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真摯

早年，熊十力與何自新共同參加革命，何自新曾經對熊十力說：“君弱冠能文，奮起投筆，可謂有英雄之氣。然解捷搜玄、智窮應物，神解深者機智短也。學長集義，才愧經邦，學問與才猷不必合也。夫振絕學者，存乎孤往，君所堪也；領群倫者，資乎權變，君何有焉？繼往開來，唯君是望；事業之途，其可已矣。”十力佛然曰：“天下第一等人，自是學問事功合轍。兄何薄吾之甚耶？”何自新默然不復言。 何自新去世後，熊十力在為其作的傳中說：“民國既建，亂靡有定。自新固死於辛亥前一歲。十力孤存天壤間，茬蔣不自立。久之，從軍湘鄂，浪游兩粵，默察人心風會，益知來日大難。於是始悟我生來一大事，實有在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已往隨俗浮沉無真志，誓絕世緣，而為求己之學。每有荒懈，未嘗不追思吾自新之言，以自愧自勵也。”

熊十力在致友人的信中說：“力所以說話便好罵人，全是悲心行乎不容己，……然力亦只是口頭便及之，卻絕不於文字上批評時賢，此正不敢不自重之意，賢者察之。”正因為熊氏待人出自本心，心無城府，雖門風陡峻、口無遮攔，也頗有些青年才俊前來相隨。 除了“常往晤熊先生”的牟宗三外，羅常培、鄭天挺等也向熊十力執弟子禮。羅當時已是教授、系主任，卻對狂傲不知收束的熊講師畢恭畢敬。熊喜歡吃雞，學生們來看他時，知道老師癖好，身後總夾隻雞來。熊也從不跟學生客氣，有一段時間，他乾脆搬去與學生住在了一起。人說梁先生多是學生住老師家，熊則多是老師住學生家，信哉斯言。 1928年，湯用彤等邀熊十力到南京中央大學作演講。熊氏素來不喜演講，他曾發誓說“不為名流，不為報章雜誌寫文字，不應講演之約”，“素未與稠人演說，故拙於口才”。然而此次乃老友相約，拙於口才的熊氏只好做一次“稠人間的演說”。此一番講學，卻吸引住了另一位俊儒——唐君毅，唐先生正是此時得列熊氏門牆。

熊十力曾寄語弟子唐君毅說：“又告君毅，評唯物文，故不可多作。而方正學、玉洙、鄭所南、船山、亭林、晚村諸先賢民族思想之意，卻切要。此一精神樹不起，則一切無可談也。名士習氣不破除，民族思想也培不起。名士無真心肝，無真實力量，有何同類之愛，希獨立之望乎？此等話說來，必人人皆曰早知之，其實確不知。陶詩有曰：擺落悠悠談。此語至深哉！今人搖筆弄舌，知見多極，實皆悠悠談耳。今各上庠名流，有族類淪亡之感否？”此教導唐君毅一直留在身邊，引為座右，到香港後，便放在自己辦公桌玻璃板下，時時自省。 1943年，徐復觀聽到友人對熊十力的推崇、介紹，繼在上司處看到熊先生的《新唯識論》上卷，於是寫了寫了一封信給熊先生表示仰慕。 “不幾天，居然接到回信，粗紙濃墨，旁邊加上紅墨兩色的圈點，說完收到我的信後，接著是'予有志於學乎，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兩句，開陳了一番治學做人的道理。再說到後生對於前輩應當有的禮貌，責我文字潦草，誠敬之意不足，要我特別注意。這封信所給我的啟發與感動，超過了《新唯識論》。因為句句堅實凝重，在率直的語氣中，含有磁性的吸引力。”

抗戰末期，徐復觀去看望熊十力先生，臨走時，熊先生送他送得很遠，一面走，一面談自己窮困的經歷，並時時淌下黃豆大的淚珠。 熊十力誡張中行語：每日於百忙中，須取古今大著讀之。至少數頁，毋間斷。尋玩義理，須向多方體究，更須鑽入深處，勿以浮泛知解為實悟也。 熊十力的老朋友鄧高鏡，抗日戰爭期間，留在北平。熊十力回到北京大學，見到他生活潦倒，熊十力就提議，和林宰平、湯用彤諸先生按月給他生活費。這種資助一直到鄧老先生逝世。 1962年，因國民經濟極度困難，熊十力主動提出減薪，未獲准。 王元化曾回憶他1962年去拜訪熊十力的情形：他的身材瘦弱，精神矍鑠，雙目奕奕有神，留有鬍鬚，已全白，未蓄發，平頂頭，穿的是老式褲褂。我表示了仰慕之意，他詢問我在何處工作，讀什麼書等等。這天他的心情很好。他的態度柔和，言談也極儒雅，聲調甚至近於細弱。

當時我幾乎與人斷絕往來，我的處境使我變得孤獨。我覺得他具有理解別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對被侮辱被損害者的同情，這使我一見到他就從自己內心深處產生了一種親和力。這種感覺似乎來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們往來的近三年內，我從未講過自己的遭遇，他也從未詢問過。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後，我才從他的哲嗣世菩夫婦那裹得悉，十力先生對我的坎坷經歷和當時的處境十分清楚，並且曾為之啼噓。他在人心目中成為一個放達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親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