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際會

毛澤東在擔任北大圖書館的管理員期間，一次在聽胡適演講時，他斗膽向胡適提了一個問題，但當胡適得知他是未註冊的學生時，拒絕回答他的問題。 毛澤東同蕭三等人經楊懷中先生介紹專程去拜訪過胡適，同胡適討論新思潮的各種問題，並以新民學會在京會友的名義，請胡適做過報告，解答問題。 毛澤東在要不要出國留學的問題上，曾經請教過胡適。 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好友周世釗的一封信中談到關於他為什麼不出過國考慮：“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明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和黎邵西（即黎錦熙）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五四”時期，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毛澤東一度支持胡適。 “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時，當時毛澤東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並親自為這個研究會擬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如“孔子問題”、“東西文明會合問題”、“經濟自由問題”、“國際聯盟問題”，等等，共計七十一大類，其中的教育、女子、勞動、華工、實業、交通、財政、經濟八大類又分列出八十一個更具體的問題，如“杜威教育說如何實施問題”、“中等教育問題”、“女子交際問題”、“貞操問題”、“國語問題”、“司法獨立問題”、“聯邦制應否施行問題”，合計一百四十四個要研究的“問題”。 在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後，他與胡適的交往仍相當密切，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毛澤東……”

《西行漫記》記載說，1919年，毛澤東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專程前去拜訪胡適，目的是“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胡適欣然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要求，表示盡力給予支持，以後他也是這樣做了。是年7月14日，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當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時，胡適看過之後立即在8月24日的《每週評論》第三十六號《新書評介》一欄中，對毛澤東的文章和《湘江評論》作了熱情洋溢的肯定。胡適撰文說：“現在新出版的周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廣州，東從上海蘇州，西至四川，幾乎沒有一個城市沒有這樣新派的報紙……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接著他又專門對《湘江評論》和毛澤東的文章作了高度評價。胡適寫道：“《湘江評論》的長處似乎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實是現今一篇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的樂觀。武人統治天下，能產生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1920年1月15日，毛澤東又拜訪了胡適。胡適在他的中寫道：“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信中也說到了這次拜訪胡適所談的內容。當時毛澤東正在北京醞釀籌備湖南“工讀互助團”，為了爭取支持；毛澤東去拜訪了胡適，把辦學的目的與初步計劃向胡適求教。 “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辦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脩大學（毛澤東在此還特別說明，自脩大學的名字是胡適先生給起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裡實行共產的生活。”胡適後來在日記中追憶了這件事：“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的'一個自脩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脩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脩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20年4月，當毛澤東領導的“驅張”（驅湖南督軍張敬堯）運動勝利後，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澤東一回到湖南便給胡適寫信報告湖南“驅張”後的形勢。信中寫道：“適之先生：在滬上一信，達到了麼？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藉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訪問時說過的這麼一段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1945年8月抗戰剛勝利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大意是說：日本既已投降，共產黨就再沒有正當的理由來繼續保持一支龐大的私人軍隊，共產黨現在更應該學英國工黨的好榜樣。這個勞工黨沒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後一次的選舉中，卻得到了壓倒優勢的勝利。可惜胡博士一直都沒有得到回音。

抗戰結束後，毛澤東派董必武爭取胡適，後來，又通過胡適的學生傅斯年代向老師胡適問好。胡適不但不買帳，還對共產黨勸降，親自寫信給毛澤東，讓共產黨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黨，令毛澤東氣而不理。在圍困北京時，毛澤東曾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後冷笑一哼：“不要相信共產黨那一套！”他走後，中國共產黨立即宣布胡適為戰犯。 胡適在陳存仁家中吃飯，無論飲酒或講笑話時，對時局問題，常避而不談。那個時期，他的家鄉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變色，他只談到他的家鄉漬溪龍井鄉上村改為適之村，共有五百多個戶口，他家門口被寫了八個大字“胡適之家，不可亂動”，他家祠堂已改為五四運動展覽會永久會場云云。胡適談到這點，認為那位北大圖書館館員，看來還不會難為他。

1949年後，中共中央多次對胡適進行了統戰工作，胡適不為所動。 1956年2月在北京懷仁堂宴請全國政協的知識分子代表時，毛澤東在談到批判胡適時說道：“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 1957年，毛澤東說胡適：“……說實在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1959年12月26日，這天是毛澤東生日，中午，胡適在台北家中留秘書胡頌平吃飯，談起了毛澤東的老丈人楊昌濟。胡頌平由此便問：“毛澤東進北大圖書館工作，是他老丈人帶進去的嗎？”胡適告訴說：“不是。毛澤東在湖南師範畢業後到了北平，他和五個青年上書於我——這封信，我是交給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戰期間，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燒了。——當時北京有個工讀輔助會，他先在輔助會工讀，很苦。”那天，胡頌平還特地把心中一個疑問提了出來，他問胡適：“是否先生介紹他進圖書館？”胡適告訴說：“不，當時章行嚴（章士釗）當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當主任。章行嚴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釗兩人把他介紹進去的。”不過，毛澤東說自己進北大圖書館是楊昌濟先生介紹的。

胡適看不上毛澤東的詩詞。何炳棣曾將毛澤東的兩首《沁園春》譯成英文發表，一首是1925年所作的“獨立寒秋，湘江北去……”，一首是1945年到重慶後立即發表的“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胡適看到後，對何說：“看了很不舒服，因為你還誇他頗不無詩才；事實上，他當初在北大還不配上我中國文學史的班呢！” 胡適曾對唐德剛說過：“共產黨里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