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仁厚
沈從文幫助青年人不遺餘力，他培養過的年輕作家有穆旦、杜運燮、鄭敏、袁可嘉、陳敬容、李瑛、汪曾祺、吳小如等。
沈從文對朋友很是慷慨，一次，張兆和的妹妹張充和、大弟張宗和與靳以約好去看戲，正好有人來借錢，沈便對他們說：“四妹、大弟，戲莫看了，把錢借給我。等我得了稿費還你們。”二人只好把口袋裡的錢都掏給了他。日後靳以來，沈對靳以說：“他們是學生，要多用功讀書，你年長一些，怎麼帶他們去看戲。”靳以被他說得眼睛一眨一眨地，不知說什麼好。以後張充和等人再看戲，就不再經過沈家了。
巴金和曹禺常談起沈從文，覺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熱心幫忙的人只有沈從文，至少沈數第一。
王西彥在杭州一所高中師範程度的學校讀書時，學校來了一位中國公學畢業的青年國文教師，寫得一手好詩。這位其貌不揚的窮詩人和王所在班級一位出生名門望族的女同學戀愛了，並不顧女方家庭反對，宣布結婚，引發了一場風波。王后來才知道，這位詩人得到了其中國公學老師沈從文的支持，二人結婚前，沈還給詩人出的一本詩集作序，詩人將這本詩集作為禮物送給了自己的夫人。
1946年，湖南遇特大旱災，沈從文在報上刊登啟事，為家鄉賣字賑災。他在啟事中說：“湘災嚴重，死亡太多。我會寫幾個草字，想義賣100件，全部作賑災捐款。”
1947年，詩人柯原的父親故去，為父親治病及辦理後事，家中欠下一筆債。與柯素未謀面的沈從文賣字替他還債，沈在《益世報》登出啟事，讓買字的人自定規格，將價款直接寄給柯原，直到為柯還完欠款為止。三十多年後的1980年，柯原才第一次見到了沈從文，此事也被傳為文壇佳話。
沈從文為學生修改作品，並寄給相熟的報刊，盡量爭取發表。他一生為學生寄稿的郵費，加起來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抗戰時期，通貨膨脹，郵費不斷上漲，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貼滿郵票。為了省一點郵費，沈總是把稿紙的天頭地腳頁邊都裁去，只留一個稿芯，使分量盡量輕一些。稿子發表，稿費寄來，他必親自給學生送去。李霖燦在麗江畫玉龍雪山，他的畫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從文代為出手的。汪曾祺在昆明寫的稿子，也全部是由沈從文寄出去的。
一天晚上，汪曾祺喝得爛醉，坐在路邊。沈從文經過，以為是一個生病的難民，趕緊走近看看。發現是汪後，他和兩個學生趕緊把汪扶到沈家，灌了好多釅茶，汪才醒過來。又一次，汪曾祺去拜訪沈從文，當時汪正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沈從文開門一看，二話不說，出去給汪買了幾個大桔子抱了回來。
沈從文曾擔任多家報刊的編輯，經常選用青年作者的稿件，為他們加工潤色。與其共過事的周定一回憶：“經過他看過的許多青年作者的稿件都有他細心修改的筆跡：有的只稍作字句改換，有的地方則大拆大改，處處見著手成春的功夫。他為此不知傾注過多少心血，把一篇篇青年作者的文章收拾得乾淨利落去面見讀者。”
一次，沈從文給一位字跡寫得非常潦草的青年作者去信說：“大作拜讀，極好。只是字太難認識。以編者寫草字能力說，認識尊文猶十分費力，排字人和校對吃力可知。因恐錯誤，易失本意，故特寄還。”他還婉言勸這位青年將字寫清楚，因為“此雖小事，亦作者一種義務，且近於道德”。
50年代，在午門和端門之間的文物展室，20多歲的志願軍戰士王予予自戰地歸來到這裡看展覽，沈從文熱情地為他一個人反复講解，結果王予予看展覽足足看了一個星期。王予予返回朝鮮時，沈還送給他們團部一些書籍，豐富他們的業餘生活。王予予轉業後，選擇了文物事業，進了考古所，成為從事絲織品保護的專家。
黃永玉回憶，沈從文能容忍世界上最囉嗦的客人馬拉松式的訪問，彷彿深怕他們告辭，時間越長，他越熱情。
1972年，從乾校剛回北京的沈從文託人打聽得知巴金家的地址後，馬上寫信去問候老友。 16年後，巴金回憶道，一次他挨完批鬥後，在指定的屋子裡坐好準備學習，有個女孩走進來說她是沈從文的親戚，沈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原處，巴金只回答一句：“我仍然在原處。”不久，女孩又來問他地址，考慮好幾天后，巴金才把地址交給她。很快，沈的信就寄到了。巴金回到家，病中的夫人蕭珊拿著五張紙，反复看著，含淚說：“還有人記得我們啊！”在那樣的年代，巴金未敢回复隻字片語，連蕭珊去世的消息都未敢告知沈從文，但他卻對沈從文充滿了感激。
1985年，巴金從上海到北京參加政協會議，特地去看望沈從文。 80多歲的老人由女兒攙扶著爬上五樓，在樓梯上還差點摔了一跤。沈過意不去，巴金卻說：“這是我心甘情願的，摔了一跤也樂意。”
文革期間，巫寧坤（西南聯大外文系學生，曾請沈從文指導過文章）一家發配到安徽農村落戶，無人問津。 1973年底，他意外地收到了沈從文從北京寄來的信，密密麻麻寫了六頁。一個月後，沈又寄來滿滿八張紙的長信，鼓勵巫不可因貧病交迫而“自暴自棄”，並以己為例對巫說：“今年已72歲，工作中竟充滿童心。”
沈從文的弟子黃能馥一度想放棄文物研究工作，沈知道後，叫來黃，低聲問道：“聽說你灰心想改行了？”黃看著沈憔悴的面容，鼻子一酸，說不出話來。沈堅定而嚴肅地對他說：“目光要遠大一些。國家不能沒有文化，不能沒有傳統……”黃從此堅定了文物研究的信念，後來成為我國服飾文化研究的三大專家之一。
沈從文晚年，王亞蓉一直協助他工作。 1975年的一個夏日，王亞蓉因為高燒，沒有去沈家，當時沒有電話，也沒法通知。午後，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王聽見婆婆正盤問一個人，她聽聲音覺得是沈從文，忙起來去看，正是他，“下午兩點烈日當空，臉紅漲漲的滿頭汗珠，右手還挎著個四川細竹編的籃子”。原來，沈見王沒有來，知道她肯定有什麼意外，於是買了些水果、魚肝油之類的補品，頂著烈日，橫跨東城、西城兩個區，到海淀區的王家探望王亞蓉。王極為感動，從此再也沒有缺過勤。
蕭離回憶，一次，考古研究所的幾個人準備去故宮陶瓷館學習參觀，想請沈從文給他們講解一下。年過七十的沈欣然應允，坐著電車，還抱著十幾斤重的幾大冊圖錄。在陳列室裡，他邊看邊講，同時用圖錄作補充，整整為他們講了一個下午。
蕭離說，搞文物這一行有個“知識私有”的壞風氣。沈從文恰恰相反，從不藏私，有人來求教，必傾囊相授。他全憑記憶寫成幾十張幾百張卡片，分裝在大大小小的紙袋裡，上面註明“內××材料”、“××有用”、“此供××參考”，放在桌上、窗台上、箱子上、書架上，到處都是。
王亞蓉回憶，南方有一個工藝美術史的研究者將自己的書稿寄給沈從文審閱，沈喜得知音，不僅從頭到尾審讀了四次，還盡其所有，為該書增加了不少資料，讓原本薄薄的一本小冊子成為了二十多萬字的大著。
1982年，沈從文最後一次回家鄉時，三個中年人帶著禮物前來拜訪，一見沈就跪下連喊“恩人”。沈大吃一驚，細問才知，三人來自距鳳凰一百多里的銅仁縣，他們於文革期間到北京上訪，身無分文時，到湘西老鄉沈從文處求助，當時處境艱難的沈慷慨解囊，他們才得以順利回到家鄉。沈已經想不起有這件事情，而張兆和只是隱隱記得好像有幾次類似的事情，但眼前這幾個人，她也記不得了。
沈從文收到一封誤投到他門上的來自湖南某監獄的信，信既無詳細地址，也無姓名，落款是“義兒”，信是給“媽媽”的，讓“媽媽”給他寄10元錢。沈從文將信轉給了在《株洲日報》工作的龍海清幫忙打聽，並附信說：“從信中分析，必是個年齡不大，判了重刑，或冤濫情形的，十分可惜。……這本可不加過問，但始終感到不安。因為信中語氣，明顯是在無可奈何中，十分痛苦，恐怖到近乎瘋狂，有待親人援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