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晚景

1949年初，國民黨潰敗，周作人被假釋。洪炎秋記載，當時周作人曾動過去台灣的念頭，他托學生尤炳圻寫信給在台灣的洪，請洪設法安置。洪复函尤，告知老友醫師郭火炎將其在北投的別墅借給周居住，並由自己及另一老友張我軍負責週的生活費。但之後，洪並沒有受到周作人的回复。 而徐淦回憶，有人曾問周作人：“聽說胡適有意邀你去台灣，擔保你能當上中央研究院院士，有這回事嗎？”週搖搖頭，表示他肯定不會去。 1949年月左右，周作人悄悄告訴徐淦：“南北通車了，我已經發出一書信給毛潤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當圖書館館員時見過面。有一次他來八道灣看魯迅，魯迅不在家，同我談了一會。我去信問他能不能讓我回北平，還不知道給不給回音。”到8月上旬，周高興地對徐說：“回音果然來了，是毛先生請周恩來寫信給我的，允許我回家。”

唐弢從周恩來處聽到，毛澤東看完信後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周作人回到北京後，仍居住在八道灣。抗戰勝利後，周作人位於八道灣的房產被國民黨政府沒收，但僅罰沒了屬於周作人的三分之一，所以周作人一家居住的其實是屬於魯迅和周建人的那部分房屋。解放後，周作人按規定每月交納租金。 周作人晚年主要從事翻譯和寫作工作，從解放後一直到文革，他每天伏案寫作，偶爾和來訪的友人閒聊，其中過從甚密的就是同樣是文化漢奸的錢稻蓀。錢每次來總是自帶一小瓶酒盒下酒菜，自斟自飲，與周作人海闊天空地閒聊。 1952年，周作人受出版社之託，為蕭蕭校訂高倉輝的《箱根風雲錄》。後來蕭蕭笑嘻嘻地告訴別人，周作人感嘆道：“沒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為蕭蕭之流校訂稿子了。”

1952年，周作人六十七歲生日之際，他在日記中寫下“壽多則辱”一語，12年後，他虛歲八十時，將此語刻成閒章，不料一語成讖。 張鐵錚回憶：“又一年值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年，街道上照例用紅紙貼出基層居民的選民姓氏光榮榜。我曾親見選民榜上八道灣十一號選民周信子、周芳子的大名，而周作人則榜上無名。” 1962年，周作人寫信給佟韋，說他家在街上買了私人雞蛋，受到街道監督人員的盤查和訓斥，希望佟能幫他解決此事。佟見信後忙到派出所幫忙協調，派出所這才同意周可以隨便買雞蛋。 人民文學出版社每月預付周作人稿費200元，1960年1月起增加至400元。但周作人的錢總是不夠花，因為一家三代人都靠他的工資養活。 1964年9月，預付的稿費又減至200元，但好在久病的老伴已經去世，不至於無法維持生活。文革開始後，周作人的稿費來源中斷，周家只能靠周豐一夫婦的工資維持生活。

王士菁在和周作人接觸的十幾年中，感覺週總是“缺錢用”。他給王的信函，有一半是在說向出版社要錢之事。他常買書給圖書館，還將一些字畫寄往香港出售，但被海關扣下；將日記賣給魯迅博物館（周是鮮有的生前就將日記出售的），他在給魯迅博物館的信中稱，如果日記賣不出去，他將“托缽於市矣”。如果王士菁等人與他談話過長，覺得耽誤了他翻譯書稿，於是支付給他相當的稿酬，對此，許廣平曾氣憤地對王說：“周作人不是律師，你還給他談話費！” 由於年老體衰，周作人無力握筆，只能用繩子將筆綁在手上寫作。即便如此，他在80歲前完成了希臘文作品、48萬字的《對話集》的翻譯工作。 文潔若因為工作關係，常去周家拜訪。無論文何時到，周作人的書房總是窗明幾淨。書桌上只擺著筆硯、稿紙和原著，此外，連張紙片都不見。文潔若問過週的兒媳張菼芳，是否因為出版社有人來談工作，所以特地收拾乾淨了，張說，周作人向來極愛整潔，書稿井井有條，工具書都各有固定的地方，用完必放回原處。他每天伏案工作十個小時以上，都是自己研磨，用毛筆寫正楷，從來不用鋼筆。他從不打底稿，改動很少，考慮好了才下筆。

晚年，周作人沒有餘錢買書，有空便翻看以前的舊書，他開玩笑說：“這是炒冷飯。” 閒暇時，周作人便給孫兒孫女們講笑話，看到孩子們笑的很開心，他也非常高興。其實，將孩子們逗笑的不是周作人講的笑話，而是他們健忘的爺爺，因為每次週都講同樣的笑話。 工作累了，周作人便獨自摸骨牌消遣，通常是玩“過五關”。後來兒子周豐一學會二來，便從父親處將骨牌討了去，用鋼筆在裝骨牌的名片匣子上註明：“這原是祖母的紀念品。”周作人看到兒子寫的字後，重新貼上紙條更正道：“這是曾祖母的遺物。”孫輩們便笑道：“那麼這該是咱們的傳家寶嘍。” 1965年，周作人在給鮑耀明的信中說：“知海外報刊時常提及鄙人，無論是稱讚或罵，都很可感，因為這比默殺好得多。”

周作人的遺囑如是說：“餘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身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延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銷跡滅最是理想。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惟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願，識者當自知之。” 羽太信子患病期間，為了給妻子籌集藥費，周作人將記載了68年的日記賣給魯迅博物館。 1966年8月22日，一群紅衛兵衝進八道灣，砸了周母的牌位（魯迅博物館中，同一位母親的巨幅遺照受到了萬眾敬仰）。 24日早晨，紅衛兵宣布對周作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將他住的日式榻榻米的臥室砸爛，全家被洗劫一空，房子被查封。紅衛兵讓周作人跪在地上接受批鬥，用手中的皮帶不斷抽打他，讓他老實交待罪行。周豐一也被揪來陪鬥，紅衛兵綁住他的雙手，將他推倒在地，連踢帶打。他的衣衫浸滿血跡，人被打暈過去，被大雨澆醒過來，再鬥再打，不讓他有一刻喘息的機會。一個紅衛兵還把周豐一的手錶掠下來帶在自己手上。風燭殘年的周作人跪在一旁目睹兒子挨打，嚇得暈倒在地。

接著，紅衛兵命令周作人穿著黑色布衣，身上掛上寫著他名字的白布條，任憑人們在窗外觀看和辱罵。紅衛兵又將周作人等專政對象集合起來游街示眾。周作人脖子上掛著沉重的大牌子，面無人色，無力行走，只能跪在地上邊呻吟邊爬行。 這年8月23日夜，周作人寫下最後一篇日記：“晴。二十二度。上午閱毛澤東論文藝，下午吉宜為寄耀辰信又件，內春信等三冊。” 周作人被抄家後，魯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葉淑穗等人去看望了他：“當我們走進他被關的小棚子裡時，眼前呈現的一切確實是慘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齊的周作人，今日卻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臉色蒼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釘著一個白色的布條，上面寫著他的名字。此時，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著，看上去已無力站起來了，而且幾個惡狠狠的紅衛兵卻拿著皮帶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來。看到這種情景，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只好趕快離開……”

周家的房子被封，後罩房正對著的“老虎尾巴”被紅衛兵佔領，用於監視周氏一家，周作人只能蜷縮在後罩房的屋簷下，過了三天三夜。周家的老保姆悄悄做點食物，給他們送過去。天下起雨來，周作人的兒媳張菼芳硬著頭皮去央求紅衛兵道：“我們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給我們個安身的地方吧。”這樣，周作人才被允許睡在自家的澡堂裡。半個月後，張菼芳再次向紅衛兵求情，這次總算在漏雨的小廚房的北角為老公公東拼西湊搭了個鋪板床，讓他臥在上面。 紅衛兵為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15元，周作人10元。他們告訴糧店，只允許周家買粗糧。周作人一日三餐只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麵糊糊。由於營養不良，又整日被囚禁在小屋裡，他的雙腿很快就浮腫了。張菼芳只能到藥舖買點維生素片，等紅衛兵熟睡後，偷偷塞給周作人，週感激地堆儿媳說：“我還不如早點死掉算啦，免得這麼連累你們。”

到九、十月間，周作人兩次寫“呈文”，讓兒媳偷偷交給派出所。兩份呈文內容都很短，大意為：共產黨素來是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鄙人已年過八旬，再延長壽命，也只是徒然給家人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准鄙人服安眠藥，採取“安樂死”一途。但“請准予賜死”的“呈文”交上去後，就如石沉大海。 1967年4月末，周作人屢屢表示不想活了，他對兒子說：“我不如死掉還舒坦一些，也不想連累你們大家了……尤其是菼芳。她是外姓人，嫁到周家，跟著咱們受這份罪，實在對不起她……”他又加上一句：“我是和尚轉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