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知遇
胡適和劉文典同歲，他是劉文典的同鄉、同僚，亦是劉文典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在劉文典登上學術高峰的路途中，必然少不了胡適的一臂之力。
劉文典曾撰寫一篇名為《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稱胡適為“我的朋友胡適之”，並稱胡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實在可以算得是中國近代一部EpochMaking（劃時代）的書，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學史，也只有德國的Windelband（文德爾班）和美國的Thilly（梯利）兩位名家的書著得和他一樣好”。
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解》成書後，胡適自然是最早的讀者。 1921年9月24日，胡適在日記裡記載：“劉叔雅近來費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鴻烈集解》一部大書。今天他帶來給我看，我略翻幾處，即知他確然費了一番很嚴密的功夫。”胡適還寫道：“北大國文部能拿起筆來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與玄同兩人罷了。叔雅性最懶，不意他竟能發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
《淮南鴻烈集解》的出版也是胡適努力的結果，胡將文稿推薦給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並充當劉文典的經紀人，幫助他與商務印書館交涉。劉對好友也極為信任，寫信給胡適說：“《淮南子》事，既然你這樣說，典無有不依。”
對於劉文典而言，“我的朋友胡適之”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劉寫給胡的信，大都是讓胡為他解決各種各樣的難題，無論是生活上的還是學術上的，在信中，劉不是讓胡適替他找工作，就是為他的書稿和商務印書館交涉，或者是找胡適借錢、提供其他幫助等等。
劉文典因校勘《淮南子》曾向北大借款六百元錢，到期卻無力還債。因當時他的書還沒有出版，他便給胡適寫信訴苦，讓胡幫他向張元濟預支稿費，他在信中說：“兩三個月薪水一扣，典年內就無以為生了。典想拙作將來銷路總不會十分錯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張菊生（元濟）先生商量，墊幾百元，總該可望辦到。拙作比起平常的書來，費的心血也多些，將來定價也要貴些，並且價值比較的永遠些，無論多少年後都可以有銷路，究非那些風行'一時'的書可比。先墊一筆款，早遲準可以撈得回來的，典想只要請你和張先生一說，典目下這個圍就可以解了。你對於典的事素來肯幫忙，這件事必定可以答應我的。”
幾日後，劉文典再次寫信催促胡適：“典因此又起了一個奢望，看起來好像近於'無饜之求'，其實和原議相差也不遠。就是《淮南子》的墊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計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湊成一千整數了。”在胡適的幫助下，不多日，劉文典便領到了商務印書館預支的稿費。
由於劉文典未能及時將最後幾章校完，商務印書館不肯支付剩餘的五十元稿費，而北大因經費緊張不能按時發薪，山窮水盡的劉文典只好再次求助胡適：“弟之經濟狀況已瀕絕境，務請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個電話即成了），我向他開口，實在有些不好，請你援救我一下罷。”
1923年，《淮南鴻烈集解》出版之際，劉文典請胡適為該書作序，並提出序要用文言文寫：“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經全部完成，許多學生們都急於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現在就因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總要請你從速才好。至於文體，似乎以文言為宜，古色古香的書上，配上一篇白話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頭上戴著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話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話罷。”
胡適幾乎對劉文典有求必應，用文言文作序言一篇，將無數溢美之詞送給了劉文典：“今日坊間所行，猶是百五十年前之莊逵吉本，而王、俞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數學人之享用；然則叔雅《集解》之作，豈非今日治國學之先務哉？”“凡其所自得有與前人合者，皆歸功於前人；其有足為諸家佐證，或匡糾其過誤者，則先舉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證附焉。至其所自立說，則僅列其證據充足、無可複疑者。往往有新義，卒以佐證不備而終棄之，友朋或爭之，叔雅終不願也。”
由於劉文典在北大一直不被重視，劉文典在校勘《淮南子》時，特地請胡適將他已經校勘好的部分篇章，送給校長蔡元培審閱。
1923年，《淮南鴻烈集解》尚未付梓，胡適在應《清華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請，開《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時，便隆重推薦了這本還沒有出版的書，為劉文典造勢。
劉文典對胡適對他的幫助也感激涕零，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你是弟所最敬愛的朋友，弟的學業上深受你的益處。近年薄有虛名，也全是出於你的'說項'，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極力幫忙、極力獎進的結果。”
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里記載，劉文典曾這樣評價胡適：“適之先生樣樣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學！”唐德剛說，這種說法是他從前輩鄉人那裡聽說來的。章玉政先生從目前可以查詢的材料分析，認為這完全是唐的一種道聽途說，他認為劉文典是從靈魂深處“敬愛”胡適的。
劉文典校完《淮南子》後，便開始校勘《論衡》。劉文典對於校勘《論衡》並無太多信心，他便寫信徵求胡適的意見。胡適對劉文典的決定表示支持後，劉文典便堅持不懈，將《論衡》校勘完畢。
劉文典校勘的《論衡》文稿自然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但書稿交去後，商務印書館卻遲遲沒有動作。劉文典心中很是忐忑，自然，他的解決方法就是請胡適出面與商務印書館交涉。不久，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就寫信告訴劉，出版的事將全權委託胡適與劉文典細談。
商務印書館出版劉文典《論衡》一書，支付給劉的稿費較低。事後，劉頗覺後悔，在給胡適的信中說：“不廠（北大教授單不廠）所說的，弟有些東西不肯放進去，這話不的確的，弟並非膽小，實在是嫌定價少了，凡是費力考出來的，都想留著做我的讀書集志，價出足了，弟的膽子就會大的。”信寄出後，劉許久未收到胡的複信，他心中很是擔憂，生怕胡責怪自己，也不敢直接去找胡。許久之後，他終於收到了胡的回信。胡在信中解釋自己之所以晚回复，是因為之前一直在忙清朝大學者戴震誕辰二百週年的紀念之事，接著，胡適說：“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在信片上說，你有許多材料，非有重價，不肯拿出來。我後來曾婉辭勸你過，但我心裡實在有點不好過。我覺得你以'書賈'待人，而以市儈自待，未免教我難堪。校一書而酬千金，在今日不為低價，在歷史上則為創舉；而你猶要玩一個把戲，留一部分為奇貨。”胡適的一席話，猶如當頭棒喝，劉文典後來做校勘的時候，就寫信告訴胡適，稱與出版社“價好商量”。
劉文典的學術研究幾乎都與胡適的支持與否有關，他校勘、《說苑》、《大唐西域記》等古籍時，都事先徵求胡適的意見，凡是胡適支持的，他便潛心研究，努力校勘；胡適反對的，他便放棄。胡適對劉文典堅持校勘古籍也極為支持，他曾尋得一本《文選箋證》珍本，送給劉文典。
1930年，劉文典的夫人張秋華患病，高燒不退，情況甚是危機。這次又是胡適為劉文典排憂解難，為劉文典介紹首善醫院的院長方石珊。經過醫院的細心診治，張秋華轉危為安，不久便痊癒。事後，劉文典寫信給胡適，在信中劉感激涕零：“中國人多缺乏同情心，世故深者類皆怕受埋怨，不肯推薦醫生，如夢麟先生要打中醫救活蔡先生與吾兄之推薦方石珊救活內子，皆仁者智者之勇，不但受者感激無既，此樣菩薩心腸、英雄肝膽，真堪風世也。”
胡適不僅為劉文典解決困難，連劉的學生、朋友的事情也要接管。劉文典的學生李秉中著《邊雪鴻泥記》一書，無法出版，劉便請胡推薦給商務印書館。
劉文典回到安慶籌備安徽大學時，安大籌備委員會準備派遣教員廖景初到京、滬、浙等地的大學考察。為了讓廖順利完成考察，劉文典便寫信給胡適，請胡“多多援助，予以參觀的便利”。
40年代初，劉文典的學生陳福康准備到美國留學，但留學費用不夠。劉文典聽說中國人在美國青年領事館有半工半讀的機會後，便寫信給在美國任大使的胡適，請他為陳解決問題。
國民黨退守台灣之際，胡適在考慮自己去向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好友劉文典，他準備安排劉文典一家去美國。他為劉文典聯繫好了在美國的具體去所，甚至為他們辦好了入境簽證，但劉文典卻拒絕了胡適的邀請，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祖國？”
接到胡適的通知後，劉文典頗為躊躇，猶豫再三後，他將此事告訴了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熊當時正在外地開會，得知此事後，讓人轉告劉：“暫時別動，等我回來再做決定。”從此，劉文典就再也沒有見過他的朋友胡適之。
解放後，劉文典留在雲南大學任教，除了偶爾向學生提及他“十二萬分”敬佩的陳寅恪外，幾乎從未主動談起過胡適。 50年代，批胡運動如火如荼，劉文典沒有任何口頭、書面形式的對胡的批判，他保持了沉默。
五十年代，因批判俞平伯時，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點名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所以，胡適也成為批判的對象。在雲大的批判《〈紅樓夢〉研究》會議上，劉文典不能再保持沉默。輪到他發言時，他神色如常，用略帶安徽口音的普通話，洋洋灑灑說了一大通，但講話中卻始終沒有提到“胡適”這個名字。
據劉文典的一位同事回憶，在“批判胡適”的浪潮中，劉文典始終保持沉默，不忍對胡適下手。系裡組織的批判學習大會，他都參加，但是很少發言。別人講話時，他要么裝著記錄，要么閉眼休息。 1957年，劉文典被認定為“反動學術權威”，亦遭到批判，當時有人對他批判的“罪狀”之一就是，系裡組織開批判會，他竟然“靠在沙發上睡大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