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婚姻

1922年7月，鬱達夫結束了他十多年的日本留學生活，回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參與了創造社對文學研究會的論戰。後為生活所迫，又去安慶法政專門學校任教。這時，他一面教書一面創作，勞累成疾。後來在安慶卸職後，貧窮又跟隨著他。他回家養病，以後又帶孫荃到了上海。但各處的生活和工作都不能使他滿意，他想到了自殺，又想到去俄國做勞工，都為親人所勸止。關於這一段的生活，他亦在自傳體的小說《蔦籮行》中有較為細緻的敘述。 1923年秋，他受聘於北京大學，擔任統計學講師；1924年初，他又赴武昌，擔任武昌師大文科教授，同年十一月他離開武昌，回到上海，不久肺病復發，只好回富陽、杭州療養。這期間，他和孫荃有簡短的生活。

1926年3月，鬱達夫受廣州中山大學的邀請，與郭沫若結伴同往。孫荃暫時住在北京鬱達夫長兄鬱曼陀家中，這時又添了第二個兒子熊兒，生活更加困苦。孫荃在給鬱達夫的信中備述了生活的艱難窘況，鬱達夫看後熱淚盈眶，日記中記道：“我真不曉得荃君如何在那裡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兒亦安好？”他立刻寄錢過去，但因為錢少，這又使他不得安心。他的大兒子龍兒又在這飢寒交迫中突患腦膜炎，鬱達夫聞訊日夜兼程地趕到北京時，龍兒已經埋葬四天了。由於愛子的夭折，鬱達夫便在北京滯留了兩個月，後又不得不返回中大上課，但心中一直在惦念著北京的妻兒，每隔七、八天收不到孫荃的來信，便焦急難耐。若有人去北京，他不是帶錢回去，就是捎一些燕窩去，盡心盡力地體恤著在孤寂中撫養著孩子的妻子。

後來由於創造社工作的需要，鬱達夫辭去了中山大學的教職，回到上海來。他本想到接回住在北京的妻子來上海共同生活，無奈拮据的經濟狀況使他不能這樣。在北京的孫荃也擔心鬱達夫的孤寂生活。當大雪紛飛，北京已是隆冬季節的時候，孫荃想到鬱達夫尚無棉衣禦寒，便冒了大雪到郵局給他寄去一件皮袍子。當鬱達夫取回皮袍時，心裡真是萬分地感謝孫荃，只一個心眼地想到如何想法子去報答孫荃。 孫荃以為能和丈夫團聚之時，卻不曾料到鬱達夫此時遇見了王映霞，並於1928年2月與王映霞結婚。孫荃從此就吃長素，念佛誦經，沒有再嫁。 鬱達夫的長女鬱黎民回憶母親：“在長夜漫漫中，她只得斷葷茹素，尋求精神上的寄託，成了虔誠的佛教徒。”鬱黎民還記得，小時候一覺醒來，往往能聽到隔壁小佛堂傳來母親喃喃的誦經聲，和著一下一下輕敲的木魚聲。

孫荃對兒女管教嚴厲。孩子放學回家，先要去她那里報到，做完了作業就在家看兒童畫報。抗日戰爭時期，即使四處奔波逃難，孫荃也隨身攜帶《唐詩三百首》等書籍，她還指導孩子們辦了一個叫《零碎》的刊物，三個小孩子輪流當責任編輯，每期每人要寫幾篇文章，不管是日記、故事、小小說還是散文，甚至還可以畫一張畫。 1931年3月，鬱達夫與王映霞之間的矛盾升級，他帶著複雜的心情回到了富陽老家，見到了久別的妻兒。他對兒子天民最是喜愛：“熊兒好，熊兒好，大頭大腦的，又健又壯，這雙手就像兩個粉糰。” 儘管鬱達夫請來岳母規勸，但孫荃不肯原諒他，她把鬱達夫安頓在樓下的西廂房，在自己和孩子們同住的臥房門上貼出“臥室重地、閒人莫入”的告示。

不過，在飲食上，孫荃還是按照鬱達夫過去的喜好和口味細心烹製。 “富春江的白魚，東塢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備”，鬱黎民說，離清明還有一些時日，孫荃就讓人到娘家的竹園挖出尚未露尖的早筍，採摘剛剛吐出新芽的綠茶，都是為了讓鬱達夫嚐嚐鮮。 在鬱黎民看來，起初母親對父親抱有深深的怨恨，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她由怨恨轉為理解，最後轉為同情，等到得知父親殉難印尼蘇門答臘的消息後，更變成了深深的悼念了”。 鬱達夫的侄女郁風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也提到後來三嬸（孫荃）慢慢拋棄了對三叔（鬱達夫）的怨恨，“而是饒有興味地像談起老朋友似地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裡”。 鬱黎民還記得，母親曾經說過一天晚上她夢見鬱達夫交給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孫荃對這個夢久久不能釋懷，她的解釋是“韭”的諧音是“九”，加上早夭的龍民，鬱達夫一共有九個孩子，孫荃覺得這是鬱達夫要她把遺留下來的所有兒女都照顧好，但是她又沒有這個能力，於是常常感到不安。

鬱黎民發現，母親高興的時候總是與父親有關。解放初一個清明節前的傍晚，富陽第一任縣委書記來到家裡，看到桌子上放著一盤青蒿，這是富陽的風俗，用來做清明果的。書記就問：“這也能吃？”孫荃回答：“能吃。”隔了一天，政府就送來了80斤大米，原來這位北方乾部以為這一家人還在吃野菜度日。受到政府這樣的禮遇，孫荃總覺得這是丈夫給她的榮耀。 更讓孫荃感到榮耀的，是1952年鬱達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認為烈士，她領到了由毛澤東親筆簽名的烈屬證，這讓她感到無上的光榮，並且成為晚年的精神寄託。 孫荃去世前，很少離開鬱家老屋，堂屋裡始終掛著鬱達夫的手書對聯：“絕交流俗因耽懶，出賣文章為買書。”1978年3年29日孫荃逝世，享年82歲。

1927年1月14日，鬱達夫在留日同學孫百剛（也是王家世交）家中邂逅了王映霞，一見傾心，立刻墜入情網，不能自拔。當天，鬱達夫就邀約了孫百剛夫婦與王映霞一同出去午飯，前前後後顯得異常的興奮豪爽、周到細緻，可謂備極殷勤。在當晚的日記中他寫道：“中午我請客，請她們痛飲了一場，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愛的映霞，我在這裡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裡憶我？” 王映霞比鬱達夫小11歲，原名金寶琴，杭州人，因過繼給外祖父王南為孫女，改名王旭，字映霞。王映霞為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生，是一個性格活潑的知識女性。王映霞長身玉立，肌膚白皙，從小就有“荸薺白”的雅號。她面如銀盤，眼似秋水，鼻樑是希臘式的，挺而直，嬌軀略現豐滿，曲線窈窕，骨肉停勻，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師範就讀時，就有“校花”之譽，及笄而後，更居當時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鬱達夫一見傾心，遂求再見、三見，於是上演了現代文壇一段轟轟烈烈的戀愛傳奇。

1927年，鬱達夫在寫下許多革命性很強的政論的同時，也寫下了許多情書和日記。鬱達夫還將自己的日記集於當年9月交北新書局出版，名曰《日記九種》。此書的出版事前並未經過王映霞同意。在《日記九種》中，鬱達夫詳細地描述了他和王映霞從相識、相知到相愛的全過程。他語無倫次地將他遲到的愛情說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侶”。兩個被神箭射中的情侶，偷偷地躲在西湖邊神昏顛倒地訴說情話：一個把自己比作玉皇，覺得世界上再也沒有比自己更快樂的生物；一個把自己比著皇后，已經快樂得說一句話都很困難。在日記裡，鬱達夫甚至連與王映霞接吻的次數都有詳細的記載，哪一次親吻得最長都有明確的記錄。 這場戀愛理所當然地遭到了許多人的反對，其中包括孫百剛、鬱達夫的長兄鬱曼陀，甚至於是當時創造社的潘漢年、葉靈鳳。鬱達夫追求王映霞的成功最主要得力於王映霞的祖父王南的支持。王南，字二南，清末貢生，當時為杭州著名文化人。王南很愛惜鬱達夫的才華，因此並不忌諱鬱達夫已有妻室和3個孩子，並且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

鬱達夫在與王映霞擁抱和狂吻之時，“覺得世界上最快樂、最尊貴的經驗，就在這一刻得到了。”此時，鬱達夫在信中對王映霞的稱呼也是最親熱的，在名字前加上“最親愛的”字樣。 鬱達夫認識王映霞兩個月，有一日在見過王映霞後，在日記中記到：“在馬路上也看見了些粉綠的賣婦，但我對她們的好奇心，探險心，完全沒有了，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我的醜惡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淨化了。” 1927年6月5日，鬱達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訂婚，次年2月在上海結婚，3月遷入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正式組建了小家庭。 王映霞在自傳中到她與鬱達夫的婚禮：“l928年的春天，鬱達夫和我準備結婚。地點問題，倒著實經過考慮，最後才決定去日本東京。既然已決定下來了，我們就印發請帖，請帖上是2月21日在日本東京精養軒結婚，通知了中外親友。後來臨時由於經濟問題解決不了，鬱達夫說不去東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親不同意，然後和我商量決定。在2月初，我們就到北火車站附近的小旅館裡去租住了一個多月，到了3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居住。不久就在南京路的東亞飯店（原址在現南京東路浙江路的服裝公司）請了兩桌客人，請的是幾個比較接近的朋友，這一次的請客，就算作是我們的喜筵。” 鬱達夫一直沒有與孫荃離婚。鬱達夫表示過“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就是一定要與王映霞結婚的決心。但是他卻受到了來自鬱家的壓力，特別是兄長鬱曼陀對他的壓力。鬱曼陀憑藉的是法律，曾多次寫信告誡他“這是要犯重婚罪的”，在弟弟的婚姻問題上毫不讓步。鬱達夫無奈之下，只能讓自己與孫荃的婚姻繼續存在下去。 而在這種情況下，鬱達夫與王映霞只能選擇了低調的婚禮。據學者研究，鬱達夫取消東京的婚禮並不是因為經濟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於鬱達夫“為了達到既要向王映霞家交待'已經結婚'，而在世人面前又是'沒有再婚'這樣一種目的”。 王映霞的同學顧鶴壽夫婦就接到了請帖，而且他們夫婦當時也正在東京，2月21日這天他們到精養軒參加王映霞和郁達夫的婚禮，卻“撲了個空”，然後再寫信問王映霞。鬱達夫和王映霞說孫百剛為介紹人，可孫百剛本人卻不出席，只有他夫人出席了他們的婚禮。而且孫百剛在當時自稱反對此事，幾十年後寫《鬱達夫與王映霞》（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對鬱、王結合也仍持反對態度。所以，鬱達夫與王映霞只能算是同居。 鬱、王同居次年即發生鬱達夫因一言不合而突然出走寧波的事，此事最後由鬱達夫向王映霞之母寫“保證書”了結。此後鬱達夫發脾氣，又多次出走，王映霞說：“鬱達夫在外祖父面前是經常寫悔過書的，多寫後就不起作用了。”1932年1月在上海，王映霞“叫鬱達夫請來了律師徐式昌，和北新書局經理李小峰，當著眾人的面，鬱達夫寫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權贈與書'。律師、書局、和我三方各執一份。”原來，面對鬱達夫原配未棄的實況，王二南先生出於對外孫女未來的憂慮，督促鬱將其所有著作的版權，簽署正式的法律文件贈與王映霞。面對王映霞的要求，鬱達夫雖答應並照辦，但卻感到錐心之痛，情愛的馨香居然泛出錢財的銅臭。 1933年春，鬱達夫遷往杭州，並擬定居於彼時，魯迅等朋友就勸阻過，魯迅還專門寫過一首詩《阻鬱達夫移家杭州》，從許多歷史典故說明杭州險惡。但鬱達夫還是把愛巢建在王映霞的故鄉——杭州，可謂愛屋及烏。 1936年初，鬱達夫在杭州橫河橋場官弄建成了自己的住房，取名為“風雨茅廬”（現為橫河派出所），共有3間住屋2間書房，佔地一畝一分四厘，共花去一萬五六千元。鬱達夫為此負債四千元。然鬱達夫一生在此屋內僅居住3次，時間加起來尚不足一個月。這座房屋的房契寫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後被王映霞出售。 雖然經歷了多次不快，但鬱達夫依舊依戀王映霞。為謀生計，他到福建投奔陳儀。一個人在異鄉，鬱達夫一直思念王映霞，他於1936年在日記中寫道：“晚上獨坐無聊，更作霞信，對她的思慕，如在初戀時期，真也不知什麼原因。” 鬱、王二人的關係不久便走到了瀕臨劈裂的邊緣。 1938年7月5日，鬱達夫在漢口《大公報》第四版公然刊登《啟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鑑：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搬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鬱達夫謹啟。” 原來此處“某君”即指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許紹棣，許此時剛剛喪偶，也正攜三個女兒在麗水，與王映霞朝夕相處。鬱達夫聞聽有關兩人的傳言，本就將信將疑。在福建時，鬱達夫在廟裡抽得了一支怪簽雲：“寒風陣陣雨蕭蕭，千里行人去路遙。不是有家歸未得，鳩鳴已佔鳳凰巢”，使他對早先聽說的王氏與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有染的緋聞，由懷疑漸近乎相信。後來，鬱達夫返回杭州，又在自己家中發現了許紹棣的信件，終於忍不住大怒，夫妻爭吵。鬱達夫將這些信批量影印贈送友朋，聲稱是打官司的“憑證”。王映霞則匆忙捲帶細軟躲到一個律師朋友家中。鬱達夫請過郭沫若來查看現場，並在報上大登侮辱性的啟事，且致電致信浙江軍政府，籲請查找王映霞。 據說，1938年暮春，鬱達夫從徐州回漢口家中，見王映霞正在書房讀信，王一見鬱來，便將信草草撕了幾下丟到痰盂裡。鬱將信從痰盂中撈起一看，正是許紹棣給王的情書。二人鬧翻。鬱達夫每一喝醉，便指著自己的鼻子說：“我是烏龜，我是烏龜！” 後經友人調解，1938年，7月9日，鬱達夫與王映霞簽訂《協議書》：“達夫、映霞因過去各有錯誤，因而時時發生衝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獄，旁人得乘虛生事，幾至離異。現經友人之調解與指示，兩人各自之反省與覺悟，擬將從前夫婦問之障礙與原因，一律掃盡，今後絕對不提。兩人各守本分，各盡夫與妻之至善，以期恢復初結合時之圓滿生活。”週象賢、胡建中為見證人，雙方“和解”。 7月10日，鬱達夫在《大公報》又登出《道歉啟事》。 德國馬漢茂輯《給鬱達夫的信》中第二封，本為王映霞“致鬱達夫夫君收存”的“字據”： 映霞因一時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無所寄託，致與許紹棣君有精神上的熱戀情事，現經友人調解及自己之反省，覺此等情事，實與夫妻生活有礙。今後當絕對與許君斷絕往來，夫婦共同努力於圓滿家庭生活之創造。 此致 鬱達夫君收存
有人認為是王映霞先寫了這張字據交鬱達夫收執，鬱達夫才肯在《大公報》刊登有“神經失常”字樣的《道歉啟事》的。但王映霞在《自傳》中堅決否認這張字據。 然而感情的裂痕卻自此愈來愈深，終至最後在南洋惡臉相向。鬱達夫把上面提到的簽詩和他所寫的詞，連同年（民國）三十六到三十八年間作的十八首律詩與絕句集為一編，加以註解，名曰《毀家詩紀》，在香港《大風》雜誌上公開發表，詳細敘說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熱戀情事”；並聲言不要稿費，轟動一時，成為當年的熱門話題。鬱達夫在詩詞中將王映霞比作妾。情變後王氏出走，鬱指其為“逃妾”，並在其丟下的一襲紗衫上題“下堂妾王氏衣物”。 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相對應，在文中他否認與許紹棣的關係，並極力對鬱達夫攻擊，甚至有“蒙了人皮的獸心”等語，也是辯誣過頭，幾近謾罵。在報紙的推波助瀾之下，一對“富春江上神仙侶”終於覆水難收，以“協議離婚”分道揚鑣。王映霞從新加坡孤身回國，鬱達夫則攜帶兒子鬱飛繼續在南洋飄泊，直到1945年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王映霞後嫁於華中航業局經理鐘賢道，據傳當時婚禮極盡鋪張奢華。鬱達夫失踪後，鬱達夫與王映霞所生的兩個兒子（鬱飛除外）也被送到孫荃處撫養。 2000年12月，王映霞去世。 汪靜之在《王映霞的一個秘密》中揭露，王映霞的外遇對象並不是許紹棣，而是戴笠，因為害怕戴笠對鬱達夫包括自己不利，所以他一直沒有說出來，他還寫道：“1946年夏我回到上海，我的妻子的一位同學錢青（也是王映霞的同學）說：'王映霞從南洋回到重慶和某人（我忘了姓名）結了婚，就要戴笠幫忙，戴笠給她丈夫做運輸汽車隊隊長，在滇緬路直到重慶做運輸工作，汽車運私貨，大發財。抗戰勝利後，1945年戴笠給王映霞的丈夫做運輸方面的宜昌站站長，也是發財的職務。上海接收時戴笠給了王映霞一座接收下來的洋房，成了王映霞所有的房產。'這位同學又說：'戴笠一直是王映霞的姘頭，我有可靠證據。'” 對於汪靜之的暴料，王映霞之女認為純屬謠言，“此人到了老年，整個心態不正常，愛罵誰就罵誰。”鬱達夫之子鬱飛的妻子則說，這是把許紹棣以訛傳訛當成了戴笠。但是，許多研究者認為此並非子虛烏有的無稽之談，鬱達夫投奔陳儀，以及此後遠走南洋，很有可能就是為了躲避戴笠。鬱達夫沒有徵得王映霞的同意就帶王映霞出國來到新加坡，以至於王映霞後來說自己是“被騙到了星洲”。 對於鬱王的婚變，身為鬱達夫好友的郭沫若與曹聚仁則為王映霞打抱不平的。 “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彷彿是成為一種病態了。別人是'家醜不可外揚'而他偏偏要外揚，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的想像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地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曹聚仁則轉引易君左的話說，“但達夫的舉動粗糙惡劣，確有令映霞難堪之處。……假如幾百年前，唐伯虎這樣揭穿了秋香的秘密，秋香還會相安於室嗎？”“彷彿達夫之做'烏龜'，乃是命定了的呢！” 而另外還有一種說法，則是說有一位馬來西亞檳榔嶼歌女玉嬌小姐最後促成了鬱王婚變。 1939年元旦，鬱達夫擔任《星洲日報》編輯的同時，又前往馬來西亞檳榔嶼參加該報的姊妹報《星檳日報》的創辦典禮，就是在那裡，他結識了歌女玉嬌。據說那玉嬌彷彿是王映霞年輕時的化身，而此時的王映霞，已是三個孩子的媽媽，顛沛流離，憂患餘生，兼之婚姻觸礁，哪裡比得上玉嬌的綺形玉貌，艷麗多姿。鬱達夫在玉嬌身上，找到了王映霞年輕時的影子，燃起了他即將熄滅的愛情火焰。王映霞知情后，對他們本已觸礁的婚姻，無異於絕望至跌落冰底…… 王映霞將自己與鬱達夫關係破裂的原因歸結於鬱達夫，她在《王映霞自傳》中說： “我曾看見一篇文章裡說：'……髮妻荃君，既遭遺棄，又藕斷絲連，憐念有加，暗中往來如故。這一切都是他們夫婦隙末兇終的因素……'此話並不是沒有道理，說要與孫荃離婚，但實際上只是分居，而且他在詩中幾次把我當作妾姬看待，如他寫的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就有： 另一首《偶感寄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