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幻滅

台灣學者林繼平《我的治學心路歷程》中記述，國民黨從大陸撤退時，熊十力秘密乘火車來到廣州，準備轉去香港或台灣，毛澤東得知消息後，立即電告四野林彪司令員在廣州攔截。林彪與熊十力是湖北黃岡的同鄉，尊稱他為熊老師。熊十力無可奈何，只得隨林彪回到武漢。林彪還召開歡迎大會，歡迎這位湖北耆宿榮歸故里。會後，即護送熊回到北京。 五十年代初，熊十力在北京四年多的生活是安定的，但也是孤寂的。他雖然受到禮遇，但內心深處卻充滿著惆悵。他關於復興中國文化、重振古代儒學的主張被涼在一邊；而自己的哲學，理會者更加稀少；昔目的友朋門生故舊聚首日漸稀罕。在北京先還有些學生來談談，後來就沒有什麼人上門了，有的連信都沒有一封了。有的人過去對他執弟子札，但是到某種運動一來，竟說，我不知道熊有什麼學問。

五十年代，陳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傷心地嚎啕大哭。陳毅問：“您老為何這麼傷心？”答道：“我的學問沒有人傳呀！”熊十力晚年居上海時，愈加難耐寂寞，曾對人說：“現在鬼都沒有上門的了。”陳毅深受震動，後來有一次在給上海高校的教師作報告時，他建議大家多向熊十力請教，“近在眼前的賢師，你們就去拜門，有人批評，就說是陳毅叫你們去的！佛學是世界哲學裡的組成部分，一定要學。共產黨講辯證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論，又怎能精通唯物論呢？” 馮友蘭在《懷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寫道：“熊先生在世時，他的哲學思想不甚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為不快。但在50年代他還能發表幾部稿子。在他送我的書中，有一部的扉頁上寫道：'如不要時，煩交一可靠之圖書館。'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

晚年，熊十力由上海市委統戰部“領導”，因此，他經常要向統戰部領導“匯報”一下自己的近況，遇有“運動”，也難免表一下態。如1957年6月，他寫信給統戰部，信中有“今天見報載，章伯鈞自認造謠反黨，真可恥可恨。”1959年2月信中有“昨年大躍進，中外歡騰。今歲更當一日千里。”但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問題、吃飯問題等等。 1960年11月，他致信統戰部，要求吃粗麵包，“上月承惠兩次餅乾，是上好的東西，而此物吃時總不覺得飽，所以願吃粗麵包。”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便寫信給統戰部，“謹請予我一個宰好了的肥的母鴨子，看可救此症否？”並說“素承厚意憐念老人，故敢常擾。”統戰部12月5日向上級請示：“擬同意送母鴨一隻，請核。”領導批曰“同意”，於是，12月9日，熊十力得到了自己的一隻肥母鴨。

在生命的最後幾個年頭，熊十力哀嘆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亦鮮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於孤。五年以來，餘猶積義以自富，積健以自強，不必有孤獨感也。大病以來，年日衰，病日雜，餘興盡矣。” 1963年，熊十力七十九歲，元旦開始動筆起草《存齋隨筆》。 1964年12月，熊十力赴京出席四屆政協一次會議並列席人大三屆一次會議。其間，陳毅曾來看他，並對在場的熊氏後人說，你爸爸是書呆子，讓他寫，把他的學術思想都寫出來。郭沫若也來看望熊先生，談到《存齋隨筆》印行的種種困難。郭沫若也有苦衷，不便宜說。熊十力知此書印行已無望，說如果印若干本留存也不行，請退稿。 1965年初，熊十力收到退稿後，請封用拙（熊的文書）再鈔一份留存。

老友韋卓民上海看望熊十力，一見面熊就號陶大哭，使韋深覺不安。 1965年夏，弟子習傅裕去看望老師熊十力時發現，熊先生明顯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談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緒也不再像以前那麼激昂了。他一人獨坐屋中，身穿褐色長衫，釦子全無，只用一麻繩作腰帶，狀若老僧。屋內牆上掛著三個大字書寫的君師帖，從牆頭一直貼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兩位王先生：王船山和王陽明。 王元化在《熊十力二三事》回憶說：“我曾向他請教佛學，這時他已由佛入儒。在他起居室內，有三幅大字書寫的君師帖。一居中，從牆頭直貼到天花板上，上書孔子之位。一在右，從牆頭往下貼，上書陽明先生。一在左，也從牆頭往下貼，上書船山先生。他聽我要學佛學後說：'你學佛學做什麼？現在沒有人學這個了。'”

文革一開始，熊十力對紅衛兵上街“破四舊”，隨意闖入別人家中抄家，到廟宇教堂砸神像燒經書，十分反感，曾上書毛澤東表示反對。他給中共領導人寫信，但是信去如石沉大海，沒有回音。 文革中，熊十力被抄家，造反派衝進各個房間，將熊十力多年來珍藏的古代書籍、經卷、字畫、手稿等等，或撕毀或焚燒。熊十力視書如命，上前想從火堆中搶出一些古籍孤本，被人推倒在地。 北京一○一中學紅衛兵追尋到上海青雲路，審問熊十力，問他知不知道劉少奇當年在廬山白鹿書院時有甚麼反動活動等等。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二字，因被視為態度頑固又受批鬥。 文革期間，熊十力對“左”的一套極為反感，卻又無可奈何。他晚年為自己訂有“三戒”：不出門、不會客、不寫信，衰年求靜，聊以卒歲。在萬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聯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齋千載是同參。”

後來，由於抄家、批判等變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錯亂，不斷給中央領導寫信，還經常寫很多紙條貼在褲子上、衣帽上、門窗上，連褲襪之上，都寫著對“文革”的抗議。為此他常常在街上遭人圍攻，他卻依然我行我素。 1966年夏，當熊十力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時，傷感至極。他不斷地給中央領導人寫信，硬讓家人寄出去，還經常寫很多小紙條，甚至在褲子上，襪子上都寫著對“文革”的抗議。他常常穿著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長衫，釦子全無，腰間胡亂地紮一根麻繩，獨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園裡，跌跌撞撞，雙淚長流，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直到實在走不動了，才坐到地上休息。這時，悄悄尾隨於後的小女婿（熊再光的丈夫彭亮生）才敢露面（熊十力不讓家人跟著他出來），攙扶著他，慢慢地走回家去。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絕粒求死，後改為減食，以求速死。但此時他在仍不停地寫書，寫了又毀，毀了又寫。春夏之交，熊十力又患肺炎，病後不肯服藥，送醫院前已發高燒。在虹口醫院治療後基本好轉，但他習慣於一清早開窗，又患感冒。由於他病體衰弱，心力衰竭，搶救不及，於5月23日上午九時與世長辭，終年八十四歲。 熊十力先生逝世這年，身居台島的牟宗三似有感應，在這年的三月寫了一篇懷念老師的文章，他在文中深情地說：“我常瞻望北天，喃喃祝問：'夫子得無恙乎？'他住在上海，究竟能不能安居樂業呢？今已八十多歲，究竟能不能還和當年那樣自由講學、自由思考呢？我們皆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