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十一章利沃尼亞
曼德拉被轉移到羅本島最高治安監獄，關押在單人牢房內。這是與開普敦隔海相望的一個監禁地。
在南非大陸上，破壞活動仍繼續進行。到1963年年中，大約發生了200起武裝行動，其中很多是“民族之矛”的人在東開普地區幹的。在西開普地區和特蘭斯凱，幾個白人被殺，並且發生了與警察的對抗，這些活動標誌著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武裝組織“波戈”(我們自己幹)的出現。
5月1日通過了“90天拘留法”。沃斯特的保安警察可以不經審判直接關押人。單獨禁閉、不准與外界聯繫，可以長達90天，而且還可以超過，直至沃斯特所說的“無限期”。在此期間，他們可以不停地審問，直到得到“滿意”的答复。成百上千的男男女女突然消失，進入監獄和警察拘留所，遭受一個反對黨議員所說的“令人精神崩潰的折磨”。很快就傳出肉體折磨的證據：電刑、半窒息、不斷毆打。 9月，非洲人國民大會開普敦的一名成員路克斯馬特·索旺德·思古德爾成為第一個因政治原因被關押而死於刑訊的人。
對付那些被懷疑參加非法組織者的緊急措施增加了：對宣揚“以暴力或強力”手段變革社會的人、對參加訓練或得到情報用於實現共產主義或者某一非法組織的目的者，判處5年監禁直至死刑。 (幾個月前沃斯特列出的所謂共產主義者名單中共有208個“非白人”和129個白人。)
已經服刑期滿的政治犯還可以立刻重新逮捕；一項針對羅伯特·索布克韋的法令就是如此。索布克韋在服完3年刑期後，又被被捕拘禁到羅本島，單獨關押在一所小房子裡。
對這些強化警察國家的法律，一直堅決提出反對意見的是一位議員——海倫·蘇茲曼。她是白人中為一個更人道的社會而努力的人士的代表。這些人中有律師、教士、工會活動家和學者。參加過破壞活動的一些白人和一兩個有色人，很快也遭到圍捕和90天的關押，有些人逃離南非。
沃爾特·西蘇魯不斷地被騷擾。 1962年他被捕6次，後來又被判6年監禁，理由是推進達到非洲人國民大會目標的活動和鼓動1961年的“待在家裡”罷工。他被交保釋放，等待上訴。 1963年4月20日，他轉入地下。兩個月後，他的妻子阿伯蒂娜按90天拘留法被捕。
7月12日，保安警察進行了一次最驚人的突然襲擊：西蘇魯和另外8個人在約翰內斯堡郊外利沃尼亞一所房子裡被捕。曼德拉在從事地下活動期間曾住過這所房子。據說，警察曾威逼和收買一個按90天拘留法被關押的人，是他提供的情報。但是可以肯定，利沃尼亞這個政治集體中的某些人對他們的安全過於自信，在隱蔽時，他們在一個不現實的“地下”世界中活動。儘管總把政府稱為“法西斯”，但他們沒有以應有的警惕對待它，這個失誤將繼續削弱解放運動。一大批可以作為罪證的文件被警察發現。後來又有3人被逮捕。
6個被捕的白人中，有兩個從拘留所逃跑，另一個在壓力之下同意出庭作證，後來逃離南非。第4個因證據不足，很快被釋放。剩下的兩個人中，一個是萊昂內爾·伯恩斯坦，他是一個設計師，是叛國罪審判的被告之一。另一個是丹尼斯·戈德伯格，工程師，來自開普敦。
在被捕的非洲人之中，戈文·姆貝基和雷蒙德·姆拉巴來自東開普敦，埃利亞斯·莫索萊迪和安德魯·姆蘭蓋尼與西蘇魯一樣來自特蘭斯凱。艾哈邁德·卡塔拉答是其中唯一的印度人，他從學生時代起就很活沃。他們全部按90天拘留法被關押起來，毫無音訊，與家人和律師失去了聯繫。他們被單獨關押期間，警察忙於審問和調查。顯然警察沒敢虐待這些領導人，但是，莫索萊迪和姆蘭蓋尼還是受到折磨。
曼德拉突然從羅本島轉回到比勒陀利亞監獄。沒法得知外界的任何消息，他只能猜測將會發生的事情。
在監獄裡，所有的人都按種族關在各自隔離區內，但每晚都有一個相互交流的機會：獄卒的喊叫在傍晚停下來之後，歌聲開始在牢房中迴盪，非洲人高唱起傳統的民歌和自由之歌。在熄燈前歌聲逐漸消失。在寂靜中，有人高喊一聲“權力”——曼德拉的聲音？可能嗎？一個白人被拘留者驚訝地想。四周立即響起了應答：“屬於人民！”
利沃尼亞案被拘留者的家屬請了律師，盼望到時候能對他們進行公開審判。布拉姆·費舍爾(英國王室法律顧問)和沃農·伯朗基率領這個律師團，他們曾在叛國罪審判的辯護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還有兩名年輕律師——阿瑟·查斯卡爾森和喬治·比佐斯，他們後來為很多政治審判進行辯護。喬爾·喬夫擔任被告代理人。
從一開始，處理這個案子就很棘手。政府公開宣布被捕者有罪。但是辯護團沒有辦法弄清到底誰將被起訴，也不知道指控的罪名。審判開庭的前一天，公訴人波西·尤塔博士告訴辯護團，到比勒陀利亞監獄，他們就能知道誰是他們的委託人。
在監獄的一間接待室，費舍爾、查斯卡爾森、比佐斯和喬夫見到了在利沃尼亞被捕者。隨著前行的腳步聲，曼德拉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看守跟著他既震驚又欣喜，囚犯和律師們圍在一起。曼德拉和西蘇魯緊緊擁抱。大家接連與曼德拉握手。費舍爾把曼德拉介紹給查斯卡爾森和喬夫。他們吃驚地發現，曼德拉體重幾乎下降了40磅，囚犯的製服短褲和襯衣顯得很肥大，他的臉顯出不健康的黃色。但是他的舉止仍然是驕傲的，他們發現他的笑聲和以前一樣自信，他依然平和而輕鬆。
在磋商的過程中。喬夫發現曼德拉自然成為他們當中的領導者，然而他從不下命令。他總是平靜地商討、爭論，最後聽取他同事們的意見。他的氣度甚至感染了監獄工作人員，他們對待他雖說不上尊敬，但好像認識到他是一個“大人物”。這並沒有減少他們對他主張的仇恨，但包含著對這個的一種畏懼。有一次，當他向一個白人看守提出抱怨時，得到的反駁是：“你們當政時，對我們也會這樣。”
雖然起訴的內容還不清楚，但是從向新聞界透露的消息來看，辯護團顯然將進行一場艱苦的鬥爭才能使這些人免於死刑。
1963年10月9日，比勒陀利亞正義宮法庭周圍佈滿了武裝警察，法庭內他們也無處不在。保安警察和新聞記者們超過了到法庭旁聽的白人。但是“非白人”公眾席擠滿了被告的家屬和支持者。法庭的另一邊坐著外交官和其他貴賓。
溫妮·曼德拉沒能出席。從1962年1月28日起兩年她受禁令的限制，使她不能離開約翰內斯堡。她提出出席審判的要求被拒絕了。
被告們乘坐一輛武裝護衛車到達，歡迎他們的人群高呼著：“權力，曼德拉！”“屬於人民，西蘇魯！”法庭灰暗的牆壁和高高的穹型屋頂，使人想起美國南部的洛可可式建築。從天花板垂下來一個老式電扇在檢查官桌子上方慢慢旋轉，搖搖晃晃，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警察背包裡裝著催淚彈守衛在門口。儘管有保安警察的恐嚇，旁聽席仍擠滿了人。旁聽者的姓名和住址被記錄下來，他們在離開法庭時還被拍照。
夸特斯·德·韋特，德蘭士瓦省大法官，穿著猩紅的長袍，端坐在一個木刻的天棚下。他的對面，曼德拉和其他被告佔據的被告席是一個匆忙加大的長長的大木箱。
這些人的舉止很堅毅，但在幾個月的單獨禁閉之後，他們看上去很憔悴。布拉姆·費舍爾對他們所受的待遇提出抗議，並且要求法庭休庭並改善被告的監禁條件。他的爭辯獲得成功。
幾週後，他們的狀況有了明顯改變。特別是曼德拉，與老朋友們在一起使他變了一個人。他不再顯得消瘦，又穿起三件一套的西裝，重現昔日的風采。
“法庭肅靜！起立！”又是警察，人群，儀式，法官堂皇就位。布拉姆·費舍爾首先集中抨擊國家的起訴書。他指出這是一個寫得極差的法律文件，在其明顯荒謬的斷言中，包括指控曼德拉所參與的那些破壞活動，實際上都發生在他被監禁很長時間之後。法官表示同意，並撤銷了起訴。按照法律，被告被釋放。
但是在他們作出反應之前，斯旺波爾中尉——一個最臭名昭著的警察，已經在敲擊著他們的後背宣布：“我以破壞罪名逮捕你們！”他們又被粗暴地送到牢房。
12月3日上午重新審判。曼德拉帶領他的同志們進入被告席，然後又是法庭起立，法官入座。宣讀經過修改的起訴書：訓練招募人員從事破壞活動和進行游擊戰，以暴力革命為目的；在外國軍隊進攻共和國時陰謀進行援助，以便推動共產主義；為實現這些目的，從阿爾及利亞、埃塞俄比亞、利比里亞、尼日利亞、突尼斯和其他地方尋求並接受款項。
然後，書記官問：“第一號被告納爾遜·曼德拉，你申明有罪還是無罪？”
“站在被告席上的應該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無罪。”曼德拉堅定地說。
被告剛剛申明完畢，原告波西·尤塔就開始散發他的演講稿：1份給法官，1份給辯護團，8份給新聞記者。他清了清喉嚨，正準備宣讀，被站起來向法官提抗議的費舍爾所打斷。他指著尤塔前面桌子上的麥克風，問法官是否知道南非廣播公司企圖向全國廣播起訴人的講話——這是一個最不尋常的程序。
法官下令拆掉那個麥克風。尤塔開始發言。他宣稱民族之矛的活動是企圖造成“混亂、暴力起義和叛亂，隨後在恰當的時候使外國軍事力量侵入這個國家。”他還補充說：“在混亂、騷動和無秩序的狀態中，企圖建立一個過渡性的革命政府以接管行政部門並控制這個國家”。
他先斷言被告對222起破壞活動負有責任，後很快又改為193起。他的結論是，被告這樣策劃他們的運動，以使1963年“成為他們的解放之年，擺脫所謂白人統治的枷鎖”。很顯然地把非洲人國民大會與泛非主義者大會混淆了，後者曾經發出過這樣的號召。尤塔後來把1963年5月26日說成是“和發動游擊戰爭相呼應的群眾起義日”。這個日子的選擇使被告和他們的律師感到迷惑，因為當時除炸藥外，民族之矛只有一支汽步槍，曼德拉曾用它練習過打靶。
這就是公訴人對整個案件所提出的線索。雖然政府證人作證民族之矛的領導人曾指示其成員不要威脅人員的生命，尤塔仍然在談論殺人和企圖殺人。這引起辯護團的憤怒。起訴中沒提出任何有證據的斷言。法官承認除民族之矛外，其他組織也從事破壞活動，並承認在所提出的193起事件中，無一件造成人員死亡，而且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被證明是民族之矛的責任。
從一開始，曼德拉和他的同志們就對他們的辯護人明確表示，他們對這個審判的法律方面不感興趣，而要將它作為一場政治鬥爭。他們決心驕傲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在敵人面前表現輕蔑。他們準備承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參加了使政府倒台為目的的政治運動；他們不同程度地了解或參與了軍事和半軍事性行動。如破壞活動的準備工作。他們都歡迎有這樣的機會，利用法庭作講壇向全國乃至全世界澄清他們對南非的主要政治問題所持的立場。但是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會洩露有關他們組織的情況，也不會透露有可能危及他人的情況。
實際上，政府訴訟的中心問題是破壞活動。除事件的數字之外，對此不僅不可能辯駁，而且被告也不打算否認。
當局對此不滿意，又找來公然撒謊的證人。在173個證人中，尤塔對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這樣介紹的：這個人作證時不准旁聽，因為他面臨“生命的危險”。尤塔補充說，他不反對新聞界在場，只要他們不辨認這個人，只稱他為“X先生”。
“X”是布魯諾·姆托羅，他曾是納塔爾地區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和工會會員。他走到法庭，一群白人保安警察陪著他，把他當作英雄。人們承認在嚴刑拷打和長期禁閉之下會有人垮下來；但是不可理解的是姆托羅在沒有受到這種折磨的情況下，竟然故意牽連別人而且捏造證據。辯護團發現，姆托羅確實曾經為民族之矛進行過破壞活動，但是他的同志們不了解，他曾經三次犯偷竊和欺詐罪。他在提供有關曼德拉的證詞時，把事實和虛構混在一起，開始描述曼德拉訪問回國之後在納塔爾地區指揮部所作的報告。
他虛構說曼德拉是共產黨員。喬夫這樣描述曼德拉的對策：
曼德拉說，既然民族之矛在接受審判，既然他是它的領導人，他不願通過法律的細微差別而解脫自己。如果宣判他無罪，而他的同志們和追隨者被判有罪，他將深感不安。他在道義上不感到有罪，因除了訴諸暴力外沒有別的選擇。他唯一感到後悔的是他們的計劃遭受夭折。
在1963年炎熱的夏季之後，政府的訴訟逐步展開，尤塔提到在利沃尼亞查獲的幾百份文件，包括標有警察局、班圖政府辦公處、發電站、鐵路線和非洲人警察住址記號的地圖。尤塔經常引用的一個文件叫做“馬伊布耶行動”計劃。它概述了游擊戰和外國干預問題。布拉姆·費舍爾把它描繪成“一個完全不現實的、出自一些幼稚和冒險的想像的計劃。”它在曼德拉被捕後出現，因此曼德拉對此一無所知。但有關曼德拉訪問旅程中日記卻在利沃尼亞被查獲。他以為已經被毀掉，實際卻沒有。這是典型的忽視安全。
隨著證據積累的增多，被告的情緒開始波動，但是曼德拉卻沒有這樣。他仍在團結和鼓舞大家。他們在一起嘲笑警察，特別是把斯汪波爾作為笑料。這是一個長著濃密的紅發的人，穿著運動上衣和法蘭絨長褲。他們和律師商討問題時，他總徘徊在接待室門前，一副沮喪相。因房間里安了竊聽器，他們用互相寫條子來討論重要問題。有一次，伯恩斯坦遞給喬夫一個條子，說他、姆拉巴和卡特拉答想爭辯他們無罪——雖然他們政治上活躍，但是從沒有捲入過民族之矛。喬夫看完後在一個煙灰缸上燒這個條子，被斯旺波爾從走廊瞧見。曼德拉迅速寫了一個條子：“斯旺波爾是不是一個漂亮的傢伙？”又向喬夫使眼色，並很小心地把條子遞給他。喬夫認真地看看，把它揉起來。當喬夫正掏出火柴時，斯旺波爾快步跑過來抓住條子。他一邊往門外走，一邊說：“嘿，老兄，咱們得小心監獄失火。”看完條子，他一臉怒氣，走了。曼德拉說，現在他們會讓我們安靜一會了。
每當辯護人推翻一個證人的證詞，警察就向被告的家屬報復。西蘇魯的兒子，雖然不到16歲，也按通行證法被抓了起來。埃利亞斯·莫索萊迪的妻子卡羅琳，按90天拘留法被抓，丟下7個孩子，而辯護律師卻無力幫助她。法官認為這個事件與此案無關；她被關了113天。
審判開始五個月後，1964年2月29日，當局結束訴訟。辯護團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準備。他們力量不足但任務艱鉅：分析幾百份文件和陳述，採訪全國各地的證人，並且要得到每一個被告和陳述。困難的增加不僅由於談話被竊聽而拖延了他們的工作，而且還由於新的接待室很不方便，不像以前那樣隨便坐在一起。現在被告與律師們被一個高台子所隔開，上面有鐵欄杆，高台兩邊各有5個固定在水泥地上的凳子。
律師們在監獄長奧卡姆普上校的帶領下來到高台的一邊。在對面，曼德拉和另外4個人坐在凳子上，其他4個人不得不在後面站著。曼德拉有禮貌地微笑著，問道：“先生們，今天有什麼，巧克力還是香草糖？”他的嘲笑使上校惱火。辯護律師們提出，在這樣不舒服的接待室無法進行令人滿意的磋商，但抗議無人理會。他們要求允許在監獄兩小時午飯期間與被告交談，也被拒絕：曼德拉和西蘇魯是罪犯，絕不會允許他們吃三明治。
布拉姆·費舍爾告訴曼德拉等人，他們必須成功地證明對游擊戰問題從來沒有作出決定，確定的政策一直是在破壞行動中不得傷害性命。他補充說，“我必須坦率地說，即使我們成功了，法官也可能強加給死刑。”喬夫知道費舍爾多麼不願意談論這個可能性。莫莉·費舍爾曾經告訴喬夫，她夜裡怎樣一次又一次聽到她丈夫在睡夢中呼喊，“我們必須救他們！”喬夫也夢見過他們走上斷頭台，醒後驚出一身冷汗。
辯護團在曼德拉和其他人是否應該作證問題上發生分歧。喬夫特別反對他們在法庭上受盤問——他一向敬仰和崇拜這些人，不能讓尤塔那樣的人譏諷他們。但是喬治·比佐斯堅持，除非他們能提供證詞並使法官相信，他們從未決定進行游擊戰，否則將是死刑。另外，他感覺，法官在聽到他們在證人席上的發言後，就更難把他們送上絞刑架。費舍爾不否定任何一方的意見，他要問被告的態度。
西蘇魯說他們當然不害怕尤塔的盤問，姆貝基認為他們的論辯是強有力的。曼德拉對喬夫說，“我想，喬爾，作為一個律師我能理解你的觀點。你關心的是拯救我們的生命，對此我們也很關心，但這是第二位的考慮。我們首先關心的是奉行我們的政治信仰。我們在為自由和尊嚴進行鬥爭，像以前我們曾說過的，重要的是怎樣做在政治上正確。終究，我們必須講明真理。”他徵求其他人的意見，他們也一致贊同。
“那麼就這樣定了。”費舍爾說，並遞給曼德拉一個條子。比佐斯傳給其他被告同樣的條子。上面寫著：“如果曼德拉想按自己的方式發表一個響亮而明確的政治聲明，唯一的辦法是從被告席上。他寫的答復是，他想接受法庭盤問。他感到很難忍受尤塔嘲諷非洲人民“所謂的”苦難，以及把非洲人國民大會污衊為受到共產黨的控制。但是其他人同意辯護團的意見：曼德拉應當從被告席上強有力地陳述他們的立場，然後其他被告將對付法庭辯論。經過多次條子爭論，曼德拉勉強同意。
然後喬夫遞給他一個條子，曼德拉看時露齒一笑。條子說，這個決定必須保密，因此他們要裝作他正準備提供證詞，這樣可方便供給他文件。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是使監獄當局忙個不停，更不要說尤塔。 “順便說一下”，曼德拉大聲對喬夫說，“我需要叛國罪審判的檔案，以準備我的證據”。他一面微笑著想像尤塔不得不刻苦鑽研100本厚厚的檔案，一面燒掉喬夫的條子。
喬夫開始不斷往監獄里送標明給曼德拉的一本本文件和書籍。這些書包括經濟學論文集和托爾斯泰的，曼德拉很想看這本書。監獄當局把這本小說退給喬夫，並說明上司不許把共產主義的書籍送進監獄，有關戰爭的共產主義書籍，絕不能送。
在牢房裡，曼德拉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時間一遍又一遍地撰寫和修改他的聲明。 1964年4月20日，星期一，他和其他被告一起被一輛重兵押送的囚車送到正義宮法庭。在擠得滿滿的法庭裡，溫妮·曼德拉和他的婆婆坐在一起，老人是特地從特蘭斯凱趕來的。莊重而又健壯的曼德拉老太太為她的兒子感到驕傲。溫妮被允許出席審判會，卻禁止她穿傳統的部落服裝，原因是這可能引起什麼“事件”。陪伴她的是一位穿著滕佈人服裝的年輕親友。尊貴的觀察員們充分顯示出自己的氣派，他們在法庭的出現或因地位的重要，或因過程的緩慢而引起人們的波動。
英國王室法律顧問布拉姆·費舍爾主持辯護：承認政府證詞中一些部分，但是同樣重要的是，有些部分要否認。他說，最重要的是，在承認民族之矛策劃了破壞活動的同時，辯護人將否認制定過一個開展游擊戰的計劃。
“這一點要否認嗎？”法官問。
“是要否認！”費舍爾回答，“證據表明，在進行游擊戰爭準備工作時，並沒有製定任何計劃，而且在整個過程中都希望避免採取這一步。”然後他補充說，“閣下！辯護將以第一號被告宣讀一份聲明開始，他本人參予了民族之矛的建立。”
“閣下！”尤塔站起來喪氣地喊了一聲，請求法官提醒被告，他從被告席上發言，還不如接受法庭盤問。
“我認為，尤塔博士，”法官回答，“被告的辯護人有足夠的經驗對他的委託人提出建議，而無需你的幫助。”
一向彬彬有禮的費舍爾對法官表示讚賞。他告訴尤塔：“我們和我們的委託人都知道刑法的條款。”然後繼續說，“我請納爾遜·曼德拉發言。”
曼德拉慢慢站起來，整了整他的眼鏡，然後平靜地、不慌不忙地開始宣讀：
他接著闡述了非洲人國民大會與民族之矛的關係，糾正了官方的證詞並描繪了政府所施行的暴力。政府的暴力最終導致1961年決定以暴力回答暴力。 “但是我們採取的暴力行動並非恐怖主義。我們這些組成民族之矛的人都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成員，我們都有非洲人國民大會非暴力的傳統，把談判視為解決政治爭端的手段。”
他簡單談到1912年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成立，以及在長期鬥爭中所奉行的非暴力政策。
曾說過，“誰能否認，30年來我一直在徒勞地、耐心地、溫和地、有節制地叩打一個關閉的、緊鎖的門？溫和態度的結果是什麼呢？過去30年來人們看到的，是大量的用來限制我們的權利和發展的法律，致使我們今天處於幾乎無權的地步。”
曼德拉接著敘述了1952年的“蔑視運動”，所通過的更加苛刻的法律沒能阻止抗議，在叛國罪審判中他們的所有罪名都被一一推翻了，“其中包括非洲人國民大會企圖建立一個共產黨國家的罪名。”
政府總是企圖給它的對手貼上共產主義的標籤，就像在這次審判中一樣。但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從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在沙佩維爾槍殺慘案以後，非洲人國民大會被宣佈為非法組織時，曼德拉和他的同事們決定違抗這個法令。他毫不懷疑，任何一個自尊的白人政治組織，如果被一個在其中沒有發言權的政府宣佈為非法，它就不會自行解散。
他談到人民的情緒，他們很長一段時間裡已經談論暴力反抗，談論有一天他們會與白人戰鬥奪回自己的祖國。
他提醒法庭記住，暴力已成為南非政治舞台上的特徵：“在城鎮地區，已經出現了一些小組，他們自發地制定計劃進行暴力形式的政治鬥爭。如果不加以適當的引導，會面臨這樣一種危險，這些小組可能對非洲人採取恐怖行動，也會對白人這樣做。”特別引起不安的是農村地區出現的那種暴力，“這種暴力越來越成為他們內部的衝突並不是和政府的鬥爭。雖然和政府的鬥爭是引起暴力的原因。這種內部衝突，除了造成傷亡和仇恨之外，別無所獲。”
因此，在1961年6月初，他和其他同事開始籌劃成立民族之矛。
他申明，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民族之矛有區別，前者永遠保持群眾政治組織的性質。至於民族之矛，它的創建者感到，這個國家正在陷入黑人和白人相互鬥爭的內戰，在製定計劃時必須考慮這種前景。 “我們需要一個靈活的、能根據形勢的需要而隨相應變的計劃。首先是，這個計劃必須承認內戰是最後一著，把對這個問題的決定放到將來。我們不想被投入內戰，如果內戰變得不可避免，我們打算做好準備。”在四種可能的暴力鬥爭形式中，選擇了破壞，並在作出其他決定之前要盡量採取這種方式。
在第一批破壞行動以後，白人沒有作出變革的反應。他們退回到之中，這是南非白人的特點。
白人報紙發表文章說從事破壞活動會被處以死刑。如果這樣，怎麼能使非洲人避免恐怖主義的行動呢？
他說到幾十名非洲人由於種族衝突而喪生。這個國家還能承受多少次沙佩維爾慘案不使暴力和恐怖主義提上議事日程呢？
他敘述了自己的非洲之行，他對戰爭藝術的研究和他所接受的訓練課程。法庭上有他對這些事情所做的幾本筆記，這是在利沃尼亞得到的。
對姆托羅的證詞中一些部分進行反駁以後，他談到政府的另一個論斷，即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共產黨有共同的宗旨和目標。
把自由憲章看作實現綱領的起點，而不是它的最終目的。
他還舉例說明共產黨人參加了殖民地國家爭取獨立的鬥爭。如在馬來西亞、阿爾及利亞和印度尼西亞，這些國家都未成為共產黨國家。他還說過去共產黨人能夠而且確實參加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其中有摩西·科塔尼和J·B·馬克斯。他回憶說，年輕時，他在青年聯盟成員中曾經主張把共產黨人開除出非洲人國民大會。但這個提議遭到失敗。反對者包括保守主義者。其理由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從開始就應將自己建成一個涵蓋各種政治主張的非洲人民的議會，而不是僅包括一個派別的政黨。他最後接受了這種觀點。
曼德拉談到自己的立場問題。 “我首先認為自己是一個非洲愛國主義者”。接著他介紹了他在特蘭斯凱的滕布蘭地區代理大酋長監護下的成長過程。現在他被無產階級的理想所吸引，這部分是因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部分也來自他對早期非洲人社會結構和組織的讚賞。那時南非的土地屬於部落所有，也不存在剝削。
《大憲章》、《民權法典》，是全世界民主主義者所心儀的文件。他補充說，他非常欣賞英國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以及美國的國會和獨立的司法制度。他的思想受到西東方兩方面的影響，他希望在尋找政治解決方案時完全客觀。
曼德拉接著又轉到共產主義問題。他對展出的三份他的手稿作了說明：他的一位老朋友，既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成員也是共產黨員，這個朋友曾勸他加入共產黨。他卻予以拒絕，並批評共產主義的著作立場不鮮明並且充滿難懂的術語。他的朋友讓他把想法重新寫一份材料。曼德拉告訴法庭，“我同意了，但是我沒能做完這件事……直到這次審判展示這份未完成的手稿，我沒有再見到它。”
曼德拉接著談到來自國外的資金援助，這些錢用來補足他們在國內的籌款。在叛國罪審判時，這類援助來自西方國家的同情者和組織，當時他們並沒有感到有必要尋求其他資金來源。但是在民族之矛成立後，考慮到資金的缺乏會影響到他們的活動規模，於是他提出從非洲國家募集資金。在與非洲國家的政治運動領導人交談時，他發現他們當中幾乎每個人都接受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的援助。一些著名的非共產黨、甚至反共的非洲國家，也接受同樣的援助。回南非後，他向非洲人國民大會提出建議，他們不應僅限於到非洲和西方國家尋求幫助，也應設法從社會主義國家籌集資金。
政府曾提到民族之矛的成立是受共產黨的啟示，共產黨則企圖利用“假想的苦難推動非洲人民參加軍隊，這表面上是為非洲人的自由而戰，實際上卻企圖建立一個共產黨國家。”
曼德拉聲明：
他引用了約翰內斯堡這個最繁榮地區，一般非洲人家庭中46% 的家庭入不敷出。伴隨著貧困的是營養不佳和疾病盛行。南非是世界上嬰兒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但是，非洲人抱怨的不僅是貧困。白人制定法律卻是為了保持這種狀況。 “因擺脫貧困有兩條路。第一通過正規教育；第二工人在工作中提高技術以提高工資。就非洲人而言，這兩條道路都通過立法被有意識地剝奪了。”
他列舉了1960——1961年白人和黑人教育經費開支的數字，說一個白人孩子的教育費用等於黑人孩子的12倍，而同時班圖教育制度對非洲人的限制使他們的教育更為低劣。由於就業的膚色限制，所有好工作都給白人留著，黑人工會不被承認，黑人的罷工不被准許。
曼德拉繼續說：
從他自身的經歷，從他作為律師和政治領導人中所見到的一切，曼德拉明確指出了非洲人民在宣稱代表歐洲基督教文明的政府的統治下，所遭受的苦難和他們的願望：
一個非洲人男子不曾因為通行證而與警察有過接觸。每年有成千上萬的非洲人因為“通行證法”而被關進監獄。更糟糕的是“通行證法”使丈夫和妻子不能生活在一起，而導致家庭生活的破裂。
這種家庭生活破裂和赤貧導致社會生活的嚴重破壞和黑人城鎮所獨有的種種暴力事件。監禁和死刑也沒有能醫治這種膿瘡。
曼德拉講到這兒停下來。法庭非常安靜。他抬起頭看著法官，當他重新說話時，聲音低沉：
他坐下。旁聽席傳出深深的嘆息聲。接著又是一片沉寂。然後法官對布拉姆·費舍爾說：“你可以叫你的下一個證人。”
曼德拉說了4個多小時。現在是第二被告沃爾特·西蘇魯。作為辯護的主要證人，他要反擊原告長時間的進攻。然而一旦掂量出尤塔的分量，西蘇魯就忘記了自己是處在被告席上。他有11年沒在公共場合露面了，現在他卻要控制這個講壇。他和戈文·姆貝基的任務是講清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民族之矛的不同。姆貝基、卡塔拉答和伯恩斯坦講他們長期忠於共產黨。所有的被告都堅決否認制定過游擊戰計劃。
尤塔博士準備代表政府作最後發言。他把幾大厚本交給法官，然後開始從第一本講起。他再一次宣稱游擊戰爭不僅獲得了同意，而且確定了開始日期。法官打斷他，要求他承認，他沒有提供證據來推翻辯護人所堅持的沒有進行游擊戰的決定。尤塔放棄了，“如果閣下願意這樣認為的話”。尤塔的發言持續四天，既不試圖作分析，也不對證據進行評價。
他最後說：“證據清楚地表明，沒有警察的行動，南非今天就會捲入了一場血腥的、野蠻的內戰。公眾應該給予警察很大的感謝。”
辯護人提出實質性的法律爭論。布拉姆·費舍爾使德·韋特法官確認沒有就游擊戰爭作出決議或確定具體時間。
曼德拉和另外6個人對有些指控給予承認，卡塔拉答，伯恩斯坦和姆拉巴則否認了所有指控。這就面臨著兩個問題，對否認所有指控的怎樣判決？對承認有些指控的曼德拉和他的同志會不會判死刑？
1964年6月的一個星期一和星期二，曼德拉在獄中完成倫敦大學法律考試的論文(他後來通過了)。在星期四，6月11日，法庭再次開庭。溫妮·曼德拉和她的婆婆及澤妮、津姬一起到庭。曼德拉的兩個女兒，一個5歲，一個4歲。因不准孩子們進入法庭，只得和朋友們一起留在外面。
比勒陀利亞的教會廣場上人群擁擠，警察密集。在正義宮裡還有武裝警察，旁聽席上傳出嗡嗡的談話聲。當曼德拉帶領他的人從下面的牢房登上台階進入被告席時，法庭安靜下來。
庭長用3分鐘時間宣讀了判決。曼德拉為民族之矛的主要發起人，其目的就是搞破壞。辯護人的觀點被接受，即這些領導人指示“在行動中應該注意不傷人或不殺人”，但是他們應考慮到破壞活動“有可能會失去控制。”這些領導人沒有同意游擊戰計劃。他補充說，“我不認為被告的動機像他們期望法庭相信的那樣利他。人們組織革命通常都想接管政府。”
法官最後說：“判決是：納爾遜·曼德拉犯有所指控的全部4條罪行；沃爾特·西蘇魯犯有所指控的全部4條罪行……”
只有萊昂內爾·伯恩斯坦被宣判無罪，但當即又遭斯旺波爾逮捕。罪名是過去某時曾違反對他的禁令。
法官將在第二天宣布他們刑罰。法庭休庭。曼德拉向他的妻子和母親招了招手。當曼德拉等人乘一輛重兵押解的囚車回去時，他們從鐵窗伸出手來，向歡呼的人群致以傳統敬禮。阿伯蒂娜·西蘇魯帶領人們唱起《上帝賜福非洲》。
喬爾·喬夫對以後情況作了描述：
在黑人城鎮，人們冒著極大危險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大力支持利沃尼亞案的人們。同時，在國外出現了抗議示威浪潮和祈禱儀式。在宣判前，氣氛極其緊張。聯合國也發出呼籲，要求無條件釋放利沃尼亞案涉及的人以及南非所有的政治犯。這個決議有106票贊成，只有南非一票反對。報紙社論反映了人們的情緒。保守的《星期日電訊》評論道：“南非悲劇的實質是，象曼德拉這樣的人發現他們處於法律的對立面。”《紐約時報》的評論是：“對全世界大多數人而言，這些人是英雄和自由戰士。他們是南非的喬治·華盛頓和本·富蘭克林。”
《泰晤士報》預言：“歷史將作出判決，最終的罪人將是當權的政府——而這也是世界輿論的判決。”
為了使這些人免於死刑，布拉姆·費舍爾邀請了兩名尊貴的南非人為減刑進行鬥爭。一位是哈羅德·漢森，英國王室法律顧問。他把非洲人爭取權利的鬥爭與阿非里卡人為自由而進行的鬥爭進行比較，並引證了減刑的先例，甚至包括對造反和叛國罪的減刑。另一位是阿倫·佩頓，自由黨全國主席和虔誠的基督教徒。他讚揚曼德拉、西蘇魯和姆貝基的真誠和勇氣，談到他們一點沒有復仇的慾望。他呼籲“為了國家的前途”對他們仁慈。
6月12日，從威特沃特斯蘭德到比勒陀利亞間40英里長的道路上，到處是警察的路障和武裝部隊。正義宮外面眾多的人靜靜地等了好幾個小時。婦女們舉著標語牌：“支持我們的領導人！”“不要眼淚——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法庭內，曼德拉和其他被告平靜地聽著法官宣判：“被告所犯的罪行……實質上是重大叛國罪。政府決定不以這種形式指控。鑑於此，經過對本案認真考慮，我決定不判處極刑。”人們鬆了一口氣。但法官繼續說，“在我的職責範圍內，這是我僅能表示的寬大。對本案所有被告的判決將是終身監禁。”被告席上的人們向公眾席上的群眾微笑。曼德拉豎起大拇指，在走向監獄之前最後一次向人們致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敬禮。
年輕的律師們和布拉姆·費舍爾默默握手。拯救這些人的生命是他的首要責任，他們免於死刑是他在法律上的勝利。
法庭外面的大街上，溫妮帶著女兒澤妮和津姬等著最後看她丈夫一眼。但是人群太擁擠。當曼德拉等人的囚車走過時，口號聲響成一片——“權力！屬於人民！”美國廣播公司“全景圖”電視節目記者魯賓·戴找到溫妮進行了採訪，她發表了強有力和勇敢的聲明。然後，她鑽進自己的汽車，一面向人們致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敬禮，一面開車離去。當她回到奧蘭多家裡時，讓孩子們睡下以後，她再也忍耐不住而痛哭起來。
艾伯特·盧圖利在一篇向全世界發表的感人聲明中說，利沃尼亞案的被告們代表了南非政治鬥爭中“最崇高的道德和論理”。他呼籲“南非最強大的盟友——英國和美國……採取最堅決的行動進行製裁”，以“盡快結束這令人憎恨的種族隔離制度”。
南非白人輿論中極端對立的觀點反映在兩份報紙的社論中。一份阿非里卡人國民黨的報紙說，“利沃尼亞的陰謀是十分邪惡的計劃，有人企圖發動黑人革命而使白人失去自由的生活方式。”《蘭德每日郵報》則認為，這次審判抓住人心之處，在於它告訴人們“一個為自由和尊嚴而鬥爭的經典故事，它的失敗具有希臘悲劇色彩。利沃尼亞是一個值得記住的名字。”
丹尼斯·戈德伯格，作為被告中唯一的白人，被送回比勒陀利亞中央監獄。曼德拉、西蘇魯、姆貝基、姆拉巴、莫索萊迪、姆蘭蓋尼和卡特拉答被飛機送往羅本島。他們拒絕對判決提出上訴。
根據南非官員的說法，對政治犯來說，終身監禁將是不折不扣的。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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