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坎坷

從蘇聯回國後，馮友蘭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學系，以“秦漢歷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 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嘩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於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天后，遂被釋放。對於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魯迅書信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也頗大，但他並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馮友蘭先生的天地境界何其難，比之好友金岳霖的不問世事，他的經歷要艱辛坎坷許多。馮友蘭的女兒宗璞覺得：這麼多年，父親馮友蘭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批判、謾罵和打擊，成為眾矢之的，卻不發瘋也不自殺，仍然在他的哲學天地裡遨遊，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馮友蘭第一次與毛澤東接觸，是1949年10月。當時有許多人向毛澤東寫信表態效忠，他也寫了一封信，大意說：我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在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 1949年以後馮友蘭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對象，因為他有思想。張岱年就說過，馮先生地位特殊，不僅沒有“言而當”的自由，甚至沒有“默而當”的自由。

1951年，馮友蘭隨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印度總統普拉沙德介紹馮的學術貢獻時曾提及《中國哲學史》和《貞元六書》。外交部得知後立即致電代表團，說此介紹有問題，要求馮於適當時機更正。此後，馮友蘭在加爾各達訪問時，在演講中應外交部的要求說：“中國革命成功，我認識到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 50年代，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多次檢討交待，甚至不惜上綱上線，以有說無，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讓過關。金岳霖由於素與政治無涉，在運動會中過關較快，不久還被樹為積極分子，組織上讓他到馮家去做工作，幫助馮轉變。一進門，金先生就大聲說：“芝生啊，你有什麼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代呀。”說著，撲上去和馮友蘭抱頭痛哭。

文革中，工宣隊進駐北大，很多教授被隔離審查，俗稱“蹲牛棚”。教授們一切聽指揮，早請示晚匯報都得排隊，排隊時必須報數，同時要自報自己的政治帽子，馮友蘭個頭較高，曾被叫排頭一個，並叫他說：“報數！我叫馮友蘭！是……是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說：“不行！重報！你這是避重就輕！你是反動學閥！”馮便改口：“我，我是反動學閥。”洪謙先生由於害怕，怕也說他避重就輕，就說：“我叫洪謙，反動學閥！”紅衛兵說：“不對，你還不夠格，你是反動學術權威！”洪嚇得連忙改口。馮定自報“反動學術權威”時，紅衛兵說：“你不就是寫過一本《平凡的真理》麼？你還想往反動學術權威裡鑽！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馮友蘭在牛棚裡受折辱，但他飯照吃，覺照睡，其早餐是一窩頭，兩大碗玉米麵粥，一分錢的鹹菜絲。鹹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馮友蘭不夠。經郭蘭芳提醒，馮大著膽子向紅衛兵要兩分錢鹹菜，紅衛兵瞪大眼睛說：“人家一分錢鹹菜都吃不完，你還吃兩分錢的，你怎麼吃這麼多？”馮答：“我……我吃的多。”話雖受斥責，竟還滿足了要求。洪謙與馮友蘭個子差不多，而飯量只有馮友蘭的四分之一。

71歲高齡的馮友蘭，仍天天有人來抄家，搬把凳子擱院子裡，要他站在上面。家裡貼滿了打倒的標語大字報，鋪天蓋地，到處貼封條。衣服都封起來了，天冷了，封條不敢拆，馮友蘭就披條麻袋禦寒。他的輸尿管不通，腰上掛著尿瓶，被拉去批鬥，打倒在地。遊街時連連跌跟頭，還是要繼續走。為了鬥他，甚至成立了批馮聯絡站。 馮友蘭幼子馮鍾越先生是航天工業部主任工程師，有名的飛機強度專家，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齎志以終時才51歲。他長年工作在西北黃土高原上，按照馮友蘭的聲望和馮鍾越的才學，如果活動活動，調回北京應該是能做到的。但在人們眼中有點傻氣的馮老卻沒有這麼做。對於幼子的逝世，馮老也只能是含淚題聯：“是好黨員，是好乾部，壯志未酬，洒淚豈止為家痛；能嫻科技，能嫻藝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難再歸來。”

馮友蘭在人生最後的幾年裡，住院的頻率更為頻繁，幾乎都是女兒女士陪著他在各個醫院打游擊戰。他的舊病丹毒這時復發得很頻繁也很厲害。丹毒是皮膚及其網狀淋巴管的急性炎症，其好發部位一般是下肢和麵部，馮老的丹毒主要在下肢。除了丹毒外，1983年發現馮友蘭患有漿細胞骨髓瘤，並且是惡性，所以他的健康狀況使宗璞夫婦非常擔心，而且人老了，身體容易犯毛病，宗璞女士一般會定期陪馮老做檢查。而馮老卻在這種情況下完成了150萬字的著述，除了他頑強的生命力外，這與宗璞夫婦對馮老的悉心照顧和關心也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