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細說民國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師們

第6章 治學

金岳霖赴美國留學之前,曾就如何選擇專業向其兄長征詢。其兄建議他學簿計學。金岳霖到美國後開始按部就班地學習,後因無興趣,便改學政治學。就這次更改,金岳霖專門致信兄長,說:“簿計學,是雕蟲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兒,何必學這雕蟲技藝。昔日項羽不學劍,就是因為劍乃一人敵,不能當萬夫。” 金岳霖在美國留學時,學的是政治學,並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後來他對邏輯學發生了興趣。他回國時,正好清華大學原本教授邏輯學的趙元任準備去教音韻學,清華就聘請金岳霖代替趙繼續講授邏輯學,於是,金岳霖就邊授課邊學習。 1931年,金岳霖再次到美國留學一年,師從哈佛大學的謝菲先生學習邏輯學。金岳霖告訴謝菲,他教過邏輯,可是沒有學過,謝菲哈哈大笑。

金岳霖早年是學商業和政治學的,可能這些學問對他的智力不構成任何挑戰,所以他對這些“玩意”一點興趣都沒有。有一次他和張奚若、秦麗蓮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幾個人不知為了什麼事吵了起來,這三個人居然也跟進去和他們爭論。從此,金岳霖開始對邏輯產生興趣。當閱讀到新黑格爾主義的哲學家TH 格林著作時,他說他才頭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賞和認同,從此之後他對哲學的熱情一發而不可收拾。 在英國劍橋大學時,金岳霖聆教於羅素和穆爾兩位哲學大師,讀到了兩部對他產生過極大影響的哲學著作:羅素的《數學原理》和休謨的《人性論》。這兩部著作使金岳霖對哲學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強烈的震撼使他投身到了西方哲學之中。徹底放棄了商業簿計學和政治學。

金岳霖初看休謨的《人性論》時,感覺到《人性論》“洋洋大觀”、“很了不得”,後來通過研究,發現了其中有許多毛病:休謨只是在用流暢的文字討論連他自己也無法解決的問題,他“出發點太窄,工具太不夠用”,但“仍然能夠提許多的重大問題,做一種深刻的討論。”這一發現,使他對哲學研究的興趣更加濃烈。 後來,金岳霖又到德、法、意等歐洲國家遊學。這一時期,他幾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哲學之中,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從洛克、休謨到康德,從布拉德雷到羅素、穆爾、維特根斯坦,他都進行了廣泛而又深入地研究,並把他們的思想和理論融會貫通,變為自己豐富的思想營養和構建自己哲學、邏輯學體系的材料,為他以後寫作《邏輯》、《論道》、《知識論》等著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6年,金岳霖回國後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學論文:《唯物哲學與科學》。他在文中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裡做苦工,他們腦子裡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金岳霖的知識論原本抗戰期間在昆明時就已經完稿,全稿六七十萬字。當時日機經常空襲昆明,金岳霖為了不讓稿子毀於日機的轟炸,就帶著稿子跑警報。到了山邊上,他就坐在稿子上。有一次轟炸的時間太長,轟炸結束時,天已經黑了,他站起來就走,稿子忘了拿。等他記起回去,稿子已經不見了。於是他只好重新再寫。到1948年12月,金岳霖重新寫就的《知識論》完稿。 清華很重視哲學問題和邏輯,所以討論和辯論盛行,邏輯組是學術辯論最熱烈的地方。組內教師都是金岳霖的學生或者學生的學生,遇到問題常各執己見,爭得面紅耳赤。金岳霖、沈有鼎、周禮全祖孫三代是其中的代表,不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只要你講得不對,我便要反駁,今天駁不倒,下次準備再來。

金岳霖認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根據當時在美國流行的實驗主義的哲學主張寫出來的,“我們再看那本書的時候,難免一中奇怪的印象,有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覺間流露出來的成見,是多數美國人的成見”。 1935年,金岳霖的《邏輯》一書出版。這在中國邏輯學界被認為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純粹邏輯”。當時的《國聞周報》高度評價了金岳霖和他的《邏輯》:“其思想之深刻,分析之細密,措辭之謹嚴,不這樣一個富有思考力的哲但中國的哲學出版物中少有其匹,即求之西洋哲學的出版物中亦不多了。中國的實在論能有學家出來領導,我們可以預見其'方興未艾','五世其昌'哩!”

晚年的金岳霖認為三本書就能概括他的一生:“我要談談我的書,我只寫了三本書。比較滿意的是《論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識論》,寫得最糟的是大學《邏輯》。” 金岳霖的《知識論》寫了兩遍,費時十餘年,從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國成立後,張岱年碰見金岳霖,問金的《知識論》可曾寫好。金答曰:已經寫好了,我寫了這本書,我可以死矣。 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務印書館終於出版了《知識論》,金岳霖在序中說:“《知識論》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是我花精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它今天能夠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興。” 在西南聯大時,金岳霖同朱自清、陳岱孫、李繼侗等教授住在昆明北門街71號唐(繼堯)家花園戲台的大包廂裡。幾位同仁把最安靜的地方留給金岳霖,供他寫作。中國現代哲學系統中最完備、最富創造性的本體論專著《論道》就在這裡誕生了。

金岳霖的《論道》將“間”和“時”區別開來,金岳霖說:《論道》的重點是時流,“這表示在那幾句話:'能之即出即入謂之幾。''能之會出會入謂之數。''幾與數謂之時。'這就使我回到無極而太極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有人問金岳霖,為什麼書名叫論道,金岳霖回答:“道有中國味。”他寫《論道》時,馮友蘭也在寫一部止血著作《新理學》。兩人互看稿子,也互相影響。馮友蘭說自己的書是“舊瓶裝新酒”,金岳霖的是“新瓶裝新酒”,馮友蘭認為金岳霖對他的影響在於邏輯分析方面,而他對金岳霖的影響比較小,如果有的話,則可能在於“發思古之幽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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