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章 兼收
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他說：“大學之大，因其無所不包，各種言論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於互相詬罵。如各有主張，盡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張之長處，不必攻擊或排斥他種主張。”
由於重視延聘選拔有真才實學的各方面人才，容納各種學術和思想流派，使北大的教員隊伍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時北大人才濟濟，學校面貌為之一新。據1918年初的統計，全校共有教授90人，從其中76人的年齡看，35歲以下者共43人，佔57％，50歲以上者僅6人，佔8％。最年輕的文科教授徐寶璜僅25歲，其他如胡適、劉半農等也都是二十七、八歲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長時也只有50歲，教授平均年齡僅30多歲。而這時北大本科學生的平均年齡為24歲。
1917年，蔡元培採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的製度，提倡學術民主，支持新文化運動。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北大國文科只有經史子集，外國文只有英文，教員只有舊的幾個人。蔡元培於舊人舊科目之外，加了戲曲和小說，章太炎的弟子黃季剛，洪憲的劉申叔，尊王的辜鴻銘之外，加添了陳獨秀、胡適之、劉半農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於是，北大有了主張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有復闢派、主張恢復帝制，擁護袁世凱做皇帝的急先鋒辜鴻銘、劉師培等……；有最早把共產主義介紹給中國的李大釗、也有最早介紹無政府主義的李曾石、還有最早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夏元瑮……；此外他還啟用了錢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老北大的老人，更啟用了只有二十三、四歲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輕人……，還請來了剛從歐洲回來的女教授陳衡哲先生、聘用了數學系老教授馮祖荀，外籍教授、地質系的葛利普等，還有畫家徐悲鴻。
蔡元培初到北大，進行改革，學校裡的舊學者極其不滿。北大最初開講元曲，有人便造謠說在教室裡唱起戲文來了，又因提倡白話文的緣故，又有人說用當教科書了。有些守舊學者更是直接在課堂中開罵。周作人就曾寫到當時情形：“別的人還隱藏一點，黃季剛最大膽，往往昌言不諱。他罵一般新的教員附和蔡孑民，說他們'曲學阿世'，所以後來滑稽的人便給蔡孑民起了一個綽號叫做'世'，如去校長室一趟，自稱去'阿世'去。知道這個名稱，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馬幼漁、錢玄同、劉半農諸人，魯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見諸書簡中，（注：五四之後，蔡元培辭職，不久又回京主校。魯迅對此甚為關切，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聽說'世'有可來消息，真的嗎？”）成為一個典故。
當時的報紙上反響亦大，上海研究系的《時事新報》開始攻擊，北京安福系的《公言報》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頭，寫公開信給蔡元培，說學校裡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陳胡諸人。蔡答信說，《新青年》並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張，也是私人的意見，只要在大學裡不來宣傳，也無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當時實力派徐樹錚的勢力來加壓迫之勢，在這時期五四風潮勃發，政府忙於應付大事，學校的新舊衝突總算幸而免了。 ”
林紓等人公開向蔡元培的改革責難。因為陳獨秀的言論最為激烈，所受的攻擊也最慘酷。守舊派在思想觀念上攻不倒陳獨秀，便在陳的狎妓、“打場”（即與人同爭一妓而生糾紛）一事上大做文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曾說到，那時“北京御用報紙經常攻擊仲甫，以彼不謹細行，常作狹斜之遊，故報上記載時加渲染，說某日因爭風抓傷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輿論，因北大那時有進德會不嫖不賭不娶妾之禁約也。”對指向陳獨秀的此種攻擊，蔡元培本也是盡力回護的。在回复林紓的公開信中，蔡元培說：“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按指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闢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使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這裡，“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指辜鴻銘，“籌安會發起人”指劉師培，二者都是北大校園內守舊派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舉出此二人來抵擋林紓等人對陳獨秀私德的攻擊，是很巧妙的。
1917年，辜鴻銘踴躍參與“張勛復辟”，被封為“外務部侍郎”，12天后復辟失敗，辜鴻銘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學教他的英文，不過等待他的卻是激進的師生們送給他的一頂“復辟論者”的帽子。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長蔡元培不得不公開發表言論為他辯護：“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
劉師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變革命，甘願充當奸細，出賣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極力為之辯護：“劉申叔，弟與交契頗久，其人確是老實，確是書呆！”後劉師培又襄助洪憲帝制，為時人不齒，但蔡元培仍延請他在北大教書。
蔡元培看到《新青年》，非常喜歡，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訪陳獨秀。陳貪睡，蔡元培就在門口一直等他醒來，當即聘他為文科學長。黃侃、馬裕藻很不高興，抱怨道：“陳獨秀不過能寫點筆記文，怎麼能作文科學長。”蔡元培說：“仲甫精通訓詁音韻之學，如何做不得學長？”
上海的莊森先生髮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蔡元培為陳獨秀編造假履歷》。內容說，蔡元培（孓民）校長為了使當時的教育部批准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造假說陳獨秀曾畢業於日本大學，曾在安徽高等學校擔任校長。實際上，陳獨秀雖然多次到日本，但並未進大學，也沒有當過安徽高等學校校長。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決定聘其做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梁漱溟辭以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說：“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又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蔡元培曾用“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觀點，來解釋他的“思想自由、兼收並蓄”的主張。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所以在當時的北大，人們常常可以見到錢玄同大講“人過了40就要槍斃”，黃侃則在隔壁大罵他“要取消漢字”的謬論，而錢玄同也不在乎，照講不誤。
蔡元培先生一到北大，就請全國側目的提倡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作文科學長。這種安排，震撼了當時的學術界和教育界，得到學生的歡呼擁護。李大釗、李四光、胡適，都是蔡先生請來的。章士釗創立邏輯的學名，北大就請他用《邏輯》開課；胡適和梁漱溟對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請他們同時各開一課，唱對台戲。 1917年以後的幾年裡，北大30歲左右的青年教授相當多，其中不少人和蔡先生並不相識，而是從科學論文中發現請來的。
1919年，北大決定取消文、理學長，改設教務長統管文、理、法三科。北大當時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較強，雙方對此職務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適甚至毛遂自薦，結果遭到理科的強烈反對。最後經過商量，決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選人，然後三選一。理科推選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選的是陳大齊，法科推選的是馬寅初。結果，蔡元培為了避免文理之爭，投了馬寅初一票，馬寅初因此當選。
蔡先生延請天下俊彥到北大講學。 1919年5月起，哲學家杜威在此講學兩年。之後，羅素、班樂衛、杜里舒、泰戈爾等相繼來校。前蘇聯盲詩人愛羅先坷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於1922年春到北京。蔡先生便請他到北大教世界語，月薪200元。
1921年3月16日，蔡先生在德國當面邀請愛因斯坦訪問中國，愛因斯坦表示將做認真安排。次年6月，愛因斯坦去日本講學並決定前往中國，但尚需一封中國方面的正式邀請信。但在日本等了五個星期，不見中國回复，遂以為北大不想踐約。其實，蔡先生正為一封各團體聯名邀請函徵求意見，只因文件往返耗時過多，待愛因斯坦收到信件已是年底的12月22日，他已改變行程而不能訪問中國了。對於北京之行的失之交臂，愛因斯坦扼腕痛惜，久久不能自己。直到臨終，老人還一往情深地說：“20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因為世界必將從重新認識中國開始，而重新認識中國則必先從重新認識中國的哲學開始。”
蔡元培頂住了舊勢力攻擊所謂“覆孔孟”、“鏟倫常”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勇敢地保護了陳獨秀等新派諸人。梁漱溟說：“所有陳、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舒。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