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逸事

辛亥革命後，河南唐河也辦了一個女學，馮友蘭的母親在女學裡負責管理學生，名義是學監。她給自己起了一個新名字，叫吳清芝，還特意印了張名片。 1916年，北大哲學門這一屆出了三位名人：朱自清，陳公博，馮友蘭。 馮友蘭回憶他在上海中國公學求學時的感受：“進了商店，或者在馬路上行走，如果不會說上海話，就會被罵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說一兩個英文單詞，他馬上就變得尊敬起來。” 馮友蘭在美國讀書時，有一次在杜威家裡吃飯，看見報紙上說孫中山與張作霖合作了。杜問馮：“孫中山已經上過很多當了，為什麼還要跟軍閥合作？”馮無語。後來杜說：“歷史中的鬥爭，是靠實力進行的，沒有實力，專靠理論，是不行的。……實力有兩種，一種是刀，一種是錢。……孫先生在當時，經常同軍閥聯繫，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論同刀和錢聯繫起來。”“錢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勝利。”馮總結道。

馮友蘭在昆明時，生活非常苦。抗戰後期通貨膨脹，什麼都值錢，就是錢不值錢。一個月的工資有幾百萬，不到半個月就用完了。於是聯大教師組織了一個合作社，公開賣文、賣字、賣圖章，馮友蘭賣字，可是生意不好，從來就沒開過張。 馮友蘭難得有真情揮灑的時候。一年春節期間，馮友蘭在店門鄧以蟄寓所與鄧、楊振聲及日本人小熏良四晤談，喝了12瓶黃酒，大醉。 在《三松堂自序》中，馮友蘭講了一件沈兼士講哲學史的趣事：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的那個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我們問他，照這樣的速度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 海寧自沉，任公病歿，趙元任又寓居異域，避居西南聯大後，當年名震一時的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就剩下陳寅恪一個人了，因此被劉文典譽為“國粹”。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已是位大哲學家，在清華也稱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國哲學史》課時，馮總是恭敬地跟著陳先生從教員休息室裡出來，一邊走一邊聽陳講話，直至教室門口，才打個大躬，然後分開。

聞一多和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時，生活清苦。有次菜太鹹，馮說，菜咸有好處，可以使人不致多吃。但聞卻用註釋家口氣說：“咸者，閒也。所以防閒人多吃也。” 1948年馮友蘭從美國帶回一個冰箱，在清華是惟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後得知清華校醫院需要，當即就捐了。 俗話說：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站著一個偉大的女人。此話用在馮友蘭身上真是不假，而且站在他身後的不是一個女人，而是三個女人。馮老曾經題詩讚美在他人生路上，對他有重大幫助的三位女性。其詩云：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云天萬里飛。 馮友蘭兄弟姐妹五人，除了胞姐溫蘭早嫁、胞兄新蘭早殤之外，馮友蘭成為中國哲學界的泰斗精英，弟弟馮景蘭先生是我國早年有名的地質學家，妹妹馮沅君女士是我國現當代有名的作家和古典文學專家，這就是有名的“唐河三馮”。這都有賴於馮友蘭母親吳老夫人的培養和教育。

吳老夫人不但積極培養子女，而且還理解和支持他們自由戀愛、自主結婚。馮友蘭先生要帶著新媳婦任載坤回家省親，有人勸他們暫時別回去，怕他母親不讓兒媳婦出來工作。馮老說我母親肯定不是那樣的人。果然，在家沒住幾天，母親就“攆”他們走，並說：“我不要媳婦在家照料、伺候，只希望你們在外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們照管。” 馮友蘭的母親吳老夫人從小教育子女要本分做人，踏實生活，真誠待人，唸書知理；她凡事為別人考慮得多，為自己想得少，馮友蘭事事不願麻煩別人這和馮母如出一轍。所以馮友蘭說她母親是封建社會的完美女性。而且馮母的良好品性對他影響很大：不但使他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陰影，而且使馮老走上了積極的人生道路。馮母對待生死很看得開，她曾對馮友蘭說及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長命百歲，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無憾了。這種人生態度也影響了馮友蘭。

馮母逝世時享年83歲，馮友蘭幾經轉折回去奔喪，寫下了哀慟深情的《祭母文》以紀念他偉大而平凡的母親。他還在《先妣吳太夫人行狀》中說：先妣勵志於宗祠之修建，全功未竟而身先隕落，八十三年之人生如此終結，其莊嚴悲壯，又非僅以團圓終結者所可比擬。聞親族言，先妣入殮時容貌愉悅，尤勝平時，蓋死生之道先妣盡之矣。 馮友蘭對孩子麵前並不嚴厲，譬如對於家中學生的功課，他並不要求誰非要考多少多少分，也不要求開夜車加班加點，他自己從考大學到出國留學每次考試就從未開過夜車；對於家中學生所選擇的專業，馮先生也只看各人興趣。宗璞上大學時讀的是外文專業，為的是替自己的文學創作再打開一個窗口，馮先生同樣很尊重她的選擇。他並不要求子女一定要幹什麼，卻希望他們無論幹什麼都要努力干好。雖然馮先生的子女沒有一個再搞哲學，但他們從父親那裡獲得的一種精神也使他們各有所成：除宗璞成為飲譽中國文壇的作家外，先生的長子馮鍾遼、次子馮鍾越也都是某個領域極為優秀的專家。

馮友蘭常在家中常講一個笑話：當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哲學家時，有人問他，家中怎麼沒有一人“子承父業”，他很幽默地一笑置之：“那是我深知哲學之無用。” 1957年4月11日，馮友蘭夫人任載坤的二姐任銳去世週年。這天上午11點多，馮友蘭偕夫人掃墓回到家，就接到毛澤東秘書打來的電話，說毛澤東今天請客吃飯，請他馬上去。馮友蘭又驚又喜，來到中南海頤年堂，只見金岳霖、鄭昕、賀麟諸先生已經先到了。這頤年堂是三間屋子，毛澤東和客人正在西頭那間談話。他見馮友蘭來了，便問：“方才找你不著，是在上課吧？”馮友蘭說：“今天是任銳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掃墓去了。”毛澤東又問：“任銳同志是孫維世（周恩來的干女兒、毛澤東的俄文翻譯，解放前林彪曾狂熱追求過她被拒，“文革”中被江青集團迫害致死）的媽媽？”“是的。”這時胡繩也到了，於是毛澤東帶大家到屋子東頭那間吃飯。當飯菜端上來時，毛澤東說：“我這飯叫四面八方人馬飯，其中有各種的米，還有許多豆類。人、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馬飯。”

數月後，馮友蘭發表《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其中對孔子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發表了一些新議論。不久他得到邀請，去參加了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分組討論時，馮友蘭正好與毛澤東是一組，小組會議就在毛澤東住所開。令馮友蘭沒想到的是，當他剛跨進毛澤東的家門時，毛澤東就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原來毛澤東已經看過他寫的文章。小組會上，毛澤東叫馮友蘭發言。馮友蘭提出了一些關於中國哲學史方面的問題，他說：“照現在的講法，有些很難講通。”毛澤東說：“那是簡單化了，不可以簡單化。”散會時毛澤東拉著馮友蘭的手說：“好好地鳴吧，百家爭鳴，你就是一家嘛。你寫的東西我都看。” 1964年全國政協開會，馮友蘭在會上就他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情況作了一個發言。閉會那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和到會委員合影留念。拍照時馮友蘭正好站在毛澤東和劉少奇座位背後的中間。毛澤東一眼就看見了他，拉著馮友蘭的手說：“你的身體比我的身體好。”接著毛澤東又詢問了他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情況，說道：“你的中國哲學史寫完以後，還要寫一部西方哲學史嗎？”馮友蘭忙說：“只能寫中國的，寫西方哲學史的任務已經派給別人了。”毛澤東說：“對於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文化大革命”開始，馮友蘭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直到1968年秋，他才被允許回家，算是寬大處理。馮友蘭覺得奇怪，為什麼突然對他寬大了呢？後來一個友人悄悄告訴他，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提到他和翦伯讚時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 馮友蘭先生通曉今古，涉獵廣泛，對文史哲諸方面都很有見地。晚年，他與女兒宗璞在在餐桌旁相對而坐，話題是中國古典小說。馮先生看著面前以文學為業的女兒，像面對一個朋友，談自己對的看法：“你看，在中國小說中，的技巧是很新奇的。就說主人公十三妹的出場，這部小說並不像其他作品先開宗明義講出主人公姓甚名誰，從哪裡來。這部小說先讓一個無名無姓的神秘女子登場，這就有一種神秘氣氛。等到她的活動引出了鄧九公，小說就又放下她重新從鄧九公開頭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