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 詈諷

胡適有名，所以胡適挨罵；胡適倡導新文化，所以胡適挨罵；胡適寬和，所以胡適挨罵。 胡適以《胡適之》為題在北平某大學演講。他說：鄙人於“五四”運動時提倡白話文，章太炎國學大師大罵：“適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為往哪裡去？”聽者哄然。 鄧之誠的祖父是曾任雲貴和兩廣總督的鄧廷楨。鄧極不喜歡白話文，學生試卷中凡用“的”之處，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話說：“同學們，千萬要聽明白，城裡面有個姓胡的，他叫胡適，他是專門地胡說。” 胡適在上海中西女塾以“爭取大奶子”為題發表演講，他說：“中國女子是不配做母親的，因為她們的奶子被壓制太久，減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爭取做母親的權利，第一就應解放奶子。”性學博士張競生認為胡適的說法沒有理論根據，且有欺辱女生、譁眾取寵之嫌，在報紙上大加撻伐。兩人進行了筆戰。

胡適回國時，青春氣盛，意氣風發，不可一世。辜鴻銘則認為，胡適所持為美國中下層英語，而且不懂希臘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窺見西方古今哲學的堂奧。 胡適寄自己的新作《哲學史大綱》上卷給章太炎，依新式標點符號，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線。章太炎大怒道：“胡適是什麼東西，敢在我名字旁邊打黑線。”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適”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線，才略感釋懷地說：“罷了罷了，這就算抵消！” 胡適在北大講學時，常與黃侃同宴會。有一次，胡適偶然談起墨學，黃侃立即罵道：“今之講墨學者，皆混賬王八。”胡嘿然無語。過了一會兒，黃侃又說：“就是胡適之尊翁，亦是混賬王八。”胡適大怒，謂其辱及先人。黃侃至此大笑說：“且息怒，吾試君耳！吾聞墨子兼受，是無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學？餘非詈君，聊試之耳。”舉座嘩然歡笑。

胡適頗以故鄉徽州自豪，故常誇口說，姓胡的、姓程的、姓葉的都是起源於徽州。他還說問過汪精衛、葉恭綽，他們都承認祖上是徽州的。於是有人調侃胡適說：“胡先生，如果再擴大研究下去，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起源於徽州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胡適第一次坐飛機，寫了一首題為《飛行小贊》的小詩，那位連人力車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詩登在報上，歷數造一架飛機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農民的血汗，飛機造好了是為國家服務的，不是為了讓你胡博士當成玩意兒嬉樂的！ 胡適曾為文，論中國深受“五鬼”之害，即貧、病、愚、亂、貪。而為患最甚的帝國列強，卻只言未提。陶行知乃寫詩匡之曰：“明於考古，昧於知今，捉住小鬼，放卻大魔。”

五四運動以後，蔡元培校長經常離校，校務多委託胡適辦理。在對外活動上，蔡也經常請胡作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這讓反對胡的守舊者大感不滿。林紓稱胡是“左右校長而出”的“秦二世”，黃侃更譏胡為繞蔡上下翻飛的“黃蝴蝶”。 胡適成名後，章士釗撰《評新文化運動》，文中稱當時的一般少年人：“以適之為人帝，績溪為上京，一味於《胡適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 魯迅也曾嘲諷胡適。胡適發表了《知難，行亦不易》一文，對孫中山提倡的“知難行易”學說加以“批評”，同時提出了一個新的“專家政治”的主張，要求蔣介石政府“充分請教專家”，明確指出“知難行易”“的學說”不修正，“專家政治決不會實現”。 1931年10月，蔣介石在南京會見丁文江與胡適。此後魯迅（署名佩韋）發表《知難行難》一文，在文中對胡適等人進行了嘲諷：“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稱呼。為什麼呢？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也沒有人問他'垂詢'些什麼。為什麼呢？因為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這'大局'也並無'國民黨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論的麻煩，所以，博士就出來了。”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前後，蔣介石和汪精衛聯名邀請全國各界名流學者到江西廬山開談話會。 7月11日談話會上，蔣、汪發言後，胡適慷慨激昂，發表了一通抗日救國演講。在座的胡健中聽後，即席賦詩一首：“溽暑匡廬盛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陳辭又一回。”言語中頗含戲謔之意。胡適也隨手寫了一首白話打油詩回贈：“哪有貓兒不叫春？哪有蟬兒不鳴夏？哪有蛤蟆不夜鳴？哪有先生不說話？” 陳獨秀在獄中，宋美齡等顯要都曾來探望，只有胡適過南京而未至。陳獨秀怒斥之：“吾知適之是大忙人，此際正與達官貴人拜會飲酒，寧有暇訪我哉。不過一舊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適最終開始來了，但兩人一見面即爭吵不已。而本無深交的蔣夢麟特地前來探望，並攜來幾部章回小說，被陳視為知音。

1947年9月，胡適主持北大教授會，商討北大未來十年的發展規劃。向達教授在會上說：“我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劃？” 1948年，潘漢年主持的《華商報》上刊登一幅漫畫《兩“胡”於“途”》，畫的是胡適背著自由主義的紅十字藥箱，挽著《大公報》社長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著《大公報》，一手拉著蔣中正的無頭殭屍。旁邊還附有一首打油詩：“真'糊塗'，假'糊塗'，為何冒死去救護？可是'將軍'頭已無，請問'胡'裡與'胡'塗。” 胡適提出“好政府主義”前夕，梁啟超、林長民等人向他建議，要拉王寵惠、羅文幹、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適和蔡元培卻決心與研究系保持距離，於是將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發表了一個。梁啟超大怒道：“有什麼了不起，我自己一個人也可以發表宣言。”林長民則說：“胡適我們不怪他，他是處女，不願意跟我們做過妓女的人來往。但蔡先生素來是兼收並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呢？”

胡適好談政治，他曾站在軍閥一邊厚誣國民黨，引起社會輿論和青年學生的不滿，老資格的國民黨人張難先批評他說：“軍閥橫行，賴政治家以糾正之；政治家卑污，賴學者以糾正之；今學者又復加如斯，則吾國之苦百姓將再無寧日矣。”而軍閥和北洋政府也對他不感興趣，吳佩孚的軍師白堅武警告他說：“我以私人朋友的資格，盼望你今後言論要審慎些，要提高些。”湯爾和在北洋政府裡任教育部長，也以朋友身份勸他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馮友蘭曾批評胡適的治學精神：“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於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經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於古人所公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樣遠啊！”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胡適在美留學時，初與同鄉梅光迪關係很好，以兄弟相稱。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關係越來越僵。胡適的態度，特別是後來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以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為己任時，引起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的憤怒。張鑫海憤慨地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學衡》雜誌的創刊，這意味著“鏖戰”的開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自況：“子能覆楚，我必復之。”

胡適在中國公學做校長時，曾在一次講話中說，當初共產國際派代表到中國來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紹去找陳獨秀。所以後來陳變成了共產黨，而他卻不是。此話傳開，有學生貼出壁報批駁他：“若當初找到你，你也變不了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