凡曆三小時”。大會結束後，吳宓被架回住處時“已成半死”。此後，吳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兩日未飲、未食，亦未大小便。”在這種情況下，他仍被強迫寫交待材料，接受批判。直到6月21日，吳宓才隨全體人員回到北碚，乘卡車（坐行李包上）於清晨7時出發，晚8時抵達西師校內，“得人扶掖，且背負至家”。
腿斷後，吳宓只能爬著要幾口水喝，幾口飯吃。有時，連水、飯也沒有。一次，他困在工棚裡，對著窗外大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當他斷腿稍好一些後，他又被派做掃廁所、刷尿池、刮糞便一類的活兒。
1969年11月30日，吳宓在《上西師中文系群眾工作組報告》中寫道：“宓現在七十六歲垂暮之年，腿傷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內爬行，偶一臥起轉動，腿關節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
11月28日，西師中文系師生又召開了批鬥吳宓大會。 “十二月四日，又十三日，兩次抓宓到網球場和大操場，和其他的牛鬼蛇神受陪鬥。兩次均給宓（因傷腿）以極大之肉體痛苦。”
《吳宓的最後歲月》一文中敘述吳宓的遭遇：吳宓被關入黑房，晝夜審訊鬥爭，黑房外有紅衛兵把守。吳宓關在黑暗牢房久了，全身臟癢難受，只好向把守的紅衛兵請求洗個澡。紅小將回答說：你這個老反革命想洗澡，這容易，我來侍候你。一會兒另一個紅小將提一桶涼水來，兩人合手合腳扒光他的衣服，把他從床上拉下來，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個拎著吳宓胳膊，另一個揮動刷大字報的毛刷，把涼水用搪瓷盆澆在吳宓身上，然後用刷打吳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節，涼水凍入心扉，吳宓渾身發抖，接著毛刷在他身上亂刷，直到吳宓跪下磕頭求饒哭叫，紅小將才將整桶涼水從頭淋下來，說是為他“提壺灌頂”。吳宓哭著說紅小將整他，紅小將說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樣樣割下來。他們問吳宓是不是想挨整，吳宓只好磕頭求饒，並向紅小將致謝，這才保住了耳鼻。
有一次吳宓躺在床上想絕食求死，紅小將罵他，“絕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撲……”隨後，他叫來幾個男女紅衛兵，把吳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處塞一根膠管，然後灌入一大碗廚房丟棄的潲水，裡面飯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脹、穢臭不堪，熏得他腦酸淚流、痛苦難當。紅小將告訴他，這叫做“鼻飼”。經過四天“鼻飼”，吳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錢去買飯菜吃，紅衛兵們才停止了這種慘無人道的“鼻飼”……
走筆至此，惟有一聲哀嘆，兩行清淚！
吳須曼在《回憶先兄吳宓教授》記錄過吳宓那段時間的經歷：
由於生活不能自理，只好請一個保姆，而他（吳宓）當時只有三十元生活費，拿什麼付保姆費，同事之間，人各自危，誰還敢自討罪責幫他，我只好在生活中節約，每月補助他二十元。殘酷的迫害和摧殘，使他的身體每況愈下。
1974年春天，我去重慶西南師院探望，兄妹相見泣不成聲。見他連最低的生活水平都達不到，衣服只有兩三套，被褥單薄，布證、棉花票一樣也沒有，惟一的財產就是佈滿書架和箱桌的中外書籍。一件藍布面的棉襖，上面縫補有三十六處，可見年月之久，令人傷情。我回到涇陽後，即刻趕製了棉衣、棉褲、被子和毛衣寄往學院。
1975年夏天，我又去西南師院，他腿有殘疾行走不便，一隻眼睛患白內障而失明，生活更加困難，我決定勸他隨我回家，但他堅持不同意，告訴我他保存的二十六本《吳宓詩集》不到半月曾被人“偷走”。尤其令人氣憤的是，“十年動亂”中有人拿了他的書，知道他恢復工資後，送還一兩本書就索費幾十元，依這樣的特高價收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書，每月工資即付一空。補發工資後，除還一部分外債和周濟了幾個困難的學生外，大部分就是花在贖回被人拿去的書上。殘酷鬥爭，無情折磨，使他的神經近乎失去了控制。這些人就是掌握了他愛書如命的特點，才這樣詐騙他。甚至他手上的一塊價值幾百元的進口表，也被重慶鋼廠兩個無賴用一隻僅值六元錢的小鬧鐘“換”去。他動輒被騙走數十元乃至百餘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