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鬩牆
魯迅和周作人，生長在同一個家庭裡，受相同的教育，都上新學堂，都到日本留學，一起以“週綽”的筆名發表作品，一起翻譯作品，一起到北大教書，五四時期，一起投入新文化運動，但後來兩人所走的道路，卻截然不同。
魯迅、周作人兄弟反目，也許兒時便有預兆。魯迅母親魯瑞曾經對許羨蘇說：“龍師父給魯迅取了個法名——長庚，原是星名，紹興叫'黃昏肖'。周作人叫啟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兩星永遠不相見。”這兩個法名正暗示了兄弟二人之後的失和。後來有人引用《詩經·小雅》中之句說：“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兩星永不相見”。
周作人少時，晚上睡下後常聽魯迅講故事。當時魯迅已經十五歲，看了《十洲》、《洞冥》等書，每天晚上睡下後不立即就寢，而是將書中看到的仙怪鬼神的傳說講給周作人聽，講的頗為細緻。後來，魯迅、周作人、周建人還三兄弟商量好，把壓歲錢湊在一起，合買了一本《海仙畫譜》。魯迅講的故事，周作人已不太記得，只是大哥講仙怪的情形卻是他永生難忘的，直到晚年所寫的《兒童雜事詩》裡，周作人仍然表示了不勝懷念的心情：
魯迅和周作人性格截然不同，魯迅偏急、峻切，周作人散漫。在日本留學時魯迅催周作人譯書，周作人因為天熱、氣悶，不願意幹，魯迅急了，就照頭上給了他一拳，後來被許壽裳等人拉開了。
魯迅對兄弟極好，特別是對周作人。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結婚後，留學官費不夠用，魯迅便回國，到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供養弟弟，支助弟媳一家（魯迅多次支助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九，並負擔其三次來中國的費用，還支付信子的三妹福子的學費）。魯迅對好友許壽裳說：“你回國很好，我也只好回國去，因為起孟（即周作人）將結婚，從此費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
1917年，經魯迅推薦，蔡元培聘周作人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這年，周作人出疹子，北京時正流行猩紅熱，魯迅很是害怕，愁眉不展，四處告貸，為周作人延醫買藥。得知周作人為出疹子後，便精神煥發地對許壽裳說：“起孟原來這麼大了，竟還沒有出過疹子……”他對周作人說，在你病重的時候，“我怕的不是你會得死，乃是將來須得養你妻子的事”。當時會館設施極為簡單，周作人病中，沒有便器，小便只能用大玻璃瓶，大便則將骨牌凳反過來，中間放上洋簸箕，簸箕裡鋪上厚粗草紙。每天周作人方便後，都是由魯迅親自倒到院子裡的茅廁去。
1919年底，魯迅全家搬入八道灣（今北京新街口），這齣房屋為魯迅選購，並親自設計修建。魯迅選中此處，是看中八道灣空地寬大，適合弟弟的孩子們遊玩。而在魯迅購物裝修之時，周作人卻攜妻赴日本探親遊玩。
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魯迅極為著急，又此處奔走，為弟弟籌集藥費。因八道灣人多嘈雜，魯迅將周送至西山碧雲寺靜養，他在這一天的日記裡憂傷地寫道：“清晨攜二弟往西山碧雲寺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後回，經海甸（今北京海淀）停飲，大醉。”
1923年7月14日，魯迅日記記載：“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17日，周作人的日記曾記載有關於他與魯迅矛盾的內容，但被他剪去了。 19日，周作人將一封絕交信交給魯迅，信中寫道：“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這日魯迅日記中記載：“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8月2日，魯迅與朱安搬出了八道灣，周作人在日記裡記載：“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胡同。”L指魯迅，周作人在日記中已不願再提到魯迅的名字。
1924年6月11日，魯迅、周作人發生了衝突，魯迅在日記裡憤怒地寫道：“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
據在八道灣居住的川島回憶，當時周作人曾經拿起一個尺把高的獅形銅香爐就要向魯迅砸去，被川島簽下。而周建人也曾經聽母親說過，魯迅在西廂隨手拿起一個陶瓦枕，向周作人擲去，他們才退下了。
次日，魯迅告知許壽裳昨日事件的經過。許壽裳說，魯迅回八道灣取書物，“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會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裡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
關於兄弟失和的原因，魯迅與周作人生前從未對人提及。魯迅從未在文章中提及失和之事，而周作人一再表示“不辯解”，他在《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上）》裡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
關於周氏兄弟失和之事，流傳有各種猜疑，有的說是魯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發現；有人說是魯迅趁周作人不在，調戲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絕後，兄弟失和；也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說來套魯迅，說他本來對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壓抑得不到釋放，試圖勾引弟媳被拒後，便惱羞成怒，與周作人夫婦打了一架後離開了八道灣；更有人說羽太信子原為魯迅的戀人，後被周作人奪愛；通說認為，周氏兄弟因為文化上的觀點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從中挑撥，造成兄弟失和。但無論哪種說法，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周氏兄弟的斷交，是因為家庭矛盾，與羽太信子脫不了乾系。
1964年，周作人在寫給香港友人鮑耀明的信中說，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中“關於我與魯迅的問題，亦去事實不遠，因為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隻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裡就是了。”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中有關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證魯迅日記中有關兄弟失和的記載外，也僅有如下幾句：“許壽裳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願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斷，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願同魯迅一道住。”
魯迅的好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胡塗，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
鬱達夫在《回憶魯迅》中說：“據（張）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周建人也認為兩位兄長失和的原因是家庭矛盾，因為周作人妻子的肆意揮霍。周建人說，當時魯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還有稿費、講課費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兩人的收入已經很高，但家中卻月月虧空。原因在於當家的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揮金如土。家中僱有許多僕傭，有紹興家中的老僕人王照鶴、管家、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採購的男僕人，還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的女僕二三人。即使周氏兄弟的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沒有這麼多的男女傭工。信子經常心血來潮，花樣百出，有時飯做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裡趕緊另包餃子；被褥用了一、兩年就不要了，賞給男女傭人，全部換成新的。魯迅不僅每月收入交公，多年積蓄也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則窮得夜裡寫文章時沒錢買香煙和點心。魯迅到上海後，曾對周建人講起八道灣的生活，說：“我已經涓滴歸公了，可是他們還不滿足。”
周建人還提到，一次，周作人說要把岳父母接到中國來同住，魯迅很不贊成，認為多年來寄錢供養他們，已經情至義盡了，今後可以繼續養老送終；他們還有別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國來了。
魯迅也曾對許廣平談及八道灣時的生活，他說，羽太信子花錢大手大腳，什麼都要買日本貨，一有錢就到日本商店買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無論大病小病，都要請本醫生來診治。錢花光了，便由魯迅去借，有時魯迅借了錢急忙回家，到門口看見日本醫生的汽車，魯迅便感慨：“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的呢？”
蘇聯盲詩人愛羅先珂建議信子養些家禽家畜，信子買了四隻小鴨子，鴨子要吃東西，信子便讓徐坤去找，結果徐高價買來泥鰍餵鴨。
許廣平認為，因為後來北洋軍閥政府欠薪，魯迅不能上交工資，於是便變得討厭起來了。魯迅回憶，周家的管家徐坤很會討周作人夫婦的喜歡，連周作人買雙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從外面叫人回來試樣子。徐的家眷與八道灣比鄰而居，魯迅看見徐常將食品從牆頭送出去，便將此事告訴了信子。信子狠狠地責罵了徐，但並不是責備他偷東西，而是責備徐“為什麼給他（魯迅）看見了”。而周作人則說：“辭退他對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沒人能替代得了，還是留著吧。”
周作人、周建人的孩子淘氣，在窗下玩火，魯迅看見了，訓誡幾句。信子知道後，罵道：“為什麼偏給他看見！”
日本作家增田涉說：“他（魯迅）常買糖果給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時沒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讓他們接受而拋棄掉。他用充滿感慨的話說：好像窮人買來的東西也是臟的。這時候使我想起他常說的'寂寞'這個詞來。”
俞芳在《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魯老太太曾對人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裡住下去，這真出於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魯迅）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魯老太太還說：“我說句實在話，分開倒對你們大先生有利。”“只當我少生了他（周作人）這個兒子。”
俞芳回憶說，朱安曾“很氣憤地”向人說過：“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
魯迅也偶然聽到信子對於孩子有這樣的呵責：“你們不要到大爹的房裡去，讓他冷清煞！”孩子卻不明白大人的矛盾，仍到魯迅房裡玩。於是，這也成了魯迅的罪過。
魯迅說，周作人“曾經和信子吵過，信子一裝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
1924年，魯迅在一篇短文中署名宴之敖者，魯迅曾對許廣平解釋過魯迅曾對許廣平解釋過此署名的意思：“宴從宀（mian，深屋），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遊也，從出從放）；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魯迅此後在兩地書中，也將羽太信子稱為“宴太”。
還有一種說法流傳甚廣，認為魯迅偷窺弟婦沐浴。針對此種說法，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裡解釋道：“據當時住在八道灣客房的章川島先生說，八道灣後院的房屋，窗戶外有土溝，還種著花卉，人是無法靠近的。”周海嬰進一步反駁說：“不過，我以20世紀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卻有自己的看法，這裡不妨一談。我以為，父親與周作人在東京求學的那個年代，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迴避。即是說，我們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的所謂'男女大防'，在日本並不那麼在乎。直到臨近世紀末這風俗似乎還保持著，以致連我這樣年齡的人也曾親眼目睹過。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訪問，有一回上廁所，看見裡面有女工在打掃，她對男士進來小解並不迴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間有門的馬桶去方便。據上所述，再聯繫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麼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退一步說，若父親存心要窺視，也毋需踏在花草雜陳的'窗台外'吧？”
當時與魯迅、周作人雙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謙（川島）曾對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主要是經濟問題。她（羽太信子）揮霍得不痛快。”
近年來，有說法認為魯迅與弟媳關係曖昧，甚至認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魯迅的妻子。這種說法認為魯迅與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而雙方都沒有公開失和的真相，想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1991年，千家駒發表於《明報月刊》的文章《魯迅與羽太信子的關係及其它》猜測：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經是魯迅的妻子，證據是魯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則日記。原文是：“午前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東京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元。”千家駒解釋說，“羽太”即羽太信子，魯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稱為“家信”，可知他們是夫妻關係。更有好事之人據此解釋，“魯迅”這個筆名中的“魯”字取其母魯瑞的姓，而“迅”（xun）與“信”（xin）在南方是諧音字，係指羽太信子，所以“魯迅”這個筆名反映了魯迅內心深處母愛與性愛的衝突。
但這種說法許多學者認為比較牽強。 1911年5月，周作人夫婦歸國。 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攜妹羽太芳子來紹興，照顧產婦。魯迅7月10日寄“羽太家信”，並不是寄給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給日本羽太家的信。當時羽太信子在浙江紹興，6月12日、6月29日曾兩次給魯迅來函，估計是向魯迅要錢。魯迅“寄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元”，顯然與羽太信子來信有關。魯迅也曾复羽太信子信，日記寫明是“與二弟婦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
日本人中島長文認為，魯迅兄弟的失和確定是因為羽太信子，但許廣平的回憶文章《所謂兄弟》中所說的教育部拖欠魯迅的工資不能成為信子“討厭”魯迅的理由，因為當時北大也拖欠周作人工資，且拖欠並不代表魯迅領不到工資；而許廣平的身份、回憶文章寫作的年代背景等，都會造成與事實的一些偏頗。中島認為，根據周作人提到的“薔薇色的夢”、魯迅1924年6月11日日記中“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許壽裳所說“作人則心地胡塗，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張鳳舉對鬱達夫所言：信子“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川島說“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的譯著《某夫婦》、發表於《語絲》的《抱犢谷通信》等，他猜測：1923年7月14日，魯迅和信子因為信子亂揮霍之事發生糾紛，魯迅要求分家，當日魯迅自己一人吃晚飯。周作人17日發現後，問信子為何大哥不和他們一起吃飯，信子便告訴週，魯迅調戲自己。周作人聯繫到魯迅與朱安的關係，便輕信信子所言，於是給大哥去函，致使兄弟失和。而信子說謊後，在以後的日子裡，不知不覺就感到，自己的謊話，好像是既成事實一樣，所以次年的6月11日魯迅回八道灣取書，信子攻擊魯迅的程度，超過了周作人。
1925年，周作人發表短文，其中引用了一首羅馬詩人的詩，中有：“兄弟，只囑咐你一聲珍重！”之句。不久，魯迅亦發表小說，開篇便說：“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這樣寫道：“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人總只有人的力量。”
兩週後，魯迅又發表小說《弟兄》，這篇文章完全是按照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驚慌失措、細心照料一事，並且向周作人表達了“鶺鴒在原”（鶺鴒亦作脊令，是一種生活在水邊的小鳥，當它困處高原時，就悲鳴向同伴求救，故詩經中云“脊令在原，兄弟急難”）的意思。
魯迅收藏的現代作家的譯著中，以周作人的譯著種類為最多。二人反目後，魯迅仍蒐集周作人的作品。
魯迅時常惦念周作人，他常對周建人說：“八道灣只有一個中國人了。”
《語絲》被張作霖查封後，魯迅擔心周作人的安危，給周建人、川島等人寫信說：“他之在北，自不如來南之安全，但我對於此事，殊不敢贊一辭，因我覺八道灣之天威莫測，正不下於張作霖，倘一搭嘴，也許罪戾反而極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當能相助耳。”
李大釗遇害後，周作人將李的大兒子李葆華藏在八道灣，後送其去日本留學。魯迅得知此事後，對周作人大加讚賞，魯迅去世後，周建人在給周作人的信中提及此事。
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譯稿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魯迅去時，編輯正在校勘，魯迅說：“啟孟的譯稿編輯還用得著校嗎？”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周作人說：“那總還是要看一遍的吧！”魯迅這才默不作聲了。
1933年，魯迅再次向弟弟發出求和的訊號，他在其詩《題三義塔》中寫道：“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魯迅知道周作人的“日本情結”，在逝世前特地讓周建人轉告周作人：“遇到此等重大問題時，亦不可過於後退。”
魯迅一次次示好並沒有得到周作人的響應，一直到他去世，兄弟二人都未能和解。
與魯迅斷交後，周作人依舊平靜地上課、作文。但他在1923年7月25日所寫的《自己的園地·舊序》中，重複了7月18日寫給魯迅字條中的話：“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
1924年6月，周作人寫《破腳骨》一文，據川島說，此文是針對魯迅，在文中，週暗示魯迅是個“無賴子”。
舒蕪在《周作人對魯迅的影射攻擊》一文中說：“周作人在公開發表的文字中，對魯迅的人身攻擊卻是時時處處，一觸即發，常常是非常惡毒的。”
周作人對魯迅和許廣平的結合亦有微詞，他說魯迅好色、納妾，晚年，他的日記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語。
雖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卻沒有斷了聯繫，他們都在《語絲》寫文章，有共同的朋友，周建人、川島不止一次充當了二人溝通的橋樑。二人還一致對外，在女師大驅趕校長楊蔭榆的風潮中，周作人在魯迅起草的《關於女師大風潮的宣言》上簽了字；在魯迅與陳源的比戰中，周作人毫不猶豫站在了長兄一邊。
荊有麟回憶，二人失和後，還常在北大教員休息室見面，一接觸便起爭執。可一旦有人攻擊周作人，魯迅便用給中筆名代弟弟應戰。成仿吾和魯迅論戰時，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為魯迅幫腔。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魯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緝捕名單，周作人知道後，馬上託人通知魯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發表後，友人們紛紛唱和，引發一場風波。魯迅卻能理解二弟，他在給楊霽雲的信中說：“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憭……”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課，他沒有請假，而是挾著一本《顏氏家訓》緩緩走進教室。在長達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周作人始終在講顏之推的《兄弟》篇，隻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課下課前幾分鐘，週揮一揮袖子，撣了撣粉筆灰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裡去。”這個時候，大家發現週的臉色非常難看。柳存仁回憶：“他並沒有哭，也沒有流淚，可是眼圈有點紅熱，臉上青白的一層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塊硬鉛似的。這一點鐘的時間，真是一分鐘一秒鐘的慢慢的捱過，沒有一個上課的人不是望著他的臉，安靜地聽講的。這個時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晉之間的阮籍喪母的故事。”
解放後，周作人寫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裡的人物》等作品，在談及魯迅時，也會稱“家兄”。陳邇冬回憶，他在周作人屋中見到過魯迅拓的漢碑，一次，週送他出門時，指著外院的丁香樹說：“這是家兄種的。”
1956年，到北京出席魯迅逝世20週年紀念活動的曹聚仁到八道灣拜訪了周作人。之後，曹在《與周啟明先生書》中寫道：“我們那天又談到了魯迅的作品，魯迅自己推薦了《孔乙已》，因為那一篇小說寫得從容不迫”，“我那天說到了自己的愛好，我是最喜歡《在酒樓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說法，你說，這是最富魯迅氣氛的小說”。
1958年，周作人在給曹聚仁的信中，談及上海魯迅墓前的塑像說：“死後隨人擺佈，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我從照片看見上海墳頭所設塑像，那實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豈非是頭戴紙冠之形象乎？假使陳西瀅輩畫這樣一張相，作為諷刺，也很適當了。”
1957年，周作人的女兒靜子在西北大學簡報發表《回憶我的伯父魯迅先生》一文。 1961年10月，周作人代靜子寫紀念魯迅的文章（見張鐵榮、張菊香合編《周作人年譜》）。有研究者認為，1957年周靜子的《回憶我的伯父魯迅先生》行文風格完全是周作人式的，周作人也將此文收入其《魯迅的青年時代》一書中，因此認為，《回憶我的伯父魯迅先生》也是周作人為靜子捉刀，只是周的日記並未記載。
徐淦回憶，他在與周作人日常閒談中常提到魯迅，“知堂很很坦率，從他的口吻中，我聽出他對傑出的兄長之愛和敬，始終如一，像兩人兒時、少時、青壯年、中年時的莫逆有增無減”。羽太信子一次給徐送茶時，也提到魯迅，周作人當時翻譯信子的話說：“內人告訴足下，自從足下來後，院子裡的左鄰右舍，都對她說，她們覺得又像過去大先生住在這裡的時候，看到通宵在燈下乾夜活的情形了，她們對大先生都是很敬愛、挺懷念的。”
1966年7月2日，周作人開始閱讀魯迅的雜文。周氏兄弟在離世之際，都是閱讀對方的文章。
周作人不僅與長兄魯迅失和，與三弟周建人的關係亦不睦。
據周海嬰記載，羽太信子懷孕後，其妹妹芳子從日本到紹興照顧信子。信子得到芳子無微不至的照顧後，漸漸離不開芳子了。為了把芳子長久留在身邊，她便準備撮合芳子和小叔周建人。
當時周建人青梅竹馬的表妹因病去世，他十分悲痛。信子便乘機灌醉了周建人，將芳子推進周建人的房間。魯迅談及三弟的婚姻時，說是“逼迫加詐騙成局”。
周建人與芳子婚後，信子更加肆無忌憚地使喚二人。夜深了，她不讓芳子回房照顧自己的孩子；她經常使喚周建人，動作稍慢就訓斥：“慢得像蟲爬！”“木乎乎，木手木腳的中國人！”
據俞芳記載，在紹興時，周建人與芳子關係尚好。周家遷到北京後，芳子看到姐姐大肆揮霍，十分羨慕，對信子言聽計從，效仿信子，貪圖享樂，常埋怨丈夫無能，不會賺錢。一次，周作人夫婦、芳子帶著孩子去遊玩，周建人準備同往，沒想到，他走到車子旁邊時，芳子一臉不屑地說：“你也去嗎？”周建人看著妻子冰冷的表情，十分難受。
周建人到上海後，希望妻子和孩子也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讓妹妹離開，芳子也不願離開，反而經常寫信向周建人要錢。後來，周建人積勞成疾，患了飛機和，芳子仍拒絕到上海照顧丈夫。五年後，心灰意冷的周建人與王蘊如結合。
魯迅去世的1936年冬天，魯老太甜八十壽辰，周建人、王蘊如到北京為母親祝壽。結果，信子、芳子大鬧壽宴，周建人與芳子的長子周豐二更是手持軍刀從屋內衝出，要砍周建人，被親友攔下。此後，周豐二打電話到日本領事館，要求他們扣留周建人，將其“法辦”。週、王二人無奈，只能提前回到上海。時候，魯老太甜傷心地對俞芳說：“如果大先生還在，八道灣不敢如此囂張……”
抗戰爆發前，馮雪峰認為，要讓周作人接觸進步勢力，他隱約表示讓周建人去接近周作人。也有人對周建人說，生物學家秉志由上海一家（書局）供養著，周作人只要願意來上海，生活完全不成問題，商務印書館或其他書局可以供養。周建人想起魯迅生前說過的周作人不如南來安全的話，於是致信周作人，懇請其來上海，但周作人未作复。
壽宴之後，周作人不再給八道灣寄錢，唯獨通過母親給大女兒馬理（週鞠子）每月二十元。抗戰時期，周作人通過日本使館，要求商務印書館直接將周建人的一半工資，匯給周作人。兄弟關係更加惡化。
解放後，羽太芳子向法院起訴，狀告周建人“重婚”。一些老友發現芳子的訴狀出自周作人之手（周作人說他改了幾個字），嘆道：“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法院經過調查，判決周建人與芳子實際離婚城裡，周豐二與周建人脫離父子關係。
劉哲民記載，解放後，鄭振鐸、茅盾、葉聖陶（周海嬰記載為葉聖陶、胡愈之）三人試圖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調解。他們拉著周建人到八道灣做客，周作人很客氣地招待了他們，但兄弟二人卻互相不搭理對方。面對此僵局，三人不知該如何勸說，只好無功而返。
周作人回憶，全國解放後不久，他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碰到周作人，二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腳步。二人都老了，周作人頗為淒涼地說：“你曾寫信勸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經這樣希望過。”周建人回答。
“我豢養了他們，他們卻這樣對待我。”
周建人聽了這話，覺得他還不明白，還以為自己是八道灣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實他早已是一名奴隸。
這次意外相遇，成為這對兄弟的永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