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 自由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之職後，第一次對學生訓話，就說：“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切中當時北大的病根。後來，蔡先生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僅兩年多時間，蔡先生就把一個官僚養成所改造成為中國的“精神聖地”。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是中西合璧的產物——既是對西方辦學經驗的汲取，也是對中國傳統儒家優良教育傳統的繼承。自19世紀威廉·洪堡創立柏林大學，奠定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學習自由的原則以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就成為了全世界大學的基本價值和基本準則。蔡元培曾三次留學德國，並曾在洪堡大學學習過，所以深受洪堡和德國大學精神的影響。此外，蔡元培認為，在中國教育傳統中，在《中庸》等儒家經典中，也已蘊含著這一種精神。如《中庸》有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只是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思想界長期受封建專制統治，根本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因此，蔡元培認為，要改革中國教育，就必須循“思想自由之原則”。

蕭禀原回憶：1917年我考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即文學系）、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長。蔡先生的辦學宗旨是兼容並包，主導思想是提倡新學。他聘請了陳獨秀先生擔任文科長（即文學校長），聘請了周樹人、錢玄同等新派人物擔任教授，因而使北大面貌為之一新。 ……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聽生，我原來就讀的河南省立二中有位姓杜的同學要求旁聽，我去北大教務代為申請。教務處一位先生卻說：“座位滿了，不能再收。”我說：“座位沒滿，請你去教室看看。”教務處的先生不去。我氣呼呼地去見蔡校長。校長室在紅樓二樓上，也沒有秘書阻擋，學生可以隨便去找。我一進門，蔡先生看我怒氣沖衝，便和藹地說：“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鐘，五分鐘後你再講話。”我坐了一會兒，便和蔡先生說了為杜姓同學申請旁聽的事。我說：“多收一個學生總比少收一個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務處的先生卻說座位滿了。請校長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蔡先生聽後，馬上親自打電話把教務處那位先生請來。我當著蔡校長的面對教務處的先生說：“教室確實還有座位，不信你去看。”教務處的先生沒有說話。蔡校長當即拿筆寫了一個條子“准予杜××到中國文學門旁聽”，交給教務處的先生。於是這位杜姓同學終於入學旁聽了。

據曹靖華回憶：“當時社會上各行各業人士都可以進入沙灘紅樓（北大）聽課。那些求知慾望甚為強烈，但由於貧困而上不起學的青年，諸如商店的營業員、工廠的學徒等，都可以進入北大講堂聽課，學習文化知識。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絕後的，現在進入北大要有證件，當時什麼都不要。” 馮友蘭在《我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的回憶文章中寫到北大的旁聽生的往事：“那個時候的北大，用一個褒義的名詞說，是一個'自由王國'，用一個貶義的名詞說，是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王國。蔡元培到北大以後，開課並不是先有一個預訂的表，然後拉著教師去講，而是讓教師說出他們的研究題目，就把這個題目作為一門課。對於教師說，功課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課，就是他的研究題目，他可以隨時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實到課程的內容裡去，也可以用在講課時所發現的問題發展他的研究。講課就是發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機會，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實了他的教學內容。這樣，他講起來就覺得心情舒暢，不以講課為負擔，學生聽起來也覺得生動活潑，不以聽課為負擔。這樣，就把研究和教學統一起來。說統一，還是多了兩個字，其實它們本來就是一回事。開什麼課，這是教師的自由，至於這個課怎麼講，那更是他的自由了。學生們，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課，也可以上別系的課。你上什麼課，不上什麼課，沒人管；你上課不上課也沒人管。只到考試的時候你去參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畢業證書，不去參加考試也沒人管。學校對於群眾也是公開的。學校四門大開，上課鈴一響，谁愿意來聽課都可以到教室門口要一份講義，進去坐下就听。發講義的人，也不管你是誰，只要向他要，他就發，發完為止。有時應該上這門課的人，講義沒有拿到手，不應該上這門課的人倒先把講義拿完了。當時有一種說法，說北大有三種學生，一種是正式學生，是經過入學考試進來的；一種是旁聽生，雖然沒有經過入學考試，可是辦了旁聽手續，得到許可的；還有一種是偷聽生，既沒有經過入學考試，也未辦旁聽手續，未經許可，自由來校聽講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長期住下當偷聽生。”

蔡元培主張白話文，但不認為一定要絕對排斥文言文；他主張新文學，但相信舊文學也有自己不容否定的價值：“舊文學，注重於音調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則如音樂，如舞蹈，如圖案，如中國之繪畫，亦不得謂之非美術也。”也惟其如此，他既熱心為沈尹默的新體詩集作序，同時也不贊成“青年抱了新體詩的迷信，把古詩一筆抹殺”，故同樣樂於為浦瑞堂的《白話唐人七絕百首》作序。 1920年初，蔡元培在《新青年》上發表著名的短文。他將新思潮形像地比作洪水，將軍閥比作猛獸，以為中國現狀可算是洪水與猛獸鬥，“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服了，來幫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胡適在發表此文的“附記”中強調，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許多人要說而不能說的意思”。羅家倫則稱之為“光芒萬丈的短文”。

蔡元培倡導科學，但他反對陳獨秀諸人的唯科學主義無視人類情感的重要性。他說：“知識與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學與美術，不可偏廢。” 蔡元培認為，戰後的歐洲思想界反省自身文化的弱點，許多學者轉而向東方文化尋求幫助，是客觀的事實。 “東西文化交通的機會已經到了。我們只要大家肯盡力就好”。他指示北大國學研究所：“我們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輸入，一方面也應該注意將我們固有文明輸出”，對此必須“格外留心”。蔡元培說：“鄙人對於中國之將來，全抱樂觀”。假以時日，“中國文化，必可以與歐洲文化齊等，同樣的有貢獻於世界。” 蔡元培曾毫不諱言地表示：“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的政治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中一方面肯定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愛國熱情，但同時告誡學生不要因政治問題犧牲學業，呼籲同學們回到教育救國的道路上來，指出：“吾國人口號四萬萬，當此教育無能、科學無能時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幾，得受純粹科學教育者，萬分之幾。諸君以環境之適宜，而有受教育之機會，且有受純粹科學之機會，所以樹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者，皆將有賴於諸君。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為參加大多數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絕對犧牲之乎？” 蔡元培亦反對教師罷課。 1922年4月9日，在國立八校教職員會議上蔡元培力阻教員罷教的提議。胡適在4月11日的日記中這樣記載當時的情況：“前天（九日）聯席會議主張延長春假，——實則罷課之別名，——蔡先生親自出席，為很激烈的演說，堅執不肯延長，並說：如果教職員堅執此議，他便要辭職，但此次辭職，不是對政府，是對教職員。聯席會議的人雖然很不滿意，——因為蔡先生還說了許多很爽直的話——但不能抵抗。於是昨日五校一律開課，而聯席會議的各代表一齊辭職。”

解放後，錢端升即發表文章說：“北京大學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負一部分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